郭春霞 王巧明
摘要：《重刊详校篇海》脱胎于韩道昭的《四声篇海》，是在成化本《四声篇海》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在“篇海类”字书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重刊详校篇海》是足本，可作为研究的底本，亦可补北京大學藏本的残损。此书全面采用直音和反切两种方式注音。它的反切可与成化本《四声篇海》进行对比，直音可与《新校经史海篇直音》进行对比。其反切系统有不少唇音“类隔切”，显系存古;其直音系统较为完备，为明末官话语音研究提供了一大宗新型语料，是比反切更珍贵的材料，对直音进行系联，可推求出明末官话的音系。研究该书的语音，需注意区分它记录的新旧两个语音层次。《重刊详校篇海》不依附于韵书，在近代汉语语音史上具有与韵书同等重要的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它还不够重视。
关键词：《重刊详校篇海》反切直音官话音系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韵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循旧作新的过程（《中原音韵》除外），字书亦如是。
金元明三代的字书以“篇海类”为主，其远祖可以追溯至顾野王的《玉篇》甚至《说文》。这一字书群以《玉篇》为蓝本，不断进行重修和改编，源流演变清晰可辨。在韩道昭的《四声篇海》[1]及以前，这类书都以“篇海”命名，注音以反切为主，偶用直音;元代大概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四声篇海》一书无甚大的发展，以翻刻韩书为主;金元两代的刊本保留下来的多残缺不全，梨枣漫漶;韩书在明代的多次重修中，以成化三年至七年释文儒的修订及刊刻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海篇类”字书有：直音系、篇海系、心镜系、字海系。（大岩本幸次2004）明代万历年间，在成化本《四声篇海》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种“直音系”字书，他们在名称上小有变化，改“篇海”为“海篇”。《新校经史海篇直音》（以下简称《新校》）就是明代书贾对成化本《四声篇海》的全面改编，是最早的直音化的字书。（韦乐2015）对比《重校经史海篇直音》（以下简称《重校》）和《新校》的一些差别，可知《重校》的产生早于《新校》，且《新校》在改编中参考了《重校》，另有《重校全补海篇直音》，是以《重校》为底本，增字增部，辨别字形，增改释义而成。（郭敬燕2014）
一、成书及版本情况
在“直音系”字书产生稍后的时代，“篇海系”字书又有新的发展。成书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由赵新盘、李登校订的《重刊详校篇海》即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重刊详校篇海》虽非原创，但它在“篇海类”字书中承前启后，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歧路口”的位置上。对此，可以用一个源流图来展示[2]：
《重刊详校篇海》，全书五卷，每卷分前后册，共十册，以天干标目，总收445部，比《四声篇海》多一个“臭”部，部首虽无三十六字母及四声的标志，顺序一仍其旧，始见终日。部内字的排序，少于一百字的部，不分段;收字多的部则按部首以外的字画数分段，一至三画为一段;从四画起，大体每画一段，亦有某画段字少而与其他画段合为一段者。按该书正文各部首下所记字数相加得39248字，但每部所记字数多与实际收字不符，将该书所有字头逐一录入Excel表格，最后统计实得39291字。书前有李登序一篇，作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即1608年。据序言交代，此书先由赵新盘以“篇海旧本为稿草”，参考《洪武正韵》、《韵会》、《集韵》（当是《改并五音集韵》）、《韵学集成》，在为宦政暇时，“采而辑之”，历经多年，“几以成书”，因为“绾于政务”，最后交由李登完成。序后有“八十五翁”及“李士龙”的印章，序内称“登尝从事于艺业，虽精力不逮，而尚能佐校订之役”。可知李登是在晚年接手并完成赵新盘余下的工作的，并对全书进行了统一校正。收字滥，注释疏，是重修详校的原因，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旧本《四声篇海》进行损益，目的是杜绝愆忘之患，不使“承讹袭故”。此书晚于李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1586）二十余年，李登在完成《私编》后才参与校订《重刊详校篇海》。
