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13到14世纪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在地理上据有欧亚两洲广大地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些传至波斯地区的汉语文献被翻译成了波斯语。由于波斯文是表音文字，當时的汉语口语语音在波斯文中得以保存。波斯文《史集·中国史》音译中所反映的汉语口语完全是官话音系。然而波斯文《脉诀》音译所反映的口语很可能是带有粤语特征的官话，最明显的是入声音出现塞音韵尾p、t、k。这种官话很可能是以粤语为母语的人不完善的习得结果。
关键词 波斯音译 元代口语 大都官话 塞音韵尾 官话特征 方言特征
在13至14世纪所建立的庞大蒙古帝国，在地理上据有欧亚两洲广大地区。欧亚地理上的广阔连接，促进了文化的沟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些传至波斯地区（当时蒙古伊利汗国）的汉语文献被翻译成了波斯语。当时翻译使用的是波斯文，即一种阿拉伯文的变体。（Kaye1996）由于是表音文字，13至14世纪的汉语语音得以在波斯文中得以保存。研究汉语历史，表音材料极为难得，汉波斯音译相当直接地透露了元代的语音信息，值得汉语历史语言学家珍视。
一、 汉波斯音译材料
现在所知的汉波斯音译材料主要有两种。一是波斯文《史集·中国史》中的汉语人名和地名的译音，另一是《珍宝之书》中用波斯文翻译的《脉诀》中的汉语译音，其主要部分是汉语医药歌诀的译音。波斯文《史集·中国史》的音译材料较少，汉字总字数为873个，其中单字数331个。而《脉诀》一书中医药歌诀的汉字总字数有4932个之多，其中单字数919个。这两部著作都是当时蒙古伊斯兰王朝宰相，大学问家拉施特编著的。
汉波斯文音译材料对研究元代语音有其独特价值。元代的语音材料主要是韵书和韵图。与这些材料相比，汉波斯材料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元代汉语的语音信息，这是其他材料无法替代的。以下我们对元代官话有关的主要研究材料先做个简单介绍。然后将这些材料与汉波斯材料进行比较，以显示这些材料的独特价值。
元朝的韵书可以用《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来代表。虽然传统都用“韵书”统称，两书的写作目的和具体内容都有很大差别。《蒙古字韵》是新创蒙古国书的正字范本，《中原音韵》则是建立北曲押韵标准的论述。这两本韵书在音韵史上的价值超过同时期各类不同的音韵著作，如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1297），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1336）和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351）。可以作为元代官话音系的代表作。
现存的《蒙古字韵》是元代朱宗文增订过、清代钞写的，现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全名可称“英藏清钞朱氏增订本《蒙古字韵》”。作为以正字为目的的官方出版物，《蒙古字韵》的原本在当时是可以大量印刷的刻本[1]。朱宗文的修订主要是添补了两个内容，“增《蒙古字韵》，正《蒙古字韵》误（见‘刘更序）”。所增汉字一百多个，并带简单注文。（沈钟伟2015）
《中原音韵》为元代周德清（1277—1365）所著，元泰定元年（1324年）写成。是建立当时北曲分韵标准，统一戏曲语言的著作。（杨耐思1981）“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这本韵书体现了作者的革新精神，按照接近实际语音的通语音系做出韵字分类，完全摆脱了传统韵书的音系框架。此书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各曲韵韵谱，第二部分“正语作词起例”，是韵谱体例、审音原则、北曲体制和创作方法的论说。韵谱部分的音系内容反映了元代官话的音系特征。这些特征都是汉语历史上首次在韵书中出现的系统记录。
