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梵汉对音资料对于中古音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因此，对于研究汉语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发展演变来说，了解和熟悉梵汉对音，弄清楚它的原理、一般规则和应须注意的事项，熟悉这一时期梵汉对音的基本文献，是十分必要的。文章扼要介绍了梵语梵文、梵汉对音的基本知识和反映从上古到中古的梵汉对音材料，以供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上古音中古音梵汉对音
汉语上古音指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一般以《诗经》音为代表;中古音指的是两晋南北朝隋唐几百年间的汉语通语语音，一般以《切韵》音为代表。梵汉对音的发生则在上古后期，后汉三国时代就有了佛经翻译事业。俞敏先生（1984/1999）162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提供了这一阶段的对音资料，已经是音韵学界众所周知的了。而梵汉对音资料最多的则是在中古时期。佛经翻译最著名的三大家——鸠摩罗什、玄奘、不空都是这一时期的人。所以，梵汉对音资料对于中古音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因此，对于研究汉语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发展演变来说，了解和熟悉梵汉对音，弄清楚它的原理、一般规则和应须注意的事项，熟悉这一时期梵汉对音的基本文献，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 梵语、佛教梵语和梵汉对音
梵语是古代印度地区通行的雅言，古代印度教经典“四吠陀”、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闻名世界的语言学著作《波尼尼经》、迦梨陀娑等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以及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都是用梵语写成的。佛经语言中掺杂着一些方言土语的词汇、语音、语法现象，已经不是纯粹的经典梵语，但它仍然是梵语，被称为“佛教混合梵语”[1]。有些学者曾经认为早期传入中土的佛经原本不是梵本，而是某些中亚语言（比如吐火罗语、健陀罗等）。俞敏（1984/1999）5则认为，早期传入的佛经原文是梵文本。
梵汉对音就是利用佛经汉译本中音译词与它的梵文原文的语音形式进行对比，以发现汉语在翻译当时的读音。比如梵文buddha一词，后汉时译作“佛”，省略了后音节中的元音，或不省，如《后汉书·西域传》中译作“浮图”，李贤注：“浮图，即佛也。”而到南北朝以后，就译作“佛”或“佛陀”，这里体现了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语音的演变轨迹。“浮”，上古幽部字，音**bu，[2]“图”，上古鱼部字，音**da，“浮图”**buda对梵文buddha，可谓切近。“佛”，上古物部字，音**bd，对译省略了后音节中a元音的bud，也是比较切近的。到中古，“浮”*bu字在“尤韵”，主元音变为，u成了韵尾，不能准确对应bu音节;“图”*duo/du字在“模韻”，主元音变为o→u，也无法对应da音节。“陀”，上古歌部字，音**dal，中古丢失韵尾，读音*da，正好代替“图”字，打了个接力，去对应梵文buddha的第二个音节。而“佛”字，中古音*bt，与上古音相比变化细微，所以继续用来与bud对音，或者单用，或者与“陀”字一起组成双音节的“佛陀”。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梵汉对音在汉语语音史、音韵学的研究中，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作为一个外部的尺度来衡量汉语的静态状况和动态的变化。汉语语音的状态和变化，当然有它自身的内部尺度和证据，但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同时也有这么一个外部的尺度和证据，内外交互印证，岂不是可以更加清晰明了地认识汉语语音的“真面目”了么？
佛教经典传入东土，翻译时有些词语不用意译，而用音译，即玄奘所总结的“五不翻”，主张在五种情况下（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此无故，四顺古故，五生善故）必须用音译而不用义译[3]。音译词就是借词。借词是一种语言或方言通过接触/模仿引进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词，有时候借词准确反映原语的音素，有时候借词经过改造，使之适合于借语的音素模式和词素模式。（哈特曼，斯托克1981）这些音译成分就是梵汉对音研究的对象。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1920/2005）《唐代长安方言考》最先利用唐代不空的汉译梵咒材料发现了唐代长安音鼻音声母字兼对梵文鼻音和浊塞音，提出汉语鼻音声母包含鼻音和浊塞音两个成分的见解。稍后，俄国汉学家钢和泰（1923）《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一文也倡导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汪荣宝（1923）《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利用梵汉对音的方法考证出唐宋以上歌戈韵的音值是a，而魏晋以上鱼虞模韵的音值是a，不读u、ü音。罗常培（1931/2004）《知彻澄娘音值考》利用梵汉对音资料考证出6世纪末至11世纪初知彻澄三个声纽的音值，订正了高本汉（1987）在《中国音韵学研究》里所做的构拟。陆志韦（1947）273278和李荣（1956）用梵汉对音论证了《切韵》的浊音声母不送气。
由此可见，在面对佛教文献中音译词的时候，梵汉对音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音韵学者，有必要懂得梵汉对音的基础知识。
二、 梵文基础知识
梵文有各种字体，常用于印刷体的有“天城体”devangari。除此以外，还有“婆罗迷”bhrahmi，“悉昙”siddham。悉昙是手写体，适合毛笔书写，汉地佛经抄本中如果有梵文都是悉昙体。所以中国的和尚都学习悉昙字。
天城体devangari举例： kakhagaghan-a（a）
悉昙体siddham举例： kakhagaghan-a（a）
梵文的元音，单独写的时候各有字母，如： 天城体 a、 i 、 u 、 e 、o，但在辅音后时，却不用这些单独的字形，而是依附于辅音字母，辅音字母天然带着短a元音，其他元音则采取上下左右添加辅助符号来表示。如： ka、 ki、 ku、 ke、 ko。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说“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就是33个辅音加14个元音。
梵文辅音Vyajanam旧称“体文”，共33个。是25比声+8超声。比声是5个发音部位（喉、腭、舌、齿、唇）的各5种塞音（清不送气、清送气、浊不送气、浊送气、鼻，如k/kh/g/gh/等）“五五相比”，超声是4个半元音（y/r/l/v）和4个擦音（s'/s·/s/h）。而悉昙章中是34个辅音，即多出来一个ks·。
梵文元音mt，旧称“摩多”，即a//i/ī/u/ū/e/i/o/u/r·/r-·/瘙堾/瘙堾-十四个长短对立的元音。按照拉丁文的传统写法，字母上头有横标 ˉ 的是长元音，没有的是短元音。但是e和o算长元音，e
/瘙堾/，二合音gu瘙塀a，就是前加a： a+i>e，a+u>o，a+r·>ar·，a+瘙堾>a瘙堾;三合音vr·dhhi，就是前面再加a，亦即简单元音加： +i>i，+u>u，+r·>r·
。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梵文“本有49字”，是指玄奘说的47字外加上两个辅助音而言的。一个是m·，或者在字母上头加一点，叫作Anusvra“大空点”，表示鼻化音。它的来源，一部分是m变来的;一部分不是，叫做Anunsika，写作，加在字的上头。如： kam·、 kn·。另一个是Visarga“h·”，写作“： ”，如： kah·，表示把前边的元音轻微地带出来。传统上把Anusvra和Visarga算在元音里头，所以有人说梵文16个元音。也有人说梵文是12元音，那就是把16元音去掉r·/r-·/瘙堾/瘙堾-四个，悉昙章就是只有a//i/ī/u/ū/e/i/o/u/m·/h·这12个。
梵文拼写是不分词的，当前面的词以辅音结尾时，要跟后面连写： sīt rj→sīdrj “从前有个国王”。当一个字以anusvra及visarga结尾时，才断开。比如 sut+aham·+ca→sutaham· ca“女儿和我”。梵文分音节时，辅音一律属下，所有音节（除了句末可能有闭音节）都是开音节。