该书收字审慎有节制，不似前出的各种“篇海”“海篇”好奇务博、滥收无边。它删去成化本字头17311个，其中删有音无义字头8758个，删有音有义字头8553个，增字1342个;此书一出，字书盲目求大求全之风稍敛。（王硕鹏2008）这是《四声篇海》最好的一个修订本，“就其实际内容看，犹如重新编了一部具有楷书字典作用的新字书”（杨载武2007）。它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反切注音法，更全面吸收了直音式注音，虽不是第一部，却是同类中反切和直音一一匹配，最完备的一部[4]。后来的《合并字学集篇》《字汇》等，在这一点上多受其影响。以《重刊详校篇海》为底本，按义类对全书重新编排，产生了该书的改编本《篇海类编》，此书旧题宋濂、屠隆订正，实是伪托。
就闻见所及，该书现存三个版本：1.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非全本，《续修四库全书》据此影印;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万历本全帙（以下简称“国会本”）。上海图书馆原藏有《重刊详校篇海》，据称也是万历本，今不见。2.明崇祯七年（1634）刻本，改名为《重刊订正篇海》，未知藏所。3.康熙五十六年（1717）刊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就目前所存来看，国会本《重刊详校篇海》是足本，刊刻早，品相佳，字迹清晰，可作为研究的底本，余可作参证。
二、收字归部及音注材料
字典除了有检字、规范书写的功能外，还有正音的功能。该书的编纂宗旨在序言及凡例中交代得很明白：一是不欲使人“承讹袭故”，此是正字形;二是使人“呼字确当而无差失”，此是正读音。《重刊详校篇海》虽非官修，但可以肯定它是依据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而非一隅之方音来注音的。这在凡例后“附清浊之辨姑拈数类例余”中透露的部分语音信息中也可得到证实：浊音清化、平分阴阳、浊上变去、船禅不分;东三钟、东一冬、仙元、庚三清青入、山删分别合流，入声字尚能分辨，但部分韵尾混并。
序后的凡例明确了收字的原则：择正字，注音义，于讹字但存其有音有义，字画不甚差异者，酌收钟鼎篆籀;一仍旧本《四声篇海》的部首及序列，部内字序不变;按照“山则山，水则水”的形似原则，对部分单字做了调整，归入相应的部首。注释多沿用汉唐旧注，兼采宋儒新注。于字义的排列上先本义，后转注假借之义。
其收字归部及注音有不甚严密之处。如仍收一些有音无义的字;将“林”部字整体并于木部末，没有按笔画多少将进行编排;五卷前册14黑部“”字两见，中间仅隔六字，一注“定浊，度奈切，音代，黑迹”，一注“他盖切，音大，黑甚”。按，既是字書，当以形为主，同形字异音异义，收在同一字头下，不应另立字头。同一字头下，“乌管切”与“乌欢切”同音“剜”;“山责切”与“昔各切”同音“索”，“纰招切”与“匹妙切”同音“漂”，多音字注音，不言其别。三卷后册“桨，又平音桨”“蕉音蕉”“蒋音蒋”，注犹不注。
正文有不少错误反复出现，第六册尤其多。有些一望便知，如切上字“与”讹作“典”，“于”“干”“千”互讹，“充”讹作“克”;切下字“涓”讹作“消”，“刃”讹作“刀”，“禾”讹作“木”，“雞”讹作“難”，“刁”“刀”互讹，“刺”“剌”互讹。“舂”“春”不分，“言”“”不分，以至于一部之内“言”字两收（一卷后册p85），“踳”字两收（三卷后册p123、p126）。这些出现在音注中的错误，直接影响到对该书的语音研究，应详加校勘。
该书释义“义同”和“注同”两个术语分用，功能不同。如：
柈，並浊，蒲官切，音盘，义同。隘，乙革切，音阨，义同。
“义同”表示直音兼有释义的功能。
枔，邪浊，徐心切，音寻，木叶也。又从浊，才心切，音，注同。
匣，匣浊，胡夹切，音洽，匮也，或作柙。又古洽切，音夹，注同。
“注同”则是异读不别义的标志。
用“或作”“又作”“亦作”“俗某字”“讹作某”等术语沟通字际关系。
异体、正俗体互注采用两套术语，一为“亦作”“通作”“又作”“古作”“今作”，一为“义同某”“与某同”“音某，义同”。目前还未观察到两套术语的区别。
