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芳琼 Elizabeth Traugott 韩笑
摘 要 文章在Traugott和Trousdale（2013）的构式化理论基础上梳理了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并给出了当前构式化理论研究的最新概览。文章认为构式化是在语法化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因此，语法化理论对语言演变的主要分析同样也适用于构式化，如语言演变的渐变性、重新分析、语境及词频的重要性等。同时，构式化在形式和意义的综合演变、功能的扩展、图式网络以及多重来源的可能性等方面做出了创新。文章从构式化角度论述了“越来越……”（汉语增量比较构式）的产生和发展。大多数前人研究均基于语法化理论，主要关注句法结构的演变，然而构式化的架构强调形式和意义的综合分析。基于构式化，文章认为“越……越……”（关联比较构式）和“越来越……”（增量比较构式）是两个不同的构式，而非同一构式的两个类型。文章梳理了“越来越……”的演变轨迹，并认为“越……越……”并非其唯一来源，因此“越来越……”的发展应考虑构式网络的重组及多重来源的重要性。
关键词 构式化 语法化 多重来源 构式网络 增量比较构式 关联比较构式
一、 序言
构式语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日益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构式语法虽有不同的分支，但都以两个假设作为其研究前提： 第一，构式由约定俗成的形式—意义配对构成，处于词汇（内容性构式）—句法（程序性构式）的连续统上;第二，构式语法是非模块化的语法理论，不存在诸如句法这样的核心。（Hoffmann & Trousdale2013）
以往构式语法研究大多采取共时角度，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着手对历时构式语法展开研究（见Bardal et al.2015）。构式语法种类繁多，因而存在多种不同的历时演变途径。历时构式语法囊括了构式语法的各种历史研究： 构式重建（如Bardal et al.2013），基于伯克利构式语法的历时研究（如Fried2008），以及构式化。构式化源于Traugott和Trousdale（2013）的研究，该书中均为英语语料，主要依据的是以Goldberg（1995，2006）的研究为基础的认知构式语法（Boas2013）。此方法也已应用到了跨语言领域，比如汉语中系动词“是”的发展。（Zhan & Traugott2015，2019）
本文的研究目的为两方面： a） 以汉语和英语语料为例，在Traugott和Trousdale（2013）的构式化理论基础上给出该理论最新概览;b） 对构式化和语法化的区分研究加以补充，重点关注两者如何引发特定的语法表达。
本文第二部分对认知构式语法的若干特点加以概述。第三部分给出构式化理论的实用性定义和构式演变的特征。第四部分探讨语法化与构式化的关系。第五部分是案例分析，从构式化角度分析汉语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的演变路径。第六部分为总结。
二、 认知构式语法的若干特点
20世纪80年代，Charles Fillmore及其同事们对当时欠缺考虑的一些语法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Whats that fly doing in my soup？（那只苍蝇在我的汤里做什么？）Fillmore et al.（1988）表示此句式（Whats X doing Y？）应用广泛，且与复杂的语用有关。构式语法应运而生。他们后期的研究重点在于框架和构式一体化（Fillmore2013），后者也称为伯克利构式语法（Hoffmann & Trousdale2013）。