三、 梵汉对音的基本原则
（一） 注意梵汉两种语言的音系结构与音系成分差异
梵汉对音其实就是梵语借词的梵汉语音形式的对比。这种对比必须建立在音系学的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而不能仅仅孤立地进行语音学的比附或类推。举一个例子说，比如，我们不能因为有“bhūta”译为“浮多”、“vibhs·”译作“鞞婆沙”、“buddha”“dharma”译作“佛陀”“达摩”、“ghana”“ghos·a”译作“伽那”“瞿沙”等译例就轻易断言汉语中古音有送气浊塞音声母。汉语究竟有没有送气浊塞音声母，必须从音系结构的层面来判断。
1. 梵汉语言辅音系统的差异与汉语译例
梵汉语言辅音系统的结构差异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点。
第一，梵语25比声，即5个发音部位，每个部位5个塞音，包括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不送气浊音、送气浊音和鼻音：
kakhagaghaa
cachajajhańa
t·at·had·ad·ha瘙塀a
tathadadhana
paphababhama
而汉语每个发音部位的塞音只有4个，即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浊音和鼻音。每个发音部位只有一个全浊塞音：
见溪群疑
端透定泥
知彻澄娘
帮滂並明
因此，梵语的不送气浊音和送气浊音跟汉语的对音就混而为一了，如：
bhūta浮多buddha浮屠
vibhs·鞞婆沙bimbara频婆罗
buddha佛陀veda吠陀
dharma达摩darada达罗陀
ghana伽那gan·g恒伽
ghos·a瞿沙godhni瞿陀尼
这样，汉语的浊塞音到底是送气的还是不送气的，就成了问题。高本汉（1987）构拟的汉语中古音，並、定、群等全浊声母构拟为送气音b‘、d‘、g‘，而陆志韦（1947）273278、李荣（1956）116124、李方桂（1980）6等学者构拟的汉语中古音这几个全浊声母则为不送气音b、d、g。不管哪一种构拟正确，总之，是以汉语的一个浊音音位去对梵语的两个浊音音位，其中必有一个对音存在误差。这种误差是音系的不同造成的。
那么到底是把汉语的全浊声母看成送气的好，还是看成不送气的更妥当？上文已经谈到陆志韦（1947）和李荣（1956）根据梵汉对音的实例主张《切韵》的浊音声母不送气。在唐代玄奘译例中，也有有力的证据。玄奘在翻译梵语浊塞音的时候，梵汉间存在若干偏差的例子，若以汉语浊塞音不送气来解释，可以达到“最小误差”，如表1所示：
而若假设汉语浊塞音送气，则上面的第6类为什么一个译例也没有，而第8类为什么那么多译例，就根本无法解释。因此，从梵汉对音的立场，汉语浊塞音不送氣的构拟是最有说服力的。
梵汉语言辅音系统的结构差异显著表现的第二点是，梵语几乎没有塞擦音[4]，而中古汉语里有多达3组9个塞擦音： 精清从/庄初崇/章昌禅[5]。悉昙章中有辅音ks·，圆明字轮四十二字中有tsa、ks·a（>[t‘a]）二字，这种由本来两个辅音合成的音，不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观门》译为“哆娑二合、乞洒二合”，它们与汉语中单纯的塞擦音不同，它的两个成分之间的结合不很紧密，因此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送气的塞擦音。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3、415、490论文字陀罗尼门，均译为“蹉（清纽）、羼（初纽）”。基于语音的系统性，既然有了清纽、初纽，我们相信中古汉语中应该有了“精清从/庄初崇”这两组塞擦音声母。梵语的c组辅音本来是舌面塞音而不是塞擦音，但是，从发音机理说，舌面音后最容易衍生[j]介音，所以这一组音跟汉语中古的章组声母最近。后汉三国时代译经中梵语c组音的对音很混乱，所以俞敏（1984/1999）12认定彼时汉语中章组声母还没有形成。两晋南北朝时期，梵语c组音与汉语章组的对应渐趋整齐（刘广和2002156，185186，施向东2009103，120）。到唐初玄奘译经中两者的对应已经是系统的、整齐的（施向东1983）28，如：
正因为梵汉两种语言的音节结构和划分音节的原则、习惯有很大的不同，音译梵词时就会遇到各种问题，如何处理梵语的音节、如何处理复辅音，译家在翻译实践中是有一定的对音规则的。下面略揭几端：
1. 梵语元音起首的音节，对音用影母字
汉语影母，高本汉（1987）等构拟为喉塞音，王力（1957/2004）等构拟为零声母。我们赞成高本汉等的构拟，因为影母的地位是清声母，与零声母的喻母（为浊声母）在音类上是对立的音位。如果影母为零声母，则三等影母字与喻母字就没有区别，那就不能解释在韵书中和等韵图中三等影母字与喻母字的对立，也不能解释后世清浊对立消失后平声的三等影母与喻母字的阴阳调的对立，如表2所示：
因此在梵汉对音中，影母字和喻母字有分工。喻母字都是三等字，都带颚介音，汉语颚介音[j]相当于梵语的超声y，所以喻四母开口字（都不带合口介音）都用来译梵语y起首的音节：
satkyadars'ana萨迦耶见nayuta那庾多
nrya瘙塀a那罗延yma夜摩
yama阎摩pyattika波逸底迦
而影母字则一律用来对译梵语元音起首的音节：
anuttara阿耨多罗andhra案达罗
indra因达罗īs'vara伊湿伐罗
upsaka邬波索迦uttarsan·ga郁多罗僧
elpattra医罗钵呾罗airvati蔼罗筏底
汉语影母字虽然有喉塞音声母，但因直出喉中，与纯元音起首最为接近。所以，在梵汉对音中，梵语元音起首的音节，用影母字对译，既自然，又不失准确。
我们还发现，这些例子中影母字对译的元音起首音节都在词首。这是因为，如果在词中，那么这些元音就跟前边音节连读，发生sandhi（连读音变），如Tathgata（如来）>Tathgata（a/+a/>。《慧琳音义》“怛他蘗多，唐云如来也”），又如Avalokitais'vara（观自在）>Avalokites'vara（a+i>e。《大唐西域记》： “阿缚卢枳低湿伐罗，唐言观自在……旧译为……观世音”）。关于sandhi（连读音变）详见下文。
2. 将梵语复辅音的头一个辅音移作前一音节的韵尾
如上述，汉语的音节允许有一个辅音作为韵尾，因此当一个梵语词的非首音节有复辅音时，将头一个辅音作为前一音节的韵尾，在音译时对汉语而言没有结构上的困难，并且可以减少这个音节因为起首复辅音带来的汉译上的困难。比如，梵语词at·t·at·t·a（八寒地狱之一），玄奘译为“頞哳咤”。（笔者按： 《广韵》“頞，乌葛切”，音ɑt，“哳，陟辖切”，音t·at。）可见，译音将原来at·t·at·t·a的音节划分改变为at·t·at·t·a，便适合了汉语的音节结构类型。此类译例甚多，如：
adbhuta遏部多（adbhu°→adbhu°）mra庵罗（mra→mra）
ucca嗢遮（ucca→ucca）uttar郁多罗（utta°→utta°）
karpūra羯布罗（karpū°→karpū°）kunda荤陀（kunda→kunda）
can·d·la旃荼罗（can·d·°→can·d·°）camp瞻波（camp→camp）
3. 梵语两个音节之间的一个辅音，汉译时既把它作为前一音节的韵尾，又把它作为后一音节的声母，一音两用
日本僧人明觉《悉昙要诀》中称之为“连声之法”，即“以下字之头音为上字终响也。”如梵语词ghana（体声ghanam），玄奘译作“键南”： ghan+nam，n音前后兼用。特别是当前一音节的元音为短元音时，更注意和下一音节的头音连声，如梵语人名nadiks'yapa，旧译“那地迦叶”，玄奘改译为“捺地迦叶波”，捺地： nad+di，叶波： s'yap+pa，d和p都是前后两音节兼用。此类译音又如：
aks·a恶叉（aks·a→ak+ks·a）īra瘙塀a伊烂拏（īra瘙塀a→īra瘙塀+瘙塀a）
utkat·a嗢羯咤（°kat·a→°kat·+t·a）udaka乌铎迦（°daka→°dak+ka）
kat·asī羯咤斯（kat·a°→kat·+t·a°）kamaka迦莫迦（°maka→°mak+ka）
gati揭底（gati→gat+ti）campaka瞻博迦（°paka→°pak+ka）
4. 增音
在两个辅音中插入元音，化一音节为两音节。这是解决汉语音节没有复辅音之困難的常见办法。插入的元音，多与后面紧跟的元音相同。如梵语词indra，玄奘译作“因陀罗”： indra→indara;后面的辅音如果是y，则多插入元音i，如crya译作“阿遮利耶”（°rya→°riya）;也可以和“连声之法”兼用，如skandha译作“塞建陀”： skan°→sak+kan°。此类译例又如：
arhan（
ahicchattra垩酰掣呾逻（°tra→°tar+ra）crya阿遮利耶（°rya→°riya）
ugra邬揭罗（°gra→°gar+ra）elpattra医罗钵呾罗（°tra→°tar+ra）
增音使汉译形式增加了一个音节，因此，汉译增加的音节常常用短促的入声字，而且插入的元音多数与后面紧跟的元音相同，以使译音尽量靠近梵语原音。但是因为梵语原先没有这样一个音节，所以增加的音节主要反映梵语的那个辅音，因此所插入的元音有时也不与后面紧跟的元音严格一致。如：
瑟： kharos·t·ha佉卢瑟咤kos·t·hila拘瑟祉罗
湿： īs'vara伊湿伐逻kas'mīra迦湿弥罗