这两种韵书虽然反映了元代的音系内容，由于都是按照“韵书”方式排列，尤其是《蒙古字韵》，在内容上就或多或少会出现按类排列的划一现象。基本是一个字只能有一个音韵地位，一个读音（当然《中原音韵》有重出韵字），并不是实际语音记录。语言在个人中存在，在人群中使用。使用语言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个人语言（idiolect）。这种语言实际情况在韵书中就无法得到反映。韵书根据音类，整理排列汉字，主要提供类别信息（categorical information）。即使如《蒙古字韵》中的八思巴字，虽然提供音值信息（phonetic information），但也是按照韵类有规律地列出，并不是按照每个字音的口语发音逐个记录，归纳得出的。而汉波斯音译材料根本不受韵书传统影响，因为发音的汉人和记音的波斯人都不是以研究汉语音韵为目的的。他们的发音记音不受任何传统音类影响，直接按照个人口语语音做出记录。这样的记录，相当真实地保留了当时汉语口语的语音信息。因此，这样的材料完全不是传统韵书可以替代的，可以为我们对元代语音研究带来一种与韵书性质完全不同的口语语音材料。（Shen2014，2016;沈钟伟2018）
（一） 元代音译材料
元代音译材料有两大类，一是用波斯文音译汉语，如用波斯文写的《史集·中国史》（以下简称《中国史》）和《脉诀》，可称为“汉波斯材料”。另一类是用汉字音译的波斯文、阿拉伯文材料，如《回回药方》，可称为“阿汉材料”。
（二） 汉波斯材料
汉波斯材料主要是两种，波斯文《中国史》和波斯文《脉诀》。波斯文《中国史》是当时蒙古伊斯兰王朝宰相、大学问家拉施特（1247—1318）的巨著《史集》（Jāmi al-Tawārīkh）中的一部分。拉施特是蒙古伊利汗王朝的杰出政治家、史学家和医师，犹太血统，全名拉施都丁·法兹鲁拉·本·阿利·哈马丹尼（Rashid al-Din Fazl Allab Ibn Abual-Khayr Ibn ‘Ali Hanadani）。波斯文《中国史》是根据一部现已失传的汉文史书，于1304年翻译编写而成的。书中记载了中国从盘古到南宋、辽、金共36个王朝的简史和267个帝王的世系。从中国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部《中国史》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但是由于是用波斯文编译的，此书中的人名、帝王名和地名为了解元代的汉语的语音倒是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波斯文《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Tanksūqnānma-i i-khān dar Funūn-i ‘Ulūm-i Khatāyī）（以下简称《珍宝之书》），也是拉施特的着作。波斯文《珍宝之书》抄本中《脉诀》中的汉语歌诀并不翻译，而是用波斯文音译。由于这些音译的歌诀保存了13至14世纪汉语口语的真实语音，是研究作为当时的官话或“通语”所必须具备的音系特征的一份难得的材料。波斯文《脉诀》是根据中国医书《脉诀》翻译的。《脉诀》又称《王叔和脉诀》，这只是托名晋朝名医王叔和，真实作者不明。此书以通俗的歌诀形式讲述脉理，广泛流传于宋、金、元时期。
（三） 阿汉材料
现存的汉文《回回药方》是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编成的，所据的文本是用阿拉伯文编写的。原书共36卷，今存4卷（目录卷之下，卷之十二，卷之三十和卷之三十四）。在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旭烈兀蒙古西征，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少波斯文、阿拉伯文的伊斯兰医药书籍传到了中国，并被翻译成了汉文，或被编写成为汉文书籍。《回回药方》即是其中之一。“回回”一词是泛指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西亚国家民族。“《回回药方》原本不是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着作，而应是在中国土地上以伊斯兰世界各种医学名著为基础编纂而成的。”（陈高华《回回药方考释》序，宋岘2000）《回回药方》中有关疾病、药物等专用医药名词大多用汉字音译。因而提供了难得的元明时期阿拉伯语汉语的口语对音材料。全书对音材料共1380条，音译中出现的汉字有368个。从《回回药方》的药名翻译来看，翻译者不是一个人，因为同一个阿拉伯文词语，经常会采用不同的汉字对音。（蒋冀骋2013）
