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洋洋
摘 要 文章通过引入“词典化”这一概念，系统梳理了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和词典编纂之间的内在逻辑。该学派的理论和词典编纂可纳入词典化的维度之上，与语言本体一起构成完整的语义研究链条。语言中处于原始状态的词汇和语法经过语言学家的挖掘后，依据语言集成描写原则进行描写，呈现出语法指向。集成描写后的词汇和语法经过系统性词典学理论的加工呈现出词汇指向，再由系统性词典学理论的二次加工明确收录词典中的词汇和语法具体类型。经过两大理论的加工，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最终进入词典文本，词典化流程结束。词典文本通过分区进行组织。
关键词 莫斯科语义学派 词典化 语言集成描写 系统性词典学
一、 引言
莫斯科语义学派是当今世界语义学的主流学派之一，该学派的语言学家深耕语义学几十年，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且完整细致的语义研究理论和方法。国内对该学派的研究以理论主义学研究为主。张家骅（2001，2011，2014）是最早对该学派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他详细分析了该学派的语义元语言、配价和题元理论，词汇函数理论等，将上述理论用于分析汉语语料并尝试进行俄汉对比，总体是在理论语义学的框架内。杜桂枝（2011）翻译了该学派代表人物Ю.Д.Апресян（阿普列相）的选集《语言整合性描写与体系性词典学》[1]，以译介为主。于鑫（2006）介绍了Апресян对动词语义、语言整合描写、词汇系统描写、元语言理论、配价和题元理论的研究。徐涛（2014）系统梳理了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学思想和国内研究现状。王钢（2015）将Апресян的语言学思想分为“语言集成描写思想”“系统性词典学思想”和“积极词典学思想”。国内对该学派词典编纂活动的研究主要是对其编纂词典进行评述，如蒋本蓉（2008）《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评述》;李侠（2016）在引介《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的同时，探讨了该词典对汉语词典编纂的借鉴作用;王朔（2017）對该学派最新编纂的《俄语积极词典》进行了评述。也有国内学者尝试对该学派的理论和词典编纂思想进行本土化研究，如蒋本蓉（2008）在研究“意思文本”模式理论及该模式指导下编纂的《俄语详解组合词典》基础上尝试编写了《现代汉语详解组合词典》词条。
可以看出，无论是第一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是第二方面的词典评述，词典编纂在该学派理论体系中始终被当作附属品，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我们认为，词典编纂是该学派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同语言和理论一起构成了语义研究的完整链条。我们将引入“词典化”的概念系统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词典化就是将三者连接起来的线索。
二、 词典化的概念界定
“词典化”理论由苏联著名语言学家、词典学家Ю.Н. Караулов（卡拉乌洛夫）在1981年首次提出，Караулов（1981）认为，“词典学的可能性、词典描写的简洁性和详尽性、词典使用的便捷性决定了在当代描写语言学中试图将除了词汇以外的语言结构其他层次的研究成果以词典的形式呈现出来，即语言学描写的‘词典化（ословаривание）”。这里给出了ословаривание的定义，同时也指明了词典作为语言学成果呈现载体的优势。究其原因，他（Караулов1981）认为“词汇的系统关系在各种各样的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形似词词典（其中包括元语言词典）、同音词词典以及主题词典、联想词典和意念词典中固定下来。通过这种方式，语言的词汇水平在词典中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每一种单项词典的出现都丰富了词汇在某一层面的描写，各类词典的大量涌现就完善了词汇在各个层面的描写。
呈现于词典中的语言学成果，无论是句法信息、词法信息还是其他类型信息都是经过词汇化之后的，以词典参数的形式呈现在词典中，因此词典化也被称为词典的参数化。Караулов（1988）8将“词典参数化（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араметризация）”定义为：“现代语言科学将各种研究成果（理想状态下是所有成果）以词典形式呈现出来的尝试，即语言学描写的词典化（ословаривание）。”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判定，词典参数化即语言描写的词典化，二者的概念内涵应当是一致的。
与ословаривание同义的另一个术语是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зация，Э.Г. Шимчук（希姆丘克）（2009）指出，“近几十年来，甚至是语法材料都以词典的形式呈现出来。出现了词素词典、构词词典、语法词典和句法词典。有些人甚至称之为当代语言学的词典化（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зация）”。彭玉海（2003）也指出，动词的语言语义信息内容最终落实到词条上并且逐渐增多，便形成了语义研究的词典化思潮。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论述中常用到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рование一词，该词是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ровать一词的动名词，指的是“把……编入词，按词典编纂法描述”。例如在Апресян（1995）114《详解词典中的句法信息》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Вопрос о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ровании синтаксисческих свойств слова в толковом словаре давно стал предметом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将词的句法信息编入词典很早前就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课题）。