室： s'rava瘙塀a室罗伐拏s'rīgupta室利毱多
还有一种情况造成增音。译家为了表现汉语所无的特殊读音——梵语卷舌颤音r，在译音时增加一个辅助音，如梵语rjagr·hi玄奘译作“曷罗阇姞利呬”、revata译作“褐丽筏多”;智广《悉昙字记》将rka译为阿勒迦上，rki译为伊上力紀，rku译为欧鹿苟上等。这种增音，目的是教授不会发颤音的华人怎么学会发出这个特别的音。
5. 减音
减音是早期译经常常采用的办法，特别是梵语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词尾元音常常被忽略，如佛号buddha，译为“佛”;佛的名字gautama，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译作“乔答摩”，并加注曰：“旧曰‘瞿昙，讹略也”;vr·hatphala，《一切经音义》卷九作“惟于颇罗（天）”，而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二作“惟于潘（天）”，皆减省最后的元音a。parinirv瘙塀a译作“般涅槃”，除了减省最后的元音a还减省了r后的i。在后来的译经中，由于梵汉音节结构的差异，即使严谨如玄奘，减音有时也不可避免。如梵语人名kau瘙塀d·inya，旧译“憍陈如”，玄奘、慧琳都译作“憍陈那”。汉语没有kau瘙塀这样的音节（汉语音节结构排斥双韵尾），于是辅音瘙塀被删除;nya旧译“如”，至唐代声母韵母都已经不合，于是新译为“那”，y被删除。梵语人名s'īlditya，玄奘译作“尸罗阿迭多”，“多”对tya，y被删除。
（三） 语流音变问题
语流音变在借词时具有很大的影响。梵语本身有系统的语流音变规则，称为sandhi。如a/+i/ī→e： avalokita+īs'vara→avalokites'vara玄奘译作“阿嚩卢枳低湿伐罗”（观自在，笔者按： 即观世音）;又as+浊辅音、鼻音或元音a→o： namas+ratnatrayya→namoratnatrayya玄奘译作“那慕曷喇怛那怛喇夜耶”。梵文sandhi的规则有很多，这里不一一细说。
梵语的元音r·在语流中常常读成ri，因此悉昙家多数把r·注解成“音哩上声弹舌呼”，把r-·注解成“音哩去声弹舌”。[9]梵语山名gr·dhrakūt·a玄奘译作“姞栗陀罗矩咤”，反映了gr·d→grid→gir+rid;kr·tv，玄奘译作“讫埵”： kr·tv→krit+tv;vr·ji，玄奘译作“佛栗氏”： vr·ji→vriji→vur+rij+ji;rjagr·hi玄奘译作“曷罗阇姞利呬”： gr·→gri→gir+ri。
梵语悉昙章十二元音中的anusvra“大空点”，是附加在元音上的符号，拉丁转写作m·，实际就是使前边的元音鼻化。在语流中，常常依照后接辅音的发音部位读作相应的鼻音，如：
sam·gha僧伽，实际读saghasam·tus·ita珊睹史多，实际读santus·ita
sam·jaya珊阇耶，实际读sanjayakim·nara紧那罗，实际读kinnara
s'ūram·gama首楞伽摩，实际读s'ūragama
译家在译经时遵守梵语的sandhi规则，故不同时代不同译者，虽有异译，而大体条贯不紊。
不仅梵语有sandhi的规则，汉语也有语流音变现象。虽然译家并没有明确指出其条例，但是我们分析译例，还是可以看到这种语流音变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施向东2009）133146现亦略揭数端如下：
1. 同化
anavatapta龙王名，旧译作“阿耨达”，表明p受到后边t的逆同化;
kalpa译作“劫”或“劫波”，“劫”字收p，可见l受到后边p的同化;
par瘙塀otsa北印度国名，译作“半笯蹉国”，r受后面瘙塀的同化，故用“半”来译par;
bhiks·u，旧译根据巴利文bhikkhu译作“比丘”，玄奘新译作“苾蒭、苾刍”，“苾”字收t，可见k受了后面s·的同化变为舌尖音;梵语ks·，玄奘对音都用初母ts·h字“刹忏羼叉蒭刍”等，很明显就是逆同化;
mucilinda龙王名，译作“目真邻陀”，cil译成鼻音“真”，l受了后面n的远同化;
s'ymaka菩萨名，玄奘译作“商莫迦菩萨”，“商”字收，受到后面k的远同化。也有顺同化的例子：
kon-goda东印度国名，译作“恭御陀国”，go受前面n-（）同化。译疑母字“御”。顺同化和逆同化有时同时存在：
s'ūram·gama，旧译作“首楞严”，“楞”字收，显然是m·受了g的逆同化，而g也受到m·的顺同化，变为鼻音，所以用疑母字“严”来对译。
2. 异化
bimbisra摩揭陀国王，旧译作“瓶沙”“萍沙”，玄奘译作“频毗娑罗”。“瓶、萍”都收，“频”字收n，是m受下一音节开头的b异化所致;
anuttara，译作“阿耨多罗”。耨是入声沃韵字，收k，前t为后t异化所致;
ujjanta山名，译作“郁鄯多山”，“郁”是入声屋韵字，收k，前j受后j异化所致;
kukkut·apda山名，译作“屈屈咤播陀山”，“屈”字收t，后k使前k异化所致;
kammasa地名，译作“劫磨沙”，“劫”字收p，是前m为后m异化所致;
kumbhīra蛟龙，译作“宫毗罗”，“宫”收，是m受bh异化所致;
pippala树名，译作“必钵罗、毕钵罗”等，“必、毕”都收t，前p为后p异化。可见梵语中两个相同辅音（或发音部位相同的辅音）连缀时，前一辅音多被异化。
掌握了梵汉对音的基本原则，我们看佛经中的音译词，就大体心中有数了，对一些怀疑梵汉对音的说法和异见也就能够有自己的主见了。
四、 反映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梵汉对音材料
反映上古晚期的梵汉对音材料，主要见于东汉末和三国时代的译经，涉及的译经师有东汉摄摩腾、竺法兰、牟融、安世高、支娄迦谶、康巨、康孟详、竺大力、昙果、三国魏康僧铠、昙谛、帛延、三国吴康僧会、支谦、维祇难、竺律炎等。上古之后到中古时期的梵汉对音资料包括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佛教文献，涉及的译经师有西晋竺法护、法矩、法立、帛法祖、聂承远、聂道真、安法钦、无罗叉、支法度、若罗严;东晋法显、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昙无兰、尸梨密多罗、祗多密、迦留陀伽，十六国时代鸠摩罗什、僧伽提婆、竺佛念、佛陀耶舍、昙摩耶舍、昙摩崛多、昙无谶、浮陀跋摩、道泰，南北朝瞿昙般若流支、慧觉、昙曜、阇那耶舍、菩提留支、昙林、勒那摩提、僧朗、毗目智仙、般若流支、昙摩流支、佛陀扇多、那连提耶舍、吉迦夜、昙曜、月婆首那，隋朝阇那崛多、耶舍崛多、达摩岌多，唐代玄奘、义净、不空等高僧的译作，以及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等著作。
从东汉末到唐，时代绵延六七百年，译经地跨西北到中原甚至东南，译经者所操母语及汉语的情况，都必须要留意。因此对材料的处理，必须有“时地”的观念，不可一概而论。在处理梵汉对音材料时，必须要看到汉语语音系统的演变在梵汉对音中的反映，必须要看到汉语方言对梵汉对音存在的影响，还要看到书面语（读书音）与口语的差别，并且要认识到梵汉对音的局限性。下面我们重点谈谈前两点。
（一） 汉语语音系统的演变在梵汉对音中的反映
兩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正处于汉语上古期向中古期转变的过渡时期。汉末社会动荡分裂，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又陷入南北分裂的格局，中国北方经历十六国割据、北魏独大，又分裂为东魏、西魏、继之以北齐、北周;南方则经历东晋、宋、齐、梁、陈的轮替，其间南北方又互相冲突，战乱不断。三百年间，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等各族在动荡冲突中逐渐融合。民族的融合，带来语言的巨变。汉语的语音系统，也从上古音转变为中古音。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就是中古音的典型代表。拿这一时期的梵汉对音材料跟上古音[以俞敏先生（1984/1999）为代表]比较，跟《切韵》比较，就可以看出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演变的线索。
1. 声母系统的演变
上古的声母系统，诸家所构拟的声母数量、声母类型都有出入，特别是上古汉语中有没有复辅音，对立的意见甚至势同水火。但是俞敏先生（1984/1999）所揭示的上古末期的汉语声母系统，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示，此时的汉语声母系统中，已经只有单辅音声母了。
后汉三国时代的汉语声母系统如下（俞敏1984/1999）17：
k见kh溪g群，匣1n-[]疑
t端th透d定n泥
p邦ph滂b並m明
（ts）精（tsh）清（dz）从
t·s·[t]庄t·s·h[th]初（d·z·[d]）床
y[j]喻l来v匣2
s'[]审s·[]山s心h晓
这个声母表中，没有“非敷奉微”和“知彻澄娘”这两组音，正符合钱大昕所谓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上古声母观;也没有“日”母，符合章太炎“娘日归泥”的上古声母观。此外，也没有“章”组即“照三”组声母。