《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在明初。宋岘（2000）根据《回回药方》中的一个注释中提到“北平”一词判断此書是明代洪武年间编写的。[2]此说证据确凿，结论可信。但是《回回药方》虽然是明初作品，其根据的材料来源却更早，都是已经经过使用和验证的药方和疗法。这样，音译中反映的语音可以大致说是代表了元代的口语语音。《回回药方》取材广泛，具体内容有不同来源，音译出自不同个人。材料内部缺乏统一性，只能宽泛地代表北方官话。从借音音系上来说，《回回药方》与《中国史》和《脉诀》的被译和译写的语言相反，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音译材料。所以《回回药方》尽管在时间上和有关语言上与《中国史》和《脉诀》相近，在本文中仅做简单介绍，不做进一步讨论。以下是上述不同材料的一个比较。
二、 波斯文《中国史》
拉施特一生著述丰富。他将自己的著作按内容分为两类，一为宗教、哲学类，一为历史、地理、科学类。历史、地理、科学类的第一编是历史巨著《史集》，讲述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系谱和地理情况。（王一丹2006）其中的《中国史》是根据当时两位中国（契丹）学者带去波斯的一个汉文史书版本，于1304年翻译编写而成。书中记载了中国从盘古到南宋、辽、金共36个王朝极为简单的历史以及267个帝王的世系。波斯文《中国史》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由西域学者编译的中国通史。
从中国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波斯文《中国史》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但由于是用波斯文编译的，此书中的人名、帝王名和地名却为了解元代的汉语的语音提供了难得的珍贵材料。德国中国历史学家法兰克（Herbert Franke）1951年曾根据此书的英文译本，对波斯文《中国史》做了一个简要的研究。法兰克（Franke1951）认为：“拉施特的音译显示，协助他翻译汉语原文的学者所说的语言和现代官话并无根本性差别。”[4]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波斯文《中国史》所据的底本和署名为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1933/1993）的内容高度相似。因此，波斯文《中国史》中用波斯文拼写的人名、地名，可以依照《佛祖历代通载》可靠地转译成中文。波斯文《中国史》一书已经由王一丹（2006）翻译成汉语。
14世纪的古波斯文即是阿拉伯文。本研究的语音转写根据王一丹（2006）译文中的转写。从波斯文拼写来看，波斯文《中国史》中的汉语音译中似乎没有增添字母。这与同时代的，也是拉施特编著的波斯文《脉诀》的波斯文拼写不同。波斯文《脉诀》在汉语音译中增添了不少专门用来音译汉语的字母[Dragunov（龙果夫）1931;Endō，Mitsuaki（远藤光晓）1997，2016]。因此波斯文《中国史》的音译反映的是相当波斯化的汉语语音。
（一） 辅音字母
以下列出用来表示汉语中声母的波斯字母译写（a）、及其国际音标（b）、八思巴字拼写的音译（c），以及例子和波斯文《中国史》原书页码。本文转写不用大写字母拼写词首字母：
（四） 音系特征
波斯文《中国史》的编译工作是在波斯进行和完成的。书中音译反映的语音是当时在波斯的中国学者的口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时在波斯参与编译工作的中国学者使用什么具体方言。以下是对音译中反映出来的各种音系特征的分析。
1. 全浊声母清化