其实，不同学者使用不同术语论述的是同一种趋势，即现代语言学的各种成果以词典的形式呈现出来。李海斌（2015）对“词典化”的定义很能代表这种观点：“力求通过词典或近乎词典的形式整理、扩展、泛化、展现语言学研究中某些理论观点的一种追求和趋向。”但我们认为，指出语言学研究中存在这种趋势比较笼统。实际上，这一趋势中包含着“语言—理论—词典”三个层面，上述学者的观点过分强调了“理论—词典”这两方面，对“语言”在这个体系中的作用没有充分重视，且在以上论述中这三个层面有所交叉，未独立出来，因此不够清晰。抽离出“语言—理论—词典”这三个层面，不仅能够更清晰地描述“词典化”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解释它是如何存在的，即语言是如何经过理论的加工以词典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
三、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词典编纂
词典化被认为是语言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Апресян（2005）4对莫斯科语义学派进行了界定，认为该学派以语言集成性描写、语言世界图景和系统性词典学理论为框架，因此莫斯科语义学派又被称为“莫斯科语言集成性描写和体系性词典学语义学派”。[2]在这个语境下，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学研究有双重目的：“一是构建语义学的一般理论，其基础不是代表性的例证，而是大规模的自然语言（即俄语）材料;二是将这种理论转化成实际中有益，即面向广大读者的词典学产品。”同时他（Апресян2005）4认为，“这两种目的和方向相互联系，词典学实践为理论提供材料，而理论能够在系统原则的基础上支撑起词典學实践”。上述论述与词典化的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在该学派理论修正和转向的关键时期分别出现了极具代表性的语义词典，也为论证该学派语义学研究中存在词典化趋势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3]
20世纪80年代，И.А.Мельчук（梅里丘克）等人编纂了《俄语详解组合词典》（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以下简称ТКС），该词典于1984年在维也纳出版，全书共收录词条282个。在词典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详解组合词典》是在‘意思文本语言学模型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对任何语言完整描写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Мельчук1984）ТКС作为“意思文本”理论载体的功能已经不言自明，词典编纂本身已经成为语义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时期语言的集成描写思想也初现雏形。应当说明的是，ТКС是莫斯科语义学派历史上编纂的第一部积极词典。积极词典（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是与消极词典（пасс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相对的概念。“有人把当今词典编纂归纳为两种倾向，一种是编写体系本位词典的倾向，另一种是编写读者本位词典的倾向。第一种倾向的目标，是把语言的词汇语义体系，甚至是整个语言结构尽可能充分地按本来的样子反映在词典中……第二种倾向则着眼于反映语言负载者和语言使用者的使用规则。第一种词典也可以称作语言描写词典，它是消极的，主要起到查询的作用;第二种词典可以称为言语词典，它的主旨在于指导读者积极地掌握语言，有效地使用语言，因此，又把这种词典称为积极词典。”（郑述谱 1990）自这部词典开始，该学派编纂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积极词典。
随着系统性词典学和语言世界图景理论日臻完善，莫斯科语义学派将同义词作为系统性描写的突破口开始编纂《新型俄语同义词解析词典》（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以下简称НОСС）： 1997年的第一辑（132个同义词列）、2000年的第二辑（118个同义词列）以及2003年的第三辑（105个同义词列），每部词典中同义词列按照А至Я的字母表顺序排序。2003年3月至8月中旬，在第三辑词典后期出版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团队开始对三部词典进行修订和增补，并于2004年出版了第二版《新型俄语同义词解析词典》（单卷本），收录三部词典中的同义词列共计354个。НОСС的编纂是该学派系统性词典学思想和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具体应用。系统性词典学思想主要包括词典学类型和词典学肖像的概念。词典学类型指的是“具有一系列相同性能的词位群，相同性能包括同一种语法规则和其他足够共性的语言学规则： 语义、语用、交际、音律和搭配等规则”（Апресян2011）。而其中同义词是最简单的词典学类型，对同一词列中的每个同义词进行完整的语义描写便构成了各个同义词的词典学肖像。这也是在系统性词典学思想成熟的时期编纂НОСС的内在理据性。