西晋时，声母系统发生了几点变化（刘广和2002）178188：
A. “舌上音”组产生了：t·[]知、t·h[h]彻、d·[]澄。如竺法护akanis·t·ha译“阿迦腻咤”，ras·t·rapla译“赖咤和罗”;
B. 日母独立了： ń[]日。如竺法护sarvajńna译“萨芸若”;
C. “章”组即“照三”组声母产生了： ts'[t]章、ts'h[th]昌、dz'[d]禅、z'[]船。如mańjus'rī译“文殊师利”;
D. 一部分匣纽字清化，与晓纽混并。如竺法护mahoraga译“摩睺勒”。但是这一点只牵涉少数字的归属，不影响整个系统，并没有增加或减少声母的数量。（刘广和2002）178188
“舌上音”组声母、“日”母和“章”组声母的产生，标志着上古声母系统开始向中古声母系统转化。这一变化为后来北方十六国时代和北朝时代的声母系统所继承，也为后来东晋和南朝的声母系统所继承，一直传到隋唐而没有变化。
E. 但是，“泥”母和“娘”母西晋时并没有分开。如竺法护译《光赞经》42字门，na和瘙塀a都译为“那之门”;又bhiks·u瘙塀i译“比丘尼”，muni译“文尼”，“尼”字译ni也译瘙塀i。但是到十六国时代，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八佛论根本字一节，将梵文瘙塀a译为“拏”，以区别于na“那”。可见泥、娘两纽已经有了分别。但是鸠摩罗什对音中两母不甚分别。似乎这两个声纽的分化还在进行之中。到北朝时，“泥”“娘”两母大体分开了。而在南方，东晋时“泥”“娘”两母已经分开了。在“泥”“娘”分纽这一点上，南方的变化领先于北方。隋唐时代梵汉对音也是泥、娘分立的。（尉迟治平198222;施向东198330;刘广和200243，154）
F. 来母的读音，在早先的音韵学界一直认为就是l。但是从后汉三国时代起，来母字兼译梵语的l、r，西晋如此，十六国时代如此，北朝也如此;南方的东晋如此，南朝梁也如此。这就让人踌躇，来母到底是l还是r。一种看法是汉语没有r声母，拿来母对r是音近替代。另一种看法是汉语上古音有r声母，李方桂（1980）14认为上古喻四是r，郑张尚芳（1987）认为上古来纽是r。假定来纽上古是r，那么后汉以下来纽译r是它的本音，译l倒是音近替代了。从后汉以下，译梵语t·组辅音的，常常混有来母字，r的卷舌音色容易解释这一现象。但是，看来来母在南北朝时正在向l转变。在鸠摩罗什所译的《大智度论》卷48佛说根本字，以“罗”字译ra（罗阇rajas，秦言垢），以“逻”字译la（逻求laghu，秦言轻）。相比之下，“罗”字较为常用。所以我们认为在鸠摩罗什那里，来纽似乎更倾向于r。在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卷8佛论根本字一节中，梵文ra译“啰”，la译“罗”。“罗”字比“啰”字常用得多。我们知道，六朝以下经师译经时常常用加口字旁来表示不常有的音，全真《悉昙次第》这样为啰字注音：“罗字上声兼弹舌呼之。”谢灵运在描述这个啰字时说：“此音旧反‘荷罗，今谓‘来家反。”[10]所谓“荷罗反”，只是帮助那些不会发“弹舌”音的人学习发此音的权宜说法。到唐代玄奘译音也是如此。据此可以知悉南朝以下来纽清清楚楚地是l而不是r了。然則十六国时期正是来纽音值转变的关键时期。
G. “章”组的“禅”母，西晋时代在梵汉对音中多数对译塞擦音j[d]，（刘广和2002）186，以后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是如此，直到隋唐都是如此。这与后世等韵图将它归属为擦音是不相符的。陆志韦（1947）1213主张将等韵图中“船”“禅”的位置对调，是很正确的，至少在梵汉对音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南朝梁僧伽婆罗除了用禅母字，也拿船母的“述蛇”译梵语辅音j，混淆了禅、船的界限。这正好证明了颜之推《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的话，反过来也证明了中原正音禅母应该是个塞擦音。（刘广和2004）
有意思的是，章组声母还常常对梵音的t组辅音，西晋时t的对音有“支旃”、d的对音有“蝉禅”、dh的对音有“禅”;十六国时鸠摩罗什t的对音有“旃遮蔗支舟”、dh的对音有“禅阇”;东晋时t的对音有“支遮旃”、dh的对音有“禅”。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就已经有这类对音。可见这是古音的遗留。黄侃（1936/1980）《音略》认为章组古归端组，李方桂（1980）1011指出中古章组有一部分来源于上古的tj、thj、dj、nj等，两晋南北朝的梵汉对音，正透露出了这一转变的轨迹。
H. 喉音组声母的对音，“匣”母的表现发人深思。在早期等韵图反映的中古音系里，“匣”母没有三等字，而“喻”母可以分成两类：“云”（喻3）母和“以”（喻4）母。曾运乾主张“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但是中古见组的“群”纽也只有三等字，这是很奇怪的系统“空格”。俞敏先生已经指出，中古“匣”母字一部分在后汉三国时代梵汉对音中是对g，另一部分和“喻3”一起对v。这种现象在西晋、十六国、北朝、东晋和南朝的梵汉对音中仍然存在。但是对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俞敏先生认为，三十六字母中的“匣”母，就是唐时人们把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的。（俞敏1999）1516
东晋译音有一些匣母字对译清辅音h（刘广和2002）155，直到唐初玄奘译音仍然有这种现象。这可以理解为在口语中一些匣母字清化，译经僧采用口语音，故有这类对音。但是口语中这种清化的现象未被以反映规范读书音为己任的韵书采纳，所以梵汉对音与韵书有一定距离。
I. 轻唇音的产生，是汉语语音史上一个争论很多的问题。从梵汉对音看，隋代以前，还没有轻唇音的痕迹。唐初玄奘对音中，轻唇音已经有分化出来的迹象。对译辅音p的，除了一个“芬”字，全是重唇字。pun·d·arika译作“芬陀利迦”，这是承用了旧译。新译作“奔荼利迦”，重唇字。此外，如：
purus·a旧译富楼沙，奘译补卢沙。
pūr瘙塀a旧译富兰那，奘译布剌拏。
putan旧译富单那，奘译布怛那。
pudgala旧译福伽罗或富特伽罗，奘译补特伽罗。
旧译轻重唇不分的，玄奘都分清了。
对译ph的全是重唇字。对译bh的除一个例外字也都是重唇字。对译m的有“文、物”两个例外字，都是出现在旧译名中的。而《大唐西域记》mańjus'rī作曼殊室利，夹注说：“旧曰……文殊师利……讹也。”“曼”是明母字，“文”是微母字，这正说明玄奘是能分辨明、微两纽的。
b和v两音的对音表面上看来有些混乱。译b的轻唇字只有“佛、梵”两字，但出现率几乎达20%。这主要是因“佛”字在内典中使用频率太高造成的。这个字远在唇音分化之前就进入佛典，碍于宗教本身的崇拜对象，又不好轻易更改，只好沿用下来。“梵”字的情况大致也如此。撇开这两个字，则轻唇字对译b的问题便不复存在。半元音v的对译字，除了少量例外字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並纽字，主要是三等的並纽字。但是我们几乎马上就能发现，这些並三纽字的元音全部都是前元音（关于元音见下文），而元音是前元音的重唇字是不轻唇化的。（陆志韦1947）6263既然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轻唇字，因此对译含前元音的音节时使用並三纽字，这根本就不成为轻重唇音分化的反证。
在《大唐西域记》改正旧译的夹注中还有更强硬的证据：
jambudvipa赡部洲旧曰阎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讹也。
subuti苏部底旧曰须扶提……讹也。
ajitavati阿恃多伐底河旧曰阿利罗跋提河，讹也。
jīvaka时缚迦旧曰耆婆，讹也。
nivasana泥缚些那旧曰涅槃僧，讹也。
vaks·u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讹也。
vasubandhu伐苏畔度旧曰婆薮盘豆……讹也。
这些更改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在玄奘方音中並、奉两纽是分得开的。
玄奘之后的梵汉对音材料，如不空译经，轻重唇音都显著地分开了。（刘广和2002）4043
2. 韵母系统的演变
上古音的韵部，诸家构拟不同，董同龢（1944）是22部，李方桂（1980）也是22部，王力（1980）是29/30部，郑张尚芳（2003）是30部。董、李两家入声不独立，如果将入声独立出来，则大约也是30部。《切韵》193韵，《广韵》206韵，若将平、上、去相承，与入声一起一共有90多个韵。从上古到中古，韵母系统的变化是巨大的。两晋南北朝韵部的变化，正是从上古到《切韵》系统韵部变化的枢纽。
A. 韵部和主元音
鱼部音值为a，歌部音值为ai（