凡例第三条批评“旧本《五音篇海》有切而无音，《海篇直音》有音而无切，一有差讹，便难订证”，而“今本既用反切又加直音”，正文无同音字者以四声互证的办法注音，用“读如”及“声同某”加以补充。反切不利于初学;直音，不同方言区的人使用不便;于是兼用。有音有切，是此书最大的特点，正是如此，它才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
正文存在这样一些音切，约150条：
魾，並浊，符羁切，音皮;鲆，並浊，符兵切，音平;
，並浊，符羁切，音皮;庳，府移切，音悲;
，方登切，音崩;，武各切，音莫;
，防正切，音病;廦，芳辟切，音僻;
，房脂切，音皮;甂，芳连切，音篇;
珉，武巾切，音民。
汉语通语轻重唇音的分化早已完成，绝不可能迟至明末，这些“类隔切”，无疑是对旧反切的直接挪用，唇音字可见一斑，其他字的反切必定也有因袭。反切存古，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直接的时音信息。
《重刊详校篇海》正文前有“附清浊之辨，姑拈数类例余”，已透露了“浊音清化”这一点，正文每遇浊音往往又注“某浊”，然亦有不注者，这说明浊音凭口耳已无法识别，故而漏记。于此，又可见反切的守旧和不可依信。在注“某浊”时，间亦有误，如：“，禅浊，渠勿切，音倔。”“，澄浊，唐亘切，音邓，腾去。”“莼，群浊，殊伦切，音纯。”“，群浊，直绍切，音赵。”“跮，又澄浊，徒结切，音跌。”这类错误容易判断。然亦有煞费踌躇者，五卷后册104人部“，又从浊，渠营切，音琼，孤孑貌”，三卷后册64足部“，群浊，疾则切，音贼，践害也”，从母字注“群浊”，群母字注“从浊”，仅此两例，说是偶误则过于巧合，说是音类合并，则嫌时代太早。难以遽断。
该书的反切及直音用字相对固定：同音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相同的反切和直音，多采用常用字注音。
如“薄胡切”注音9次，直音用“菩1蒲8”;“蒲没切”注音6次，只用“孛”注直音;“邦妹切”注音10次，只用“妹”注直音;“诸深切”注音16次，直音用字不过“针斟8针2箴5”四个。“居吟切”注音11次，直音用字“今4金7”。这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有利的，可以减少一些纷扰。
书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字都存在又读，其中又有为数不少的又读不别义，如：“帷，音围。又无非切，音微。”“涯，牛加切，音牙。又延知切，音夷。又宜皆切，音厓。”“贿，呼罪切，音悔。又荒内切，音诲。”“孕，以证切，音硬。又羊进切，音胤。”“负，奉浊，房缶切，又扶救切，并音妇”“繲，居拜切，音界。又下戒切，音邂。”新旧音并存，或许还有方音的成分。它的异体字、正俗体字互注非常完备，当是为方便查找，修订者有意为之。
三、该书所受的“冷遇”及在官话语音史上的价值
明代语音的研究发轫于1930年罗常培先生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他确立的纵横比较及参证现代方音的办法对学界有很大的启发。此后陆续有成果发表，直到20世纪70年代，又不断有人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近五十年来，论著不断，著作形式多样，研究方法更是突破了语言学的范围，从史学及移民史等角度入手，形成音韵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记录明代语音的材料不可谓不丰富，有各种韵书韵图、等韵学著作，有对音材料，还出现了罗马字注音的官话教材，研究者的目光也多关注这些代表性的材料，字书则只针对《字汇》《正字通》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对明代语音的研究在材料上还未穷尽所有，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篇海类”字书的注音系统及它们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价值。
从已发表的各种文献看来，“篇海类”字书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着重从文字学、训诂学、字书编纂、版本考证、成书年代等角度入手，偏重于使用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探求其语音及音系特点的研究可以说没有[5]。“篇海类”字书都是宏幅巨制，收字多达四五万，通读不易，故研究者多采用抽查某些部首的方式进行研究，如“金”部是见母第一个部首，位居全书之首，又是收字近八百的大部，学者们多拿它在各书之间进行比较。这种管窥式的研究，所得的结论仍有可商之处[6]。