中古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全浊声母）显示明显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蒙古字韵》音系守旧，仍然人为地保留了中古全浊声母。因此在以下例字中，在《蒙古字韵》的语音后标出当时古官话实际语音，如“盘”字，《蒙古字韵》中八思巴字拼写的声母是“b-”，但是当时的实际语音，中古平声字应该是“ph-”（全浊声母清化规律：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因此，在以下的表中用“ban>ph-”方式表示实际读音。其他例字类同，不一一具体说明。
2. 中古微母字
中古微母在现代官话中变为介音-w-。在古官话中仍然作为唇齿辅音独立存在。（Shen2008）在波斯音译中有v、w和f三种表现形式。从这三个语音形式推断，微母不会是其中任何一个，但是语音上必须又是有关的。当时的音值应当是近音（无摩擦通音）[]。
3. 中古日母字
中古日母字用齿龈或舌叶浊擦音来音译。波斯文中有表示r（读作re）的字母。由于波斯语中的r是颤音，和汉语中的近音（无摩擦通音）的发音方法相去甚远。因而采用听感上更接近的浊擦音来表示。这个现象和北京话中的日母字以前一直用卷舌浊擦音[]来表示，是同一现象，如：
“二世胡亥”中“二”字的音译为īr，和契丹押韵材料中“二”押-ir韵的情况相承。（沈钟伟2009）在韵母儿化过程中，“二”字似乎早于其他音韵地位相同的字，如“儿、尔、而、耳”等字。
4. 中古入声字
音译材料显示辅音韵尾已经失落。中古带-k的入声音节“洛、铎、伯”出现复元音的形式lāū，dāū，bāy，如：
5. 中古宕江摄庄组声母字
中古宕江摄庄组声母字音节开口字出现唇介音-w-。《中原音韵》中有，但《蒙古字韵》中尚未出现，如：
6. 中古二等开口字
以下音译中的īā显示中古二等开口音节已经有了腭介音-j-，如：
7. 央化元音（舌尖元音）
古官话已经有央高元音（舌尖元音）。《中原音韵》的支思韵独立。《蒙古字韵》的拼写也明确显示其存在。（Shen2008）但是在波斯音译中，有关音节大部分用元音[i]来表示，如：
有时不用元音表示，有时用u表示。这些拼写似乎都暗示了舌位在高元音[i]和[u]之间的央高元音元音[]，如：
8. 元音[y]的音译
中古鱼、虞韵的精组和见系字在现代北方官话中的反映是[y]。在古官话中也是[y]。《蒙古字韵》中写成前化的[u]，即[y]。波斯文中没有表示[y]的字母，用语音特征上部分相似的字母[u]和[i]来表示，如：
两种形式应该都是转写[y]，因为ī表示的是前高元音，ū表示的是圆唇元音，综合两者特征“前高”和“圆唇”，就是前高圆唇元音[y]。
9. 中古麻韵三等字的主元音
“泻”字的转写中用了表示h的字母，但是字音和h无关。在波斯音译中，字母h（读作he）也可以用来表示元音[e]。这种拼写在波斯语音译《脉诀》中经常可见，如：
10. 上声字的声调
一些上声字的音译中使用了两个同样的字母。这样的音译可以解释为是对类似现代北京话曲折调的调形记录，如：
（五） 波斯文《中国史》音译的音系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波斯文《中国史》中的波斯音译中所显示的汉语音系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以上分析得出了14条汉语音系特征。其中的中古全浊声母清化（1），中古微母失落鼻音（4），中古鼻音韵尾保存（5），塞音韵尾失落（6），中古宕摄三等开口庄组字出现-w-介音（7）都表明是和《中原音韵》《蒙古字韵》接近的官话标准音系。中古带-k入声音节韵母的复元音化，进一步显示了以现代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方言的早期形式。有些特征，如出現卷舌元音（11），曲折调形的上声声调（14），更是北方官话特征的最早记录。这样，当时这些在波斯的中国“访问学者”编译波斯文《中国史》的过程中，使用的汉语是元代标准语音，也就是以元朝国都大都方言为标准的古官话。
三、 波斯文《脉诀》的研究