2006年起，莫斯科语义学派代表人物Апресян开始组织编纂《俄语积极词典》（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以下简称АС），该词典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编纂的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积极词典，前两部的主要受众还是专业的语言学研究者。在该词典的三大编纂原则中，“方便性”原则是继“系统性原则”和“集成性原则”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原则。在坚持莫斯科语义学派语言的集成描写和系统性词典学思想的同时，突出了词典的积极性原则，在词条结构和内容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王钢（2015）将其称之为“阿普列相的积极词典学思想”，我们认为，《俄语积极词典》正是Апресян积极词典学思想的产物，同时该词典的编纂是莫斯科语义学派语言学理念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与ТКС相比，词目数量由282个扩大到1.2万个左右，涵盖俄语大部分积极词汇;与НОСС相比，词汇的集成描写由354个同义词列扩展到1.2万个词的同时，词典学类型也从最简单的同义词拓宽到语言单位各个层面，更加完整地呈现词汇网络内部错综复杂却又有序的结构。
通过对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该学派不同时期的语言学思想反映在相应时期所编纂的三部词典中，构成了这三部词典的宏观指导思想。这三个时期所编纂词典的类型不一，主旨有别，词典编纂主导思想和类型上的差别反映着该学派不同时期语义学理论的变化和发展，但无论哪一时期，词典始终是其理论自我检验和完善的“靶场”，理论构想与编纂实践在此交锋和融合。
四、 “语言→理论→词典”： 词典化的动态过程
我们在第三节结合三部语义词典编纂的宏观指导思想证明了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词典化的趋势，并分析了理论和词典编纂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如第二节所述，词典化包含着“语言—理论—词典”这三个维度，我们之所以引入词典化这一概念并进一步精确它的原因在于： 词典化为我们梳理自然语言如何最终固定为词典文本提供了明确指向，加之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研究群体，如托木斯克方言学派同样十分重视词典的编纂，但是其理论建构欠缺，体系尚不够完善。下文将提到，莫斯科语义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最大的特点在于，在“语言—理论—词典”这三个层面中，理论层面的系统性词典学理论是语义理论与词典编纂之间的一个过渡，如此鲜明的特征必须引入词典化这一概念才能进行更清晰地论述。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学思想是一个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复杂理论体系，前人研究多以理论介绍和阐释为主，鲜有学者从理论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梳理，但这一点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能够清楚定位内部要素（即各分支理论）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词典化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从而更加深入地对理论进行阐释;其次，学术研究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梳理其理论体系的结构和层级也能够从宏观审视理论体系自身的缺陷，为其修正提供参照，甚至对该体系的未来的修正和发展做出某种程度的预测。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在语言和词典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们认为，语言集成描写原则着眼于语言中词汇和语法的描写，而系统性词典学原则倾向于词典编纂，在语言中我们又区分出了“词汇”和“语法”[4]两个层面，从而构建起了五位一体的结构框架。
过程一： 语言→词典
按照詞典化的定义：“现代语言科学将各种研究成果（理想状态下是所有成果）以词典形式呈现出来的尝试”，我们很容易将其理解成仅仅是理论和词典之间的互动，但在词典化过程中不能缺少语言这一层面。在“语言—理论—词典”的框架中，语言与词典是直接对应的。此处我们要对“语言—理论—词典”框架中的词典做一界定： Караулов所提出的“理想词典”要求在词典中将语言学所有成果反映出来;而莫斯科语义学派所谓的积极词典则是以词典使用者生成话语为目的，因此，积极型词典中必须包括话语生成所需要的词位[5]的所有信息。因此，我们假设存在着这样一种能够将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全部收录其中的理想积极词典，在这部词典中语言中词汇和语法就应该能够全部转化为词典文本。然而，语言或词汇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语言系统或词汇体系内部结构的严密性和层次性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诞生以来已被广泛认可。将词汇体系内部各个词位相互连接的纽带就是语法。同样，积极型词典内收录的词汇和语法也不能未经加工，那样词典文本就会成为词汇和语法的消极记录，显得杂乱无章，不能发挥词典的功能。因此，还要对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进行处理之后再收录于词典之中，并以适当方式进行排列，这就是词典化过程中语言和词典的层面。
过程二： 语言→理论（词汇、语法→语言集成描写）