韵部的数量，从西晋开始逐渐增加。汉代的元部、月部，西晋分为寒部、先部、曷部、屑部，洪音细音分为两组，相应地，闭口韵谈部、盍部也分为覃部、盐部、合部、叶部，洪音细音也分为两组。（刘广和2002）201202到十六国时代，泰部也分出相应的细音祭部，蒸、登分开、职、德分开，各以洪细不同为特征。（施向东2009）111114南方的东晋，蒸、登、职、德也各以洪细不同为特征分别为不同的韵部;与先部、屑部相应，也有了阴声的齐部。（刘广和2002）172到隋唐，《切韵》系韵书韵部数量大增，达到193/195个。梵汉对音反映的数量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据尉迟治平（1982）31，隋代韵部不算入声就达到34个。
韵部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主元音数量的增加。两晋南北朝韵母的主元音系统，与上古时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元音数量增多。上古音韵母系统中元音数量，李方桂（1980）31构拟的古音系统是4个（a、i、u、），王力（1980）构拟了6个（a、u、、e、o、），郑张尚芳（2003）38也是6个，但是具体成员有不同（a、i、u、、e、o）。俞敏（1999）42构拟的后汉三国时代主元音有6个（a、i、u、、e、o）。从梵汉对音看，西晋时主元音有8个（ɑ、、u、、e、o、、）（刘广和2002）201202，十六国和北朝时代，主元音是9个（ɑ、i、u、、e、o、、、）（施向东2009）116130，而南方的东晋时主元音是7个（ɑ、i、u、、e、o、）（刘广和2002）172173，南朝梁时主元音是9个（ɑ、a、i、、u、、e、o、）（刘广和2005），隋代8个（ɑ、a、、e、、i、u、o）（尉迟治平1982）31。西晋寒先、覃盐洪细分部，就增添了、元音;十六国时蒸登、职德分部，就增添了元音;南朝梁麻部独立，标志着低元音分裂为前后两个独立的音位/ɑ/和/a/，这是中古音区别于上古音的主要标志之一。
中古汉语韵母的主元音系统，除了数量逐渐增加以外，也显示了汉语元音音位系统的链式变化。上古歌部的主元音与鱼部的主元音都是a，不同的是歌部有韻尾r/l/i[11]。俞敏（1999）42证明直到后汉三国时歌部l韵尾仍然存在。到西晋，歌部韵尾失落，占据了原鱼部的音值，因而推动了鱼部的音值高化。在北方的十六国和北朝时代，鱼部上升为，虞模部上升为o，幽侯部为u。在南方的东晋，鱼部上升到o，南朝梁时尤侯部甚至“高顶出位”，成为复合元音u。到唐朝，中原汉语虞模也上升到u，挤压推动原来占据u音位的尤侯部“高顶出位”，元音裂化，这就与《切韵》所反映的隋唐音歌a 鱼o 虞模u 侯u衔接起来了。
B. 尾音
两晋南北朝的韵尾系统，跟中古音比较一致，阳声韵有鼻音韵尾m、n、，入声韵有塞音韵尾p、t、k，阴声韵为零韵尾或有元音韵尾i、u。
但是，有一些去声字在对音中对梵语带s尾的音节。西晋泰祭部对at/as，在十六国和北朝时代，泰祭部有as和ai两种对音情况，南方的东晋也是如此，显示s韵尾正在逐渐弱化并向i韵尾过渡。南朝时这部个别字仍有对s尾的，但是多数是对ai或e。e可以理解为ai>e。除了泰祭部，其他去声字也有对s尾的。东晋“腻”nis·，十六国“贰腻”对nis·，北朝“泪”ris·，“贰”nis·，等等。
十六国和北朝时去声字的对音中还有一些带有塞音韵尾，如： ajtas'atru作“阿阇世”、tus·ita作“兜率”、avīci作“阿鼻”、samdhi作“三昧”，等等。陆法言《切韵序》说：“秦陇则去声为入”，十六国和北朝梵汉对音可以证明陆法言的话真实不虚。南方的东晋虽然也有这种现象，但可以看作是旧译的遗留，因为出现了新的译法，tus·ita译作“兜瑟哆”“兜师哆”，前者用入声字“瑟”对s·it，后者用“师”对s·i，干脆把t留给了下一个音节，总之是不用去声字对塞音韵尾。这里可以看出南方和北方确实存在一些方音的差别。
C. 介音
介音是汉语区分开合洪细的重要音节成分。中古汉语有[j]、[w]介音，上古汉语尤其是上古后期，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有这两个介音。两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代的梵汉对音显示，该时代汉语中也有这两个介音。[w]介音区分开合，[j]介音区分洪细。梵文的v相当于[w]，梵文的y相当于[j]。对音中汉梵两者总的倾向是一致和清晰的，虽然也还常常存在不是十分严格对应的情况。
梵文音节有la与lva、da与dva、ta与tva的对立，译la的常用字是开口歌韵字“罗”，偶尔也用开口个韵字“逻”，译lva则用合口戈韵字“骡、螺、蠃”;译da的常用字是开口歌韵的“陀”，而译dva的常用字是合口果韵的“堕”;译ta的常用字是开口歌韵的“多”，而译tva则用合口果韵的“埵”，对立十分明显。此外，As'vajit译作“阿说示”，“说”是薛韵合口字。所以，中古汉语的合口字应当有[w]介音。
梵语凡是有y的音节，中古对音材料中多以细音字对译。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对音字中，对译含有y的音节绝大部分为三等字，只有极少数为一、二、四等字。所以，三等字有y[j]介音，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梵语c、ch、j、jh、ń、s'六个舌面辅音，在与元音相拼时会伴生一个舌面介音[j]，这和汉语中章组（章昌船书禅日）只能做三等字的声母如出一辙。章组声母字有的对ty（如ktyyana作迦栴延）、有的对dy（如udyna作欝阇延）、有的对dhy（ayodhy作阿踰阇），这与章组的来源于端组的腭化音是完全吻合的。
此外，对音还显示了，除了w、j介音外，两晋南北朝时代汉语可能还有一个带卷舌音色的介音。俞敏（1999）4950从三国时代支谦以“班”字译bar瘙塀、西晋竺法护以“谏”字译kar瘙塀，假定存在一个“易位”（metathesis）现象，证明了李方桂构拟的上古二等介音r，并根据汉藏比较推测重纽三等字也有r介音。这一现象在北朝译经中仍有反映。例如，“乾、犍、揵”三字（仙韵重纽三等字），对梵语gran（如nirgrantha译作“尼乾子、尼乾陀、尼犍子、尼揵子”），“耆”字（脂韵重纽三等字）对gri（ 3. 声调 刘复著名的四声实验揭示，声调的本质，无非就是音节的高低、长短、升降的不同。通过梵汉对音考察古代汉语四声调值是十分便利的，因为梵语的元音有长短的区别，梵语的词具有乐调重音： 重读音节读高调（udtta），非重读音节读低调（anudtta），而部分单词的重音位置是可以确定的。我们根据梵汉对音材料可以做一些探索声调的尝试。 上古汉语音节是否一直存在音位意义上的四声，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段玉裁（1981）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12]魏晋以后“四声大备”这是学界都没有分歧的。俞敏（1999）4649根据对音推测了汉末至唐代声调的音高状况，并推测后汉时代平声是中高调，去声是中调，入声高低调都有。晋代以后，梵汉对音资料可供声调研究的线索很多。下面我们从音长和音高两个方面来观察。 A. 音长 郑张尚芳（2003）108主张上古汉语中有成对的长短元音，中古三等字在上古有短元音，而一二四等字在上古有长元音。早期的梵汉对音材料已经处于上古末期了，从中我们看不出此时汉语元音有长短对立的迹象。如东汉支娄迦谶，一等字“头”既译短元音的tu、du，也译长元音的d、dhū;“陀”，既译ta、tha、dhar，也译t、th、d;“波”，既译pa，也译p;“檀”，既译dan，也译dhn;三等字“旃”，既译can，也译cn。三国吴支谦，一等字“钵”兼译pad和pt;“多”兼译ta和t;三等字“迦”兼译gha和g;“翅”兼译kin和kī。如此等等。但是晋代以后汉语音节声调的诸特征中，长短却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十六国时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8译根本字a作恶，作阿，i作亿，ī作伊，u作郁，ū作优，用入声字“恶亿郁”译短元音，平声字“阿伊优”译长元音;唐玄奘译《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14说：“字，谓、阿、壹、伊等字”，用平声字阿、伊对 ī，用上声字对a，入声字壹对i，又同书卷77说：“鲁波体名阿鲁波，声虽短长而义无别。”鲁波（arūpa）与阿鲁波（rūpa）声有短长之别，玄奘用上声的字译短元音a，用平声的阿字译长元音。可知平声是长调，上声和入声是短调。去声的调值较长，常对译含长元音的音节。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yma夜摩（对比yama阎摩），《大唐西域记》有°rja逻阇（对比《成唯识论》raja剌阇），夜、逻都是去声字。悉昙家也用平声和去声为长元音注音，而用上声和入声为短元音注音，如唐代智广《悉昙字记》：“a，短阿字，上声短呼，音近恶;，长阿字，依声长呼;i，短伊字，上声，声近於翼反;ī长伊字，依字长呼;u，短瓯字，上声，声近屋;ū，长瓯字，长呼。”e和ai、o和au两对音，虽然也被视为长短对立，但却是gu瘙塀a二合音和vr·dhhi三合音的对立，e和o也属于长元音。智广注曰：“e，短蔼字，去声，声近樱系反;ai，长蔼字，近於界反;o，短奥字，去声，近污[12];au长奥字，依字长呼。”（大正藏，No.2132）可以看出，a i u三個短元音，都用“上声”注音，并“音近/声近”入声字;而长元音 ī ū au都是“依声/依字”长呼，所依之字都是平声（阿伊瓯）或去声（奥）字;长元音e和o都标“去声”，声近之字也是去声。 