波斯文《脉诀》所根据的版本与这两种相当接近又不完全相同。波斯文《脉诀》也有多种版本，各本残缺不等。（远藤光晓1997）62本文采用的是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972年影印出版的波斯文《脉诀》。此书中的图片所根据的原本是收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阿雅·索菲亚（Aya Sophia）博物馆中编号为No. 3596的一个抄本。根据抄本原有页码，共519页。这个抄本是在大不里士（Tabriz）抄写而成的，时间是伊斯兰历713年8月20日（20th Shabān， 713 H，公元1313年）。由于书中的黑白图版不甚清晰（见文后所附图版，原书第430页），对辨认阿拉伯字母造成不少麻烦。中文《脉诀》现在传有多种版本。如金代张元素及其子元代张璧注解的《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和元代戴起宗的《脉诀刊误》。
波斯文《脉诀》一书中的汉波斯音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脉诀》歌诀，另一类是注释中的名词术语。本文只涉及歌诀中的汉字音译。这些汉字可以对照中文《脉诀》版本得到相当可靠的确认。而注释中的汉字，则要依靠波斯文拼写来确认。两者辨认的方法和可信度不同。注释中的汉字音译，要等有了更好的版本，或见到原本之后，再做进一步研究。歌诀中的汉字音译为绝大部分。歌诀中的字数远远超过注释中的字数。用歌诀部分的音译材料来进行研究已经基本大体包括了汉字音译的所有内容。
据Dragunov（1931）所述，是土耳其学者托干（A.Z.V. Togan，1890—1970）最早发现波斯文《脉诀》抄本。他在1930—1931年间告诉了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的苏联东方学家巴托尔德（W. W. Barthold，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巴托尔德，又名威廉·巴托尔德，1869—1930）。巴托尔德为此书拍摄了12张照片。并转告了苏联语言学家龙果夫（Alexander Dragunov，亚历山大·德拉古诺夫1900—1955）。在通过和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中文王叔和著作对比后，龙果夫认为两者“相当一致”Dragunov（1931）359。并根据这12张照片中的汉语歌诀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古官话的波斯译音》于1931年发表在《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卷》，原文为英文。这一研究成果在龙果夫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八思巴字与古官话》中也有提及——“从13世纪到14世纪的汉语研究仗着有许多本国和外国的材料，比较容易一点儿”。并在注中提到了三类材料，其中的第三类便是：“（c）汉文诗在13世纪到14世纪的波斯对音。”龙果夫还特地提到“至于第三类材料[即（c）]的初步研究我已把它作好，不久将在这个刊物发表”（见唐虞译文1959）。这是对汉波斯音译开创性的研究。从此波斯文《脉诀》这一材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现身。其中许多敏锐观察和精辟论述对我们研究古官话依然具有意义。这篇论文最近才被完整译成中文（沈钟伟2015），因此不为国内学界所熟知。而他的《八思巴字与古官话》一书因为早在1959年便已经被译成中文，国内对八思巴字的研究也因此早就展开。
20世纪70年代日本汉语学家桥本万太郎曾对波斯文《脉诀》做了初步研究，并在国际会议上做了报告。根据这一线索，日本汉语学家远藤光晓对《脉诀》做了相当全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于1997年发表介绍在他的《王叔和（脉诀）ペルシャ语訳に反映した14世纪初中国音》一文之中。此文最早收录在余霭芹和远藤光晓（1997）主编的《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中，2001年同文又在《中国音韵学论集》中刊出。最近又发表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元代音研究〈脉诀〉ペルシャ语訳による》（Endō Mitsuaki2016）。