Goldberg（1995）在研究認知构式语法的过程中，着重关注可用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构式，这一点可以从论元结构中得到印证，比如双及物致使接受构式（如He gave his sister a violin.他送给了妹妹一把小提琴。），与介词双及物构式的关系（He gave a violin to his sister.他把一把小提琴送给了妹妹。），以及后者与致使动作构式的关系（He sent her to the market.他送她去了市场。）。以上三种都是当代英语中根深蒂固的语言句式，[1]可以从大多数句法理论中得到解释，因而没有被边缘化。Goldberg（1995）204同时关注一些被多数句法理论边缘化的构式，如致使动作构式（Pat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帕特一个喷嚏把餐巾纸吹到了桌子下。），不及物动词sneeze加上宾语及动作路径的形式产生了致使动作的语义，这个语义不是sneeze这个不及物动词带来的，而是整个构式带来的。Croft（200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激进构式语法，将构式语法从一些论元结构和被边缘化的构式扩展至整个语言结构[2]。自此，现代认知构式语法大多以构式存在可复制的常规化特征（Goldberg2006）为前提，从语法角度来处理形式—意义配对问题。
Goldberg（2003，2006，2013），Croft（2001）和Bybee（2010）等人提出的构式语法的特点对本文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如：
a） 原则上，语法理论应当能够表现说话者语言知识的方方面面。（Boas2013）
b） 说话者语言知识的基本单位是形式—意义配对（即“符号”）。
c） 构式由许多属性组成。虽然构式的基本单位是符号，但它至少具有以下属性： 从意义方面来讲，包括语义，语用和语篇功能;从形式方面来讲，包括句法，形态和韵律。（Croft2001）换句话说，构式存在内部结构。
d） 小到词缀，大到复杂句，构式可以为任意规模。相关示例将在下文给出。
e） 构式具有具体性或图式性。[3]前者具备完全明确的韵律，称为“具体构式”，如/blk/。后者带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图式性可以是完全的，如双及物致使接受构式SUBJ V OBJ1 OBJ2（例如： Kim gave John a book.金给了约翰一本书。），也可以是部分的，如X is the new Y（例如： Fake is the new real.虚假是新的真实。），但所有图式都包含带变量的结构槽。
f） 具体构式和图式构式都储存在“构式库”的总藏中。
g） 构式类型可以在相互兼容的前提下进行组合（“统一”）。
h） 构式在语言使用者的头脑中形成网络。
Saussure（1983/1916）将认知构式语法中形式—意义配对的符号概念从词汇分别扩展到更小的单位（语素）和更大的单位（短语、从句和倒置结构）（Goldberg2003），而且尤其关注后者。基本图式可表示为[F * M]，其中F代表构式形式，M代表构式义，*代表两者之间的联系。示例如下：
a. 语素构式
英[/li/ * ‘adverbial marker状语标记]（如： swift-ly迅速-地）
汉[/le/ * ‘perfective marker完成体标记]（如： chi-le吃-了）
b. 词构式
英[/swIft/ * ‘fast快]
汉[/chi/ * ‘eat吃]
c. 短语构式
英[/al bt/ X * ‘nearly X幾乎X]（如： She all but won.她几乎赢了。）
汉[V/de liɑo/ * ‘be able to V有能力V]（如： 她吃得了。）
d. 双及物构式
英[SUBJ V OB1 OBJ2 * ‘X cause Y to receive Z]（如： She gave Kim a book.）
汉[SUBJ V OB1 OBJ2 * ‘X cause Y to receive Z]（如： 她给了金一本书。）
e. 无标记条件构式
英[X+rising prosody Y * ‘if X， Y]（如： You quit now， youll regret it.]