从玄奘《大唐西域记》对旧译的改正中，可以看出他对调值长短的在意： 《西域记》卷6kapilavastu劫比罗伐窣堵旧曰迦罗卫国，讹也。两个a都是短音，迦改为劫，卫改为伐，平去声改为入声。 《西域记》卷3upades'a邬波第铄论旧曰优波提舍论，讹也。u短音，优改为邬，平声改为上声;s'a短音，舍改为铄，去声改为入声;e长音，提改为第，两字声韵全同，只是平声改为去声，可见去声比平声还要长一些。 《西域记》卷5ghos·ila具史罗旧曰瞿师罗，讹也。o长音，瞿改为具，平声改去声;i短音，师改为史，平声改为上声。 可以看出，四声和音长间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我们收集到的玄奘全部对音字对译长元音的情况如表3所示： 如表3，平声有近半数的字译长音节，去声有一半以上的字译长音节，上声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字译长音节，而入声字极少译长音节，平去声字的出现率高。综合以上情况，唐初中原方音各调按音长排列的顺序应是： 去声>平声>上声>入声。 B. 音高 佛经中所谓“根本字”，就是梵文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带a元音），每一个根本字就是一个带重音的音节。我们观察根本字的译音，可以看到汉语声调音高的大致倾向如表4所示： 其中，绝大多数都用平声字来译，说明平声对应梵语的高调（udtta），也有一些上声字（若、喏、社）。智广《悉昙字记》为梵语体文记音，也是多数用平声字，但是却用上声字作切下字，如“ka迦字”注：“居下反，音近姜可”反，说明上声的调值也比较高。去声字绝少用，说明去声不是高调。入声字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根本字都是开音节的缘故。 唐代玄奘在梵语轻重音与译音汉字声调的关系上极为讲究。《大唐西域记》中对旧译的改正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西域记》卷2s'ūdr[15]戍陀罗旧曰首陀，讹也。s'ū，低调，旧译首（上声），改作戍（去声），可见去声是低调，低于上声;r，高调，译作罗（平声），可见平声是高调。 《西域记》卷4súbhūti苏部底旧曰须扶提，或须菩提……皆讹也。sú，高调，译为苏（平声），°bhūti两音节皆低调，旧译扶提、菩提，都是平声字，改为上声字部底，可见上声比平声低。 《西域记》卷6gautam乔答摩旧曰瞿昙，讹略也。tam，低调，旧译昙（平声），改为答（入声），可见入声低于平声。如此等等。 玄奘全部译经字中各调字对译重音音节的情况如表5所示： 平声字译重音音节的次数最多，占重音音节的比重最大，占字次的百分比也最高。去声字则相反。可知在唐初中原方音中平声是高调，去声是低调。上入声介于二者之间，当是中调，入声字出现率高于上声字，而占总字次百分比略低于上声字，它们之间音高大致差不多。 声调是音长和音高的统一。但译经师的注意力有时可能偏重于某一因素，而于另一因素便有所忽略。去声虽是低调，但却又是长调，当遇到高调长音节时，译经师有时便用去声字，这就是低调的去声有时会对译重音音节的主要原因。当然，高调长音节的65%是由高长调的平声字译的，这是理所当然的。 玄奘译注反映的初唐中原方音中的声调的特性，与当时基本形成的近体诗格律，是具有很好的解释功能的。近体诗要求用字平仄交替粘对。从我们对音的结果看来，这实际上就是声调高低和长短的相对。平声是高长调，仄声非低即短，总能与平声构成对比，平仄错综排比，诗的节奏自然抑扬顿挫，优美动听了。 而根据刘广和（2002）83的研究，唐代不空译经所反映的关中音系，其声调的特征与中原方音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相同之处是音长。不空音系跟玄奘音系一样，去声最长，平声次长，上声较短，入声最短。不同之处是音高，不空音上声最高，去声次高，平声最低。 （二） 汉语方言在梵汉对音中的表现 1. 玄奘与不空读音的差异 接触过梵汉对音资料的人都会发现，唐代梵汉对音资料明显地分为两大派： 玄奘、义净等人为一派，不空、慧琳等人为另一派。他们的对音存在许多一致性，但是也存在显著的差别。现在学界大体上一致地认为玄奘一派反映了中原方音音系，不空一派反映了关中方言音系。下面我们先来看以下事实（以玄奘和不空为例）： A. 全浊塞音的对音（见表6所示） 对比可以发现，玄奘用来对译梵文不送气和送气浊塞音的字都是相同发音部位的浊塞音字： 群纽∶g/gh澄纽∶d·/d·h定纽∶d/dh並纽∶b/bh，而不空用来对译梵文不送气和送气浊塞音的字却是不同发音部位的字： 对译不送气浊塞音用同部位鼻音声母阴声字，对译送气浊塞音的却恰恰用的是玄奘用来对译梵文不送气浊塞音的那些字。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玄奘看来，不送气浊塞音是无标记的，所以就用简单的浊塞音字阴声字来对音，而送气浊塞音是有标记的，所以对音时要加一点东西（鼻音或塞音韵尾）上去。[17]而在不空看来，送气浊塞音是无标记的，所以就用简单的浊塞音字阴声字来对音，而不送气浊塞音是有标记的，所以对音时要加一点东西（鼻音）上去。这进一步说明，在玄奘译音所代表的中原方音里，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而在不空译音所代表的关中方音里，全浊声母是送气的。 B. 鼻辅音的对音（见表7所示） 比较两者的对音可以发现，玄奘用章组字对应梵文的c组辅音，而不空对音c/ch/jh用精组字，对音ja/ńa用日母字。章组与日母是发音部位相同的舌面音声母，因此玄奘对音是很规范的（jha在梵文中很少出现，玄奘对音中未找到jha的对音）。不空对音ja/ńa也用日母字。日母字对ja，这跟不空用鼻音对音同部位不送气浊塞音的规则是一致的。可是日母字跟其他三个精组字发音部位并不相同（精组是舌尖前音，传统上叫齿头音）。但是在其他各组辅音的对音中，不空都用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对音梵文的塞音和鼻音。因而不空的这一组对音看起来很奇怪。这里的原因，羅常培（1932/2004）、刘广和（2002）2528等学者都做过解释。藏文是受梵文影响产生的，藏文也有c/ch/j这一组音，其读音也有读精组音和章组音两派，可以印证玄奘和不空对这组音读的分歧。 2. 梵汉对音中方言现象和历时现象的双视角观察 玄奘译音跟不空译音的差别，除了需要考虑方言音素之外，还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一个是，不空译音所反映的唐代长安音跟不空之前的梵汉对音所反映的“长安音”有很大的区别，原因何在？另一个是，不空译音中除了根本字和陀罗尼所反映的唐代长安音之外，还有其他音系的成分，这种现象该如何理解？ A. 周隋“长安方音”近于玄奘译音，异于不空译音 尉迟治平（1982）2023《周、隋长安方音初探》指出：“长安方音並、定、澄、群、从、船等几个全浊声母应该是不送气的”;“章组字对译梵文舌面音”，即章c、昌ch、禅j、书;“长安方音精组声纽是舌尖音”，“蹉”字对译tsha;鼻音声母明m、泥n、娘瘙塀、日ń、疑n-，只对梵文鼻辅音，不对梵文浊塞音。这几点与玄奘译音全同，而与不空译音迥异。更早的十六国后秦时鸠摩罗什的译音，这三个特征也完全与玄奘译音相同（施向东2009）8991。鸠摩罗什译经地也在长安。这就启示我们，梵汉对音时所使用的汉语，不能简单地依据译经地的方音来确定。我们只有假定当时存在一种超出各地方言的通语，才能解释从鸠摩罗什一直到唐代玄奘译音在这三个关键点上的一致性。长安虽然是后秦和隋唐的首都，但是其当地方音并不一定就成为当时的通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从后汉三国一直到玄奘、义净的译音，大体上反映了汉语通语的历史演变（尽管我们可以找出方言影响的蛛丝马迹，如上文所指出的）。而直到唐代中叶不空以后的时代，长安音方才取得优势地位，因此在不空一派的根本字与陀罗尼译音中得以表现出来。这类似于近代的北京虽然从元朝起就做了首都，但是北京话直到清中叶才成为通语。 B. 不空译经中的双音系现象 由上文我们已经知道不空译音与玄奘译音不同的三大特征，主要表现在根本字和陀罗尼（咒语、真言）的译音中，以及个别的成篇文章（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但是，往往在不空所译的其他经文中，甚至同一经卷中，不同部分的音译词有不同的译法，在根本字和咒语之外的部分，音译词所体现的汉语音系与咒语音译所体现的汉语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里我们试以《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18]、《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19]、《文殊问经字母品》[20]三篇译经中咒语与根本字译音，与该三文中其他译音字进行对比（部分对比所缺的音节补以不空其他译经中的非咒语译音），对译音分歧现象进行描写和分析。