《脉诀》音译可以和同期的古官话韵书做比较，如13世纪后期的《蒙古字韵》和14世纪早期的《中原音韵》。與《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相比，《脉诀》音译表现出的元代语音有不同的特色。《脉诀》音译并不是一个对当时语音的系统性描写，其目的只是表示《脉诀》中歌诀的读音。由于是对单字读音的记录，在语音上不受音系类别的规范。
波斯文《脉诀》中的音译所根据的语音必然是当时在波斯熟晓《脉诀》这一类医术的汉人学者。参加这一庞大又慎重的翻译工作，汉人学者所选择的语音应当是当时的标准语或“通语”，大都官话。不同于同时代的波斯音译材料《中国史》的音译，波斯文《脉诀》的音译采用了特制的新字母，因而反映出了更多的语音细节。由于音译材料记录的是当时的个人口语，为研究14世纪汉语官话音系以及当时标准语的具体发音提供了真实语言证据。其价值也是《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所不能替代的。
（一） 波斯文《脉诀》所用字母及新添字母
波斯文《脉诀》中用以音译汉语的字母和现代波斯文并不相同。在波斯译音中用了23个字母来对译汉语中的声母。《脉诀》的波斯文汉语译音中用了多个新增字母。这些字母和现代波斯文字母对照，4个新增加的字母的字形和现代波斯文的不同。6个是当时为汉语特制，转写汉语的音位。这些音位在古代和现代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都没有，因而没有对应的字母。在现代波斯文中也不用。
4个字形不同的字母是以下四个。手写字母有形式变异。
波斯语音系的塞音和塞檫音有“清浊”对立，浊的不送气，清的送气，分别用来对译汉语中的清不送气和清送气辅音声母。
阿拉伯字母中没有表示舌根鼻音的专用字母，在音译汉语舌根鼻音时，用代表齿龈鼻音和舌根浊塞音两个字母的合体字母来表示。阿拉伯文从右往左书写，表示齿龈鼻音的字母在先，表示舌根塞音的字母在后，即n+ɡ，例如以下的“黄”字音译，用了字母huūānɡ来表示汉语中的hua。这个表音方法和波斯文《中国史》中用字母n+k表示舌根鼻音的方式相似，但是使用了新添的舌根浊塞音字母。
波斯文《脉诀》汉字音译中显示的音系特征大部分和元代的官话相同。但是，最令人不解的是入声字经常出现塞音韵尾-p、-t、-k这一南方方言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出现塞音韵尾，-p、-t、-k三个塞音基本都是准确无误的。通过分析本文认为，音译反映的是一种带有南方方言特征的官话，而这种南方方言可能就是粤语。
（二） 波斯文《脉诀》音译中的入声字
在波斯文《脉诀》的歌诀音译中，从303页开始辅音字母在中古汉语入声音节的韵尾位置上出现。这些韵尾辅音是双唇、齿龈和舌根三个部位上的塞音，和中古的塞音韵尾有相当一致的对应关系，以下是几个例子：
有无塞音韵尾和章节有关，并不和某一页有关。歌诀中的入声音节有韵尾塞音从430页开始。在430页的《妊妇伤寒歌》中，第二行的“急”ɡib、“溺”rāɡ;第三行的“赤” thaɡ、“黑” hɡ;第七行的“日” rth、“腹” fūɡ都有中古的塞音韵尾。而其他的入声字则没有塞音韵尾，六个韵字“节、血、灭、热、裂、结”都是入声，但都没有中古塞音韵尾-t。塞音韵尾时有时无，并没有明显规律。句末韵字非常一致，都不出现塞音韵尾-t。
以下是《妊妇伤寒歌》音译转写（文后附图是波斯文《脉诀》原书的第430页）。
（三） 入声字的分布
为便于分析，下按照远藤光晓（1997）两个不同发音人的设想，将波斯文《脉诀》的歌诀按有无塞音入声字，大致分为两大类： 无塞音尾的甲类歌诀和有塞音韵尾的乙类歌诀。这两大类歌诀及其页码、歌诀名称、章节次序和塞音韵尾有无（只是大致，并不绝对）列出如下：
塞音韵尾的出现也不是一个“有则有，无则无”的现象。在有塞音韵尾出现的章节中，入声字也不一定都有塞音韵尾。有两种情况： 1. 不一定每个入声字都有塞音韵尾;2. 同一个入声字如有几个音译，这些音译中的塞音韵尾出现与否不一定一致。比如“脉诀”的“脉”字是个常用字，在有入声韵尾的章节（430—518页）中出现46次，除了一个错误（无关的语音）之外，都是无例外地音译为māī 。没有出现过-k塞音韵尾。其他的入声字有的有，有的没有塞音韵，如：