然而，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词汇和语法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词典文本，这首先需要通过语言学家的研究发现词汇及其语法规则。假设在理想状况下，词汇和语法的规律已经被完全揭示出来，那么它们仍然分散且缺乏系统性。因此，发现之后又要解决如何科学、系统地对词汇和语法进行描写的问题，对已经发现的词汇和语法进行描述时，使用不同的方法往往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进而产生不同的效果。莫斯科语义学派坚持的正是“语言集成描写”的原则，这是该学派对“语言描写该如何构建”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答案。集成描写的原则要求“对每种语言的语法和词汇进行协调描写”（Апресян2005）。这种协调描写又分为各有侧重却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语法学家在确定某一规则之时要利用全部词汇，无论如何要考虑到词汇中受该语法规则限制的所有词位。”（Апресян2010）也就是说，在理想状况下，适用于某一语法规则的所有词位都能被发掘出来并被归属到这一语法规则下，而一个词位可能以不同的特征被划分到不同的语法规则内，从而与其他词位构成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层次关系。至此，语言的词汇和规则才从自然、原始的状态转化为有序的词汇和规则体系，这种描写方式为后面词典学的处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过程三： 理论→理论（语言集成描写→系统性词典学）
如前文所述，集成描写后的词汇和语法是语法指向的： 从语法出发整合词汇，而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积极型词典是词汇指向的，即从词汇出发整合语法。这也是Апресян（2010）33所谓词典学家的任务：“词典学家在描写具体词位时要利用所有语言学规则，并描述这些规则所要求的每个词位的全部特征。”也就是说，在语法学家工作的基础上，词典学家要做的是反方向的工作： 以具体词位为出发点，梳理整个规则体系中该词位所涉及的所有规则，并对归属于同一语法规则的所有词位进行统一描写，便是词典学类型（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тип）。“词典学类型”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定义： 从语言描写的角度讲，它是“具有很多对特定语言学规则做出相同反应的共同特征的词汇类别”（Апресян2006），而从词典编纂角度看，它是“需要在词典中进行统一释义的词汇类别”（Апресян2010）32。
莫斯科语义学派提出的词位描写模式区别于传统词典学的处理模式，被称为“词位的整合词典学呈现”（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лексемы），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词位的完整语义语用呈现”，包括： 基于特殊元语言的词位分析性释义、词义相互作用规则、词位的非常规语义特征、联想意义和语用信息。（Апресян2006）除此之外，词位的整合词典学呈现还包括： （1） 该词位的交际韵律特征（主要是指句重音）、搭配特征、句法特征、形态特征和修辞特征;（2） 该词位与词典中其他词位的语义联系（同义词、反义词、转换词和派生词等）。（Апресян2006）词位的整合词典学呈现也就是“词典学肖像”（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某一词位的词典学肖像既包括该词位能够被归入到词典学类型中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收录未能归入到其中的特征，即这个词位特有的一些关键特征。“词典学肖像毫无疑问要优先于词典学类型”（Апресян2010）32，也就是说，在二者发生冲突时，词典学类型要让位于词典学肖像。对于二者在词典编纂中的具体处理方式及词典学肖像的优先性，我们以Апресян所举的例子进行说明。
“抱怨”类的同义词列中包含жаловаться、сетовать、роптать、плакаться等词，与大多数言语行为动词一样，具有“通知内容”的语义配价。上述所有动词的这一配价都可以用на+四格的前置词名词词组来表达，其中四格的句法位由述谓名词来填充，例如： жаловаться на происки врагов（控诉敌人的阴谋）、сетовать на судьбу（抱怨命运）、роптать на невыносимые поборы（低声抱怨难以忍受的苛捐杂税）、плакаться на постоянные неурядицы в личной жизни（哭诉个人生活中不断的纠纷）。同时，“通知内容”的语义配价还能用带连接词что的说明从句表示。但是动词роптать的言语行为意义并不像该词列中的其他词那么强。在俄语国家语料库（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只有26个роптать后带连接词что的说明从句的例子，且只有6个用于现代俄语中，有些还存疑。因此，在词典中不能像描写其他言语行为动词一样描写该词位有支配带连接词что的说明从句的能力。受“言语行为动词支配带连接词что的说明从句”这一句法规则支配的所有词位构成一个词典学类型，在这一类型中要排除роптать这一词位。（Апресян2010）33
“另一方面，所有的言语行为动词包括上面词列中的大多数动词都有‘受事的语义配价。然而，роптать并无带有受事意义的语义题元，因为它表示的与其说是通知，不如说是对某些于自身生存不利的条件大声表达出来的不满和抗议。这个动词的独有特征就应该在其词条中反映出来。”（Апресян2010）这些个别词位所具有的特征，对于该词位来讲比较关键，但是由于只涉及一个或者数量较少的几个词位，因此在传统语法学研究中很容易被忽视，而词典词条恰好为这些特征的描写提供了空间，词典编纂因此也对语言描写起到了补充作用。
过程四： 理论→词典（系统性词典学→词典文本）
前面提到，系统性词典学理论解决的是如何将集成描写后语法指向的词汇和语法转化为词汇指向的词汇和语法的问题。转化之后，明确了这些词汇指向的词汇和语法，还要进一步明晰具体哪些词汇和语法信息应当收录于词典之中，上面提到的“词位的整合词典学呈现”中包含的信息类型和内容就是该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界定。例如交际韵律信息，并非指全部的此类信息，而单指容易被词汇化的句重音。解决了这些问题后，这些经过语言集成描写和系统性词典学理论两次加工后的词汇和语法才能顺利进入词典之中并最终形成词典文本。这种经过语言到理论，再从理论到词典的词典化过程所编成的词典也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最终目的是编纂具有双重地位的词典。首先，这种词典与语法一样，被当成对语言进行科学描写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对象是语言习得现象。其次，该词典也与语法一样，作为掌握该语言过程中最全面的参考书。”（Апресян2005）28
上面五个层面的转换可用图1表示，其中圆圈表示理论的加工过程，矩形中的词汇和语法标记了数字，分别代表加工后的词汇和语法，而其右侧方矩形的内容对不同阶段的词汇语法进行简要说明。