高永安（2003）认为《重刊详校篇海》的直音是直接采用了《海篇直音》的直音，并推测《海篇直音》的作者就是韩道昭，未知依据是什么。宁忌浮（2009）认为《重刊详校篇海》与《书文音义便考私编》（1586年）是一组“篇”“韵”组合，它的反切和直音不是同一个系统，分别来自《四声篇海》和《新校经史海篇直音》。
学界对《重刊详校篇海》一书的研究成果不多，虽有穷尽性的研究，但不从语音及语音史的角度入手，研究方法可再加完善补充。
我们认为《重刊详校篇海》是汉语近代音的代表性材料。它的两套注音系统：反切和直音，相互参证，全面记录了明末官话的声、韵、调系统，反映共时音系结构，同时包含方音现象。比押韵材料更优越。
可尝试采取系联的办法整理全书的直音，目的是推求出实际存在的同音字组，即全书有多少音节。按照同用、互用、递用三种关系系联，试以直音用字出现频率较高的“卓”字为例：
对于系联不上的直音，可以其异体（俗体）所用的不同的直音作为桥梁进行沟通。对于实同音而仍未能系联的字，对照韵书，凡在《广韵》中属于同一小韵的，即，使用同一反切注音的字，仍可看做同音（会有例外，如佳韵的“洒崖佳涯”、脂韵的“履”等字），并系联为一组。此时形成真正的不重复的同音字组，即类似《广韵》的小韵，对这些同音字组或可称作“小韵”，进行处理。此处姑将“卓：”视作一个小韵。
该书注音材料多且复杂，有未注直音及直音用多音字或生僻字等情况。系联直音是对新材料采用的新办法，几无前路可循，这项工作定不会如我们设想的那样畅通。系联的具体操作过程及遇到的困难，对材料的处理、系联完成以后对音类分合的判断等问题，随着材料的整理，我们将另文讨论。
宋以后的字书与韵书多是“篇”“韵”结合，字书用韵书的反切，没有独立的音系价值（耿振生2016）。《重刊详校篇海》不依傍韵书，内含的两种注音材料皆可为我们提供除韵书以外的另一条观察明末官话的途径。它的注音材料性质较单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具有与韵书同等的价值，可以从中求出一个完整的音系。通过整理这些丰富的注音语料，可以考证明代晚期官话的实际语音（声类、韵类、调类、音系结构、语音特征，方音特征），为明代语音提供一个可信的语音系统，为汉语语音史的科学构建服务。另外，该时段语音既有官话系韵书《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书文音義便考私编》可资参证，又有地点相对明确的韵书《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四声通解》用来对照，易于考订其音系，评估其价值，并对此书在语音史上进行时空定位。
四、其他可以展开的研究
关于《重刊详校篇海》两种注音方式的来源及由此带来的语音问题也值得大力探讨：
1.它既改编自成化本《四声篇海》，是否也照抄了成化本《四声篇海》的反切，如果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这种创新可以提供哪些语音信息？
2.《重刊详校篇海》的凡例提到《海篇直音》有音无切，说明重修者在直音用字的选择上是参考了《海篇直音》的，明代叫做《海篇直音》的字书有《重校》《新校》《重校全补海篇直音》（复旦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这三部书都已证明先于《重刊详校篇海》产生，它到底参考了哪一部？通过粗略的比对，发现《重校》和《新校》收字及注释内容大部分相同，版式及篇内字序小有差异，《重校》比《新校》刊刻精审，字迹清楚，品相佳，可以用来对比《重刊详校篇海》的直音，但《重校》全书末尾有数页遭损毁，部分内容残缺，又可用《新校》来补充。
3.如果《重刊详校篇海》只是将《篇海》的反切与《海篇直音》的直音机械地缀合在一起，那反切和直音如何匹配，两种注音方式是否反映同一个音系？如果它的直音是重新创作即直接由反切直接拼读出来，那必有一定的语音基础，它依据的现实口语是什么？