波斯文《脉诀》音译中的有些中古入声字明确显示有塞音韵尾。因此远藤光晓（1997）69曾据此推理，认为有两个说不同方言的发音人。以第434页为界，这页之前是官话，这页开始是粤语或吴语。仔细检查后，语音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有塞音韵尾的入声字不是从434页开始出现，在220页的歌诀标题“诊候入式歌”中的“入”字就出现了塞音韵尾。
还有，属于一类歌诀的434页十二句歌诀中出现了五个“得”字的音译，但是这五个音译都不相同。分别是434.3 diɡ、434.5 q（th）ē、434.7 theī、434.9 dɡ、434.11 deī。有的有-k韵尾，有的没有。其中有带塞音韵尾-k的形式，也有北方官话特有的复元音形式teī。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使用单语的人说的话，因为如果是只说官话的人，不可能发出带-k韵尾的字音;而如果是只说粤语一类南方方言的人，也不会发出北方官话中才有的复元音形式。这样，最有可能是反映了一个说双语的人的发音，既有大都官话的语音特征，又有粤语的特征。而且这个发音人一定是以粤语为第一语言，官话为第二语言。说官话的人要辨别，并准确发出不同的塞音韵尾不大可能。相对来说，北方官话的复元音形式则是比较容易被以官话为第二语言的人所掌握。根据以上分析，波斯文《脉诀》的不同部分反映不同发音人的说法难以成立。
（四） 方言辨认
带塞音韵尾的方言在现代分布在中国的南方，如粤语、平话、客家话、闽南语等，官话诸次方言中都没有塞音韵尾。官话音系中塞音韵尾在13、14世纪元代的《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中都已经完全失落。这个语音现象可以追溯到10—12世纪的辽代。（沈钟伟2006）所以很明显保留入声韵尾塞音不是官话特征。可是波斯文《脉诀》音译中的众多语音特征所反映的确基本都是官话特征，而且有的还是标准官话的仅有特征。因此这样互相矛盾的语音现象非常令人疑惑。以下用四个特征举例分析说明。
特征一： 中古入声音节是否保留韵尾-p、-t、-k。比如：“入、十、必、不、得、目”等字是否保留塞音韵尾。
特征二： 中古二等音节是否带腭介音-j-。比如：“ 夏、家、下、觉、咬、鸦、眼、甲、间、江”等字是否有腭介音。
特征三： 中古带-k的入声音节在失落韵尾塞音后是否出现复元音。比如：“客、隔、白、百、泽、则、得、贼、塞、尅、黑、脉、莫、乐、恶、雀、鹊、若、脚、药、色”等字。
特征四： 中古带日母音节是否有声母。比如：“人、热、若、如、肉、日”等字 。
甲类歌诀这四个特征都和官话一致，第三个特征更是当时大都官话所代表的标准语。因为只有北方官话才会出现中古带-k的入声音节在失落韵尾塞音后的复元音化。
乙类歌诀和甲类歌诀的语音特征相比最明显的是入声音节经常出现塞音韵尾。但是出现的频率也不是很高。有意思的是，特征三也在这一部分出现。上面已经指出，特征三是非常有地域性的，只有当时大都话一类的官话方言才具有的語音特征。
根据以上语音特征，我们做出如下分析推断。在元代，由于北方官话中已经失去韵尾塞音，说北方官话的人是不可能准确发出中古入声音节的p、t、k韵尾的。能够准确发出中古入声韵尾的一定是母语方言中仍然完整保持中古韵尾系统，比如粤语。因此就有这样的可能，波斯文《脉诀》发音人的母语是一个在当时仍然保留完整入声韵尾的方言。但是这个发音人也会说官话，不过发音人的“官话”是带有方言特征的。这样的语音情况和波斯文《中国史》音译中所反映的语音情况不相同。波斯文《中国史》音译所反映的完全是一个官话音系。其中的入声字不带一个塞音韵尾。（Shen2014）
在诸多方言中，粤语可能性最大。据中古全浊声母变化格局分析，粤语和官话最接近，平声送气，去入声不送气（上声是否送气粤语和官话不同）。可能带有塞音韵尾的客家话、赣语的浊音清化则以送气为主，这和波斯文《脉诀》音译所反映的现象不同。闽南语文读中入声有塞音韵尾，但其他诸多语音特征都相差很大。吴语、湘语塞音声母三分，也不相合。