五、 词典文本的组织——词典分区及其语言学意义
经过理论加工的自然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进入词典文本后，还要将这些信息在词典文本中进行组织。我们知道，详解词典的词条一般包括形态信息、修辞标注、语法信息、注释、搭配、例证这几类信息，一般也按照上述顺序进行排列，构成我们所谓词典的“右项”。而莫斯科语义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编纂ТКС开始便一直采用词典分区的方式。“在词典释文中分区的方法是梅里丘克和茹科夫斯基在《俄语详解组配词典》中最先使用的。”（克雷辛2011）
Апресян（2005）24在《论莫斯科语义学派》一文中专门探讨了该学派理论原则的“实际体现”，即НОСС的编纂：“在НОСС中尝试实现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上述所有理论原则”，他接着写道：“НОСС的词条包含同义词的各类信息，囊括超过10个区域”，并在下文中分别论述了各个区域是如何体现这些理论原则的。“整合词典词位词条中的上述每一类词典学信息都设置了独立的区域。”（Апресян2006）莫斯科语义学派所编纂的三部词典中，ТКС的词条共包含10个区域，НОСС中包含9个区域，而АС中包括13个区域，稍做对比就会发现，这些区域存在很多重合之处（表1）：
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该学派所编纂的词典各个区域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固定。词条的分区不仅将原来分散于释文中的信息分类整理，方便读者迅速找到相关信息，同时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 它们将词条中某一类型的信息整合、收录在相应区域中。词条的分区往往能直观反映词典中的信息类型，而词条分区的差异往往能够作为将不同词典进行比较的直接依据。例如，与传统详解词典不同，ТКС的词条结构中就增加了支配模式、支配模式限制、词汇函数等新的栏目，就是为了反映“意思文本”理论中的意思和文本的多层级转换思想，同时百科信息栏目的增设也是其“积极型词典”思想的反映。编纂НОСС时，该学派将构建语言世界图景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宗旨之一，希望回答“语言本身是如何构建的”这一问题。与此相适应，在词典原有结构框架内加入了语言世界图景并收入“导言区”，词典区域的增加和修改对我们跟踪语言学理论的变化提供了参照。
反过来，后继语义学理论的研究者能够遵循操作性较强的方法框架，尤其对词汇语义的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指导作用。以АС为例，如果研究者在研究某个词或者某类词的语义时感到无从下手，完全可以遵照АС中的词条结构进行填充，填充后得到的词类各类信息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语义研究的需要。对于外语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外语研究者语感缺乏的先天不足，提高其语义研究的质量。
六、 结语
Караулов提出的“词典化”理论指出了语言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它的引入为系统梳理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提供了新的角度。我们将该学派历时提出的理论和编纂的词典纳入词典化这一共时的过程中来，厘清了这一学派各种理论间的层次关系。概括地讲，在词典化过程中，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是语言与词典之间的加工程序，它包括語言集成描写和系统性词典学两个方面，前者倾向于语言，后者倾向于词典。可以认为，系统性词典学是语言集成描写和词典之间的过渡。语言集成描写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描写已经被语言学家发掘出来的词汇和语法——即依据集成描写的原则。系统性词典学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集成描写后语法指向的词汇和语法最终转变为词汇指向的词汇和语法，即从词典编纂和词位描写的角度出发，最终哪些词汇和语法将最终进入词典。词汇和语法经过集成描写，再经过系统性词典学的加工，最终完成了词典化过程。词典化过程完成后，最终收录进词典中的信息形成了词典文本。收录于词典中的词汇和语法信息应当有组织地分布于词典文本中，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处理方法就是词典分区，这样做既使得词典文本清晰、有条理，同时词典区域的固定也为不同词典的比较以及从词典区域追踪理论动态提供了可能。最后，词典区域的固定为词汇语义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方法框架，有益于研究质量的提高。
应当承认，我们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初步建立起词典化过程的动态模型，所涉及的理论也只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核心理论，其他如分析性释义、元语言、支配模式、词汇函数等理论同样能在词典化过程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但文中有些未涉及，有些则未详细展开，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更加深入和全面，通过词典化这一模型构建起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体系分析的完整架构。我们后续也将尝试在该模型的基础上选取特定词汇将词典化的过程进一步细化，希望探索出一种实用、有效的词汇语义研究范式。
附 注
[1] 除了引用杜桂枝的译文，使用“语言整合性描写与体系性词典学”这一译法外，本文全部使用“语言集成描写和系统性词典学”这一术语。
[2] 按照Апресян的界定，莫斯科语义学派分为境外和境内两个分支，境外分支以И.А.Мельчук为代表，主要研究“意思文本”理论及机器翻译。莫斯科语言集成性描写和体系性词典学语义学派就是指其境内分支。本文中除了第三节描述词典编纂活动时“莫斯科语义学派”包含其境外分支，其他时候都指其境内分支。