表9表现了同一个梵语音节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译音： 如表9，不空一方面在根本字和咒语的译音中一丝不苟地体现了他这一派的译音特点，而在其他部分的译音字的选用，则完全继承了从鸠摩罗什、昙无谶、竺法护、玄奘、窥基、义净等人一脉相承的通语音传统。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随顺前人的翻译，所谓“顺古”是也。 不空译经中存在双音系，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是这两个音系出现的条件却是互补的。体现前代通语音系的那些音译词，出现在经卷的叙述部分（包括偈颂）;而体现唐代西北方言音系的那些译音，则出现在密咒部分和根本字的译音中。 C. 梵汉对音中双音系现象的宗教学和语言学解释 梵汉对音中像不空译经那样鲜明的双音系现象，或多或少地也存在在其他翻译家身上，就像玄奘那样的“新译”大家，继承“旧译”的音译词亦复不少。对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对梵汉对音资料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 佛教词语最神秘的部分是其所谓“根本字”和“真言”。佛教尤其是密宗有所谓“三密”： 身密、语密、意密。不空译《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曰：“凡修习瑜伽观行人，当须具修三密行，证悟五相成身义也。所言三密者： 一、 身密者，如结契印召请圣众是也。二、 语密者，如密诵真言令文句了了分明无谬误也。三、 意密者。如住瑜伽相应白净月圆观菩提心。”其中“语密”的观念就是对“真言”的语音准确性不断追求的动力。在佛教徒尤其是密教徒看来，颂咒是直接与佛对话，对所念的咒语，可以不必懂得它的意义，但是语音上必须绝对准确，“了了分明无谬误”，否则非但不能得福，反而可能致祸。汉人学念梵咒，当然首先是要把音念准，因此译音的准确是生死攸关的。正如与玄奘同时的大乘昉所说：“针石一违，有死生之巨痛;纤毫错学，有升坠之异涂。”[22]而根本字也就是真言、陀罗尼。《文殊问经字母品》就这样说：“文殊师利白佛言： ‘世尊！一切诸字母，云何一切诸法，入于此及陀罗尼字？佛告文殊师利： ‘一切诸法，入于字母及陀罗尼字。”（不空译，大正藏No.469）唐释一行《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云：“谓阿字门等。是真言教相。虽相不异体体不异相。相非造作修成不可示人。而能不离解脱现作声字。一一声字即是入法界门故。得名为真言法教也。”因此玄奘、义净、不空等人对根本字和密咒的译音都极其精益求精，却由于所持音系的不同而有差异。从根本上说，他们都以为自己的译音是近真的，是“了了分明无谬误”的，可得一乘教之真如法性。 另一方面，佛经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学的现象，它除了需要顾及宗教本身的特殊诉求以外，还应当符合语言学的一般规则，使用的词语应当具有社会性即约定俗成的原则。词语一经使用，就要相对稳定，这样才便于其本身的传播和普及，也便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能够掌握和应用。佛教音译词中一般的人名地名物名及术语，其语音形式作为一个符号，与源语言是不是严格对应实际上是不重要的，只要其能指和所指在佛典的流传中被传习者约定俗成地固定在一起，听者能听其音而知其义，读者能识其形而知其音义，交流者中能互相理解其意义而不失坠，这些音译词语就完成了其作为语言符号的使命。佛教经典从东汉开始翻译为汉文，经过鸠摩罗什、玄奘等大家巨擘的翻译，有许多词语已经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后人虽欲改译，总是难以取代。比如“比丘”一词，并非梵语正译，而是译自巴利文bhikkhu，后汉时已经广泛流传。“丘”字上古音属溪母之部，潘悟云拟作**khw，读音正近。此词梵语作bhiks·u，玄奘、义净都译作“苾蒭”，可谓正读。但是后者并不流行，相反，到中古时那个既不近梵音也不近巴利的“比丘（pikhiu）”读音反而大行其道。用CBETA[23]检索，“比丘”在佛藏中出现186365次，“苾蒭”仅出现678次，加上“苾刍、煏刍”等形式，总共才出现26178次，与“比丘”相比，仅为14%。可见佛典一般译音词在音准方面的要求，与密咒相比是远远不可同日而语的。佛典一般译音词的流传使用，更大程度是服从于其社会性即约定俗成的要求。不空译经中两种不同音系的存在，正是他作为伟大的翻译家为了兼顾上述两个方面，对这两者的翻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的结果。不空可謂深得此要旨者也。 对于汉语语音和方言的断代研究而言，不同时代译家的根本字译音和密咒译音是最重要的梵汉对音资料，但是对于汉语语音史和方言语音史的研究而言，梵汉对音资料中保留的同一梵语词的不同音译形式（包括不同时代和不同译者的音译形式）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研究梵汉对音，则于此可见材料的轻重缓急，取舍之机了。 附注 [1]佛教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见彭建华（2015）。 [2]音标前的双**号表示上古拟音，单*号表示中古拟音。本文梵语佛经汉译的传统拟音除有说明外都依据郑张尚芳（2003/2013）。 [3]“五不翻”之说，见周敦义（宋）.翻译名义集序.∥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4册，No.2131.下文凡引《大正藏》者不再出注，请参见“参考文献”。 [4]梵语字母表33辅音，25比声为塞音，8超声为通音和擦音，没有塞擦音。佛教文献中“圆明字轮四十二字”则有tsa、ks·a（> t‘a）二字，仅此而已。 [5]禅母视为塞擦音，是依据陆志韦（1947）1213的说法。 [6]汉语中古音的元音，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认为存在长短的区别。 [7]见智广.悉昙字记.∥大正藏，第54册，No.2132.按： 这里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梵语的辅音跟元音结合还是有一定限制的，如jh只出现在a之前，r·不出现在t· t·h d· d·h瘙塀之后等。但这只是为数很少的现象，而不像在汉语中有很普遍整齐的规律。参见Иванов，Топоров（1960）。 [8]關于s尾，见俞敏（1984/1999）41、施向东（2009）111。 [9]见空海.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大正藏，第84册，No.2701。 [10]全真《悉昙次第》，《大正藏》第84册，No.2710。 [11]歌部韵尾，李方桂（1980）构拟为r，王力（1980）构拟为i，俞敏（1984;1989）、郑张尚芳（2003）构拟为l。 [12]“污”字《广韵》乌路切，去声。 [13]按： “吒”字《广韵》去声，但是《一切经音义》卷12《大宝积经音义》： 吒音摘家反，卷18《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音》： 吒音讁家反，卷26《大般涅槃经》音义： 吒竹家反，皆作平声读。 [14]僧伽婆罗译根本字t·组用“多、他、陀、檀、那”，而译t组用“轻多、轻他、轻陀、轻檀、轻那”，其意t·组的“多”等字是“重”的。 [15]元音上方的“' ”号表示重音，下同。 [16]“酂”字原注“才舸反”，是作阴声字读。 [17]这种情况在十六国时代的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8佛论根本字一节已经存在，昙无谶译送气浊音都用阳声字： ghajha膳d·ha袒dha弹bha滼，南朝梁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送气浊音也都用阳声字： ghajha禅d·ha檀dha轻檀bha梵，皆与玄奘译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18]不空译.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No.962。 [19]不空译.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No.1037. [20]不空译.文殊问经字母品.∥大正藏，第14册，No.469. [21]《庄子·齐物论》“鸱鸦耆鼠”，耆=嗜，常利切，禅母。Jīva（Jīvaka），六朝以下常译“耆婆”。 [22]大乘昉.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大正藏，第13册，No.411，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末附. [23]CBETA（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电子佛典集成。 参考文献 1. 安然.悉昙藏.