在甲类歌诀中尽管所有语音特征非常接近大都话，但是也出现了带塞音韵尾的入声音节（原文第303页，“得”dikh）。乙类歌诀的基本语音特征也是大都话，只是入声音节出现了较多的塞音韵尾。这样的语音现现象可能和当时“官话”的性质有关。没有现代的传播媒体，在当时说方言的人要学准确标准大都官话，并不容易，同时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只要说话人的语音特征大致符合大都方言，可以顺利交际，便是可接受的“官话”或“通语”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历史上汉语标准语都有守旧仿古的倾向。在标准语语音著作《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中，入声调类都是人为保留的。由于这个守旧的原因，在实际交际中，官话发音中带有入声，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不是必须纠正的语音特征。
这种带有南方方言特征的官话说明当时在波斯的中国医学学者来自中国南方，且能说“官话”。在元代，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极为重视医学人才，当时医学盛况空前。以太医院为最高机构，形成完全独立的医官系统和考试制度。元代曾中断科举取士（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5年才第一次举行），南人（原来宋朝境内的汉人）入仕困难。不少文人转向戏剧小说创作，形成元代文学昌盛，更有文人从医，儒医结合，形成元代医学昌盛。元代因医得到皇帝和朝廷器重的汉人为数众多。在朝廷效力的精通医学汉人可以来自全国各地。南方优秀医学人才因此得到选拔，进而派往波斯。学习掌握官话，也是由医入仕的一个所必须具备的语言能力。这样说带有南方方言特征的官话的医学学者在波斯出现也就合乎情理。
以上的汉波斯音译材料为我们了解元代的官话口语提供了材料。这样精彩的口语材料不但和传统韵书和韵图中的信息非常不同，即使在现代方言和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中也不常见。
附 注
[1]清道光年间，罗以智《恬养斋文抄》卷三《跋蒙古字韵》所跋的就是一种元刻本，曰：“是本首尾略阙，余完善。纸粗墨浊，洵元刻也。不分卷数，其回避字样列诣卷首，亦与写本互异。”（见罗常培，蔡美彪1959）
[2]宋岘（2000）认为“‘北平是明代洪武年间（1368—1402）的北平”，因为“元代末年（1368，即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布政司，简称为北平”，“今日之背景，在明代被称为‘北平的时间并不长久，仅在明初的洪武年间”。
[3]表中材料分别参考以下文献： 波斯文《脉诀》，德黑兰大学影印本，1972;《蒙古字韵》，沈钟伟（2015）;《中原音韵》，杨耐思（1981）;波斯文《中国史》，王一丹（2006）;《回回药方》，宋岘（2000）。
[4]英文原文是： Raids transcription shows that the scholars who assisted him i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the original Chinese source spoke a dialect which is not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Mandarin of today.
[5]本文转写不用大写字母拼写词首字母。
[6]但是也有主元音是单元音的变体，如： 洛京lākīn 572。辅音k应该是后一音节的声母，似乎可以也同时作为前一个音节的韵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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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波斯文《脈诀》原书第430页
（马萨诸塞大学 美国）
（责任编辑 郎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