[3] 在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词典参数化视角下的〈俄语积极词典〉研究》第二章中结合词典的具体词条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此处简而述之。
[4] 按照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此处的语法做广义理解，泛指语言学规则，不仅包括句法规则，还包括语义规则等。同时应当指出，我们此处将语言划分为词汇和语法并非绝对，而是基于论述该学派各种理论的需要所进行的粗略划分。
[5] 按照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界定，词位（лексема）指的是带有所有词法、句法和词汇组合特征信息的词（слово）的一个义项。
参考文献
1. 阿普列相 Ю Д.语言整合性描写与体系性词典学（下）.杜桂枝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83.
2. 蒋本蓉.“意思文本”模式的词库理论与词库建设.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3. 克雷欣.Л П.社会语言学与现代俄语.赵蓉晖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73.
4. 李海斌.俄国语言学研究中的词典化现象.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5. 李侠.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的优劣与借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6（4）： 91-95.
6. 彭玉海.俄语语义研究的词典化倾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 61-64.
7. 王钢.阿普列相语言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8. 王朔.俄罗斯语义词典的又一力作——《俄语积极词典》评述.辞书研究，2017（3）： 48-54.
9. 徐涛.莫斯科语义学派思想新论.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3）： 8-16.
10. 于鑫.阿普列相及其语义理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2）： 29-33.
11. 张家骅.莫斯科语义学派.外语研究，2001（4）： 1-9.
12. 张家骅.俄罗斯语义学： 理论与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3. 张家骅.建构详解组合词典的相关语言学概念再阐释.外语学刊，2014（6）： 59-69.
14. 郑述谱.消极词典与积极词典.辞书研究，1990（1）： 14-19.
15. Апресян Ю Д.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II.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16. 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4.
17. Апресян Ю Д. О Московской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5（1）： 3-30.
18. Апресян Ю Д.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Осн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Апресян Ю Д. 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6： 31-160.
19. Апресян Ю Д.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Ведение.∥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Проспект активн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0： 17-54.
20. 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1，2.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4.
21. Караулов Ю Н.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и Тезаурус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Наука， 1981.
22. Караулов Ю 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Тенден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Караулов Ю Н. и др. Совет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Сб. стате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8： 5-18.
23. Мельчук И А，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ена： Bena 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1984： 69.
24. Шимчук Э Г. Рус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Академия， 2009.
（黑龍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责任编辑 马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