∥大正藏，第84册，No.2702. 2. 不空（唐）译.文殊问经字母品.∥大正藏，第14册，No.469. 3. 不空（唐）译.大日经略摄念诵随行法.∥大正藏，第18册，No.857. 4. 不空（唐）译.瑜伽金刚顶经释字母品.∥大正藏，第18 册， No.880. 5. 不空（唐）译.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No.962. 6. 不空（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观门.∥大正藏，第19册，No.1019. 7. 不空（唐）译.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No.1037. 8. 不空（唐）译.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大正藏，第32 册， No.1665. 9. 储泰松.鸠摩罗什译音的韵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1）： 120121. 10. 大乘昉（唐）.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见玄奘译.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大正藏，第13册，No.411. 11.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一.宜宾： 李庄石印，194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8. 12. 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国学季刊（第一卷）.北京： 北京大学，1923： 5059. 13.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济南： 齐鲁书社，1987： 1415. 14. 黄侃.音略.∥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36/1980： 6292. 15. 慧立（唐），彦悰（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50册，No.2053. 16. 慧琳（唐）.一切经音义.∥大正藏，第54册，No.2128. 17. 金克木.梵语语法《波泥你经》概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211251. 18. 空海.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大正藏，第84册，No.2701. 19.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20. 李荣.切韵音系.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6： 116122. 21. 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2. 刘广和.南朝梁语声母系统初探.∥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编.音韵论丛.长沙： 齐鲁书社，2004： 213230. 23. 刘广和.南朝梁语韵母系统初探.∥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5： 209216. 24. 陆志韦.古音说略.∥陆志韦.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十.北京： 哈佛燕京学社，1947;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北京： 中华书局，1985. 25.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1931;罗常培.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2969. 26. 罗常培.梵文腭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1932;罗常培.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7084. 27. 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聂鸿音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5. 28. 明觉.悉昙要诀（卷一）.∥大正藏，第84册，No.2706. 29. 彭建华.梵语佛经汉译的传统·序言.上海： 三联书店，2015： 110. 30. 邵荣芬.切韵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1. 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1）： 2748. 32. 施向东.音史寻幽.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33. 施向东.古音研究存稿.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34.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931，1（2）： 4265. 35.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7;北京： 中华书局，2004： 61. 36. 王力.诗经韵读.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7. 玄奘（唐）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3、卷415）.∥大正藏，第57册，No.220. 38. 玄奘（唐）译.咒五首经.∥大正藏，第20册，No.1034. 39. 玄奘（唐）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46）.∥大正藏，第27册，No.1545. 40. 玄奘（唐）译.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14）.∥大正藏，第29册，No.1562. 41. 玄奘（唐）译.摄大乘论无性释（卷2）.∥大正藏，第31册，No.1598. 42. 玄奘（唐）译.大唐西域记.∥大正藏，第51册，No.2087. 43. 一行（唐）.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7）.∥大正藏，第39 册，No.1796. 44. 義净（唐）.南海寄归内法传.∥大正藏，第 54 册，No.2125. 45.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 日本东京光生馆，1984;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162. 46. 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1、2）;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63120. 47. 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1982（2）： 1833. 48. 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再探.语言研究，1984（2）： 105114. 49. 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兼答刘广和同志.语言研究，1985（2）： 3848. 50. 曾运乾.喻母古读考.东北大学季刊，1927（2）. 51. 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4）： 6790. 52.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3.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54. 智广（唐）.悉昙字记.∥大正藏，第54册，No.2132. 55. 支娄迦谶（东汉）译.道行般若经.∥大正藏，第8册，No.224. 56. 周敦义（宋）.翻译名义集序.∥大正藏，第54册，No.213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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