高永安（2003）认为《字汇》的反切来自《洪武正韵》，直音主要来源于“篇海类”字书，最有可能来自《重刊详校篇海》。由于他的直音与反切相互龃龉，故不一定是反切直接拼读的结果。吴萍、郑贤章（2016）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从不同的辞书中分别选取反切和直音并不是科学的做法，会削弱反切与直音的对应性。如果说是从众多不同的辞书中杂取直音用字的话，《字汇》字音的系统性更加是大打折扣”。通过与《洪武正韵》比较，认为“《正韵》是《字汇》反切与直音的共同的主要来源，其中，直音主要来自《正韵》小韵代表字，若本身就是小韵代表字则采用四声互证的方式”。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认为《重刊详校篇海》的反切和直音有不同的来源。如果像高永安、宁忌浮认定的那样，李登的直音与反切有不同的来源，那就要回答音与切如何匹配的问题。此书重修的目的是为实用，是使人“呼字确当而无差失”，直音注音当是取现实的能够验诸唇吻的同音字最为便捷可靠，所以他的直音最有可能是原创。从情理上推断，音和切也不能互相龃龉，令检阅者莫知所从。因此即便有不同的来源，也必经重修者加工剪裁，使之划一。具体的结论除了要拿《重刊详校篇海》与《四声篇海》及《海篇直音》一一对比，进行确认外，还需分别求出该书的反切和直音反映的音系，看二者是否一致。
附注
[1]韩道昭的《重修增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简称《四声篇海》《五音篇海》《改并四声篇海》《篇海》等（以下简称《四声篇海》），该书在金元明三代刊刻及重修的情况可参考郭敬燕（2013）的《〈改并四声篇海〉版本考略》。
[2]此图实线表示已知或根据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确实存在传承关系的，虚线表示仅对其传承关系有推测，尚未经证实。
[3]据杨正业、冯舒冉、魏现军（2009）的研究，韩道昭在改并《四声篇海》时，将《玉篇》的蓝本由孙强的增字本更换为陈彭年的广益本;孙强增字的《玉篇》则还保留在金代邢准的《新修玉篇》中，但由于与其他来源的字并列，不易分辨，故杨正业等人结合《新修玉篇》的编纂体例及各种符号的辖字范围，将孙强《玉篇》进行剥离，做了辑校的工作。
[4]反切加直音的注音方法始于明周家栋的《洪武正韵汇编》，明章黼的《直音篇》只有个别反切，韩道昭《四声篇海》近70%采用反切注音，30%注直音。《重刊详校篇海》的直音和反切也并未完全做到一对一，有不注反切者，也有不注直音者，但就全书来说，数量不多。
[5]河北大学杨宝忠师生多人对“篇海”类字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只有张亚南（2011）的硕士论文《〈新修玉篇〉音注材料研究》是涉及注音方式的。
[6]如杨正业（2005）的《〈海篇〉成书年代》考，仅利用《四声篇海》和《海篇直音》的各一条材料，结合辞书编纂流传的一般规律，断定《海篇直音》的成书年代在南、北宋之交，误把《四声篇海》中提到的《海篇》当做《海篇直音》。而韦乐、韦一心（2015）则详细比勘了《海篇直音》的字头和注释，参考《四声篇海》的不同版本，认为《四声篇海》中提到的《海篇》非《海篇直音》，而是韩道昭的原本《四声篇海》。另外，考证了《海篇直音》对成化本《四声篇海》的各种抄袭和雷同现象，比对了二书相应部首的收字，结合文献对《海篇直音》的记载及《海篇直音》参考《篇韵贯珠集》的蛛丝马迹，将《海篇直音》的成书年代定在弘治十二年（1498）至嘉靖十七年（1538），甚至還可压缩在明正德至嘉靖初，这就比王重民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考证（1471—1575）精确了许多。
另如杨正业（2006）在《〈篇海〉世家》中认为《四声篇海》内出现的“俗字背篇”“并了部头”“对韵音训”都是已经亡逸的书籍。梁春胜（2004）全面分析《四声篇海》中各种符号出现的位置及所辖字的特点，认为除“俗字背篇”外，“并了部头”和“对韵音训”都不是《四声篇海》增字的来源，这些也都不是单独的著作。可见对此类字书进行全面的清查有利于看清他们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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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霞复旦大学古籍所上海200433，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崇左532200）
（王巧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崇左532200）
（责任编辑郎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