汉[X+rising prosody Y * ‘if X， Y]（如： 你现在放弃，你会后悔。）
f. 助动词倒装疑问
英[AUX SUBJ V+rising prosody * interrogative]（如： Did she win？）
g. 疑问标记疑问
汉[SUBJ V+Q * interrogative]（如： 她赢了吗？）
（a—g）中的例子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特殊性，尽管跨语言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但构式本身因语言而异。[4]-ly是英语中具有强能产性的状语标记，但在法语中-ment才是首选。英语中助动词倒装是典型的疑问方式，尤其是do-support形式，法语口语中表现为est-ce que X（字面含义为“是X吗？”），汉语中则由句末疑问标记“吗”和升调构成（见上文g）。如（c—e）所示，通过归纳特定实例可以获得更多的复杂构式，其中变量用X，Y，Z来表示。
在产出话语/写作句子时，假定说话者/作者将相互兼容的构式加以组合。那么Hasnt she won？（她没赢吗？）便是将单数代词she，现在完成时、及物动词win的不及物用法、疑问、否定和倒装进行了结合。De Smet（2013）41认为这一过程同时涉及一系列选择性标准，比如选择现在完成时而非过去时，nt而非not，代词而非人名。
本文探讨构式语法认知模式的基本前提是“语言经验创造并影响语言的认知表现”（Bybee2013）。构式反映了说话者的语言知识。这种知识因语言而异，且会发生部分变异和演变。构式的形式—意义配对相对灵活，其意义可通过上下文来调整（如，在a heap of dishes一堆盘子、a heap of mud一堆泥和a heap of nonsense一堆废话中，对名量词heap的理解尽管有所差异，但在所有情形下该词都表示“很多”）。“构式库”即构式清单，构式储存在其中，有组织地与使用选项交互存在于规则网络中。该网络中最常用的类型是由一系列构式的普遍规律所构成的分类层次。[5]这种普遍规律称为图式。图式由子图式（图式的子集）组成，子图式由微观构式组成。微观构式是一种具有特定类型的抽象概念，能够在实际使用中得以体现（即“构例”）。为使认知模式更加具体，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描述程度修饰短语的分类层次结构，如a lot/bit/shred of X（许多/少量/极少量的X），再通过归纳得到程度修饰图式。英语中该图式至少包含两种子图式，一种为“偏高（uptoning）”，即将X置于天平的高处（如a lot of joy非常高兴），另一个为“偏低（downtoning）”，将X置于天平的低处（如a bit of joy有点高兴）。因此微观构式包括两种类型a lot of X（许多X）和a bit of X（少量X）。构例即在实际应用中被实体化的构式。上述关系可通过建模来描述，如图1[6]所示。
现代汉语的比较构式，如例（1），一般以微观构式“更+动词短语/形容词”的单谓语简单形式来表示：
（1） 小李比小明更帅
我们称之为“普通比较构式”，可将其表示成[更X*more SEMx]，SEMx代表变量X的意义（此处代表动词短语或形容词）。其他比较副词如“还”“越发”“略”与“更”比较起来使用频率较低。相关的单谓语简单构式还包括一种“增量比较”构式，可表示成[越来越X*more and more SEMx]，如例（2）：
（2） 现在的网络速度越来越快
另外还有一种带有两个谓语的复杂关联构式，此处表示为[越X越Y*the more SEMx， the more SEMy]：
（3） 小明[越吃][越胖]
通过总结可知，比较图式包括两种子图式，分别为结构单句和（与前者相关的）结构复杂句。结构简单的子图式可进一步划分子类型，分别为普通构式和增量构式。图2展示了现代汉语比较构式的部分层次网络：
三、 构式化与构式演变
关于将构式语法应用于历时研究，Traugott和Trousdale（2013）提出了两个问题：
a） 构式角度可以为研究语言演变提供哪些信息？
b） 构式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 许多关于形态句法演变的前期研究都应当重新思考，许多新的语料也值得继续探讨。因为构式语法的理论架构要求学者平等考虑其形式和意义，除了结构以外，还要接受说话者的语言知识中相对边缘的方面。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 形式或意义上的任何微小变化（即“构式演变”）都可能累积起来并最终导致“构式化”（形式意义均有变化）。构式化的定义如下：
构式化是指形式新—意义新（组合）符号的产生。它在一定数量说话者的语言网络中形成新的类型节点，这些节点有新的句法或形态并有新的语义。它的产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图式性、能产性和组合性的变化。（Traugott & Trousdale2013）22
许多学者将构式演变等同于内部语法变化和个别语言使用者的创新行为，尤其是由Kiparsky（1968）开启的生成传统，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个人思维的创新无疑是演变的起点，但只有一部分创新能为其他语言使用者所复制，而这些可复制的用法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Croft2000）因此，如文本材料所证（见第五部分），语言演变与常规化有关，也就是将创新融入说话或写作的习惯中。这意味着构式演变不存在“精确的起点”（如Brjars et al.2015;Hilpert2018）。
假设构式演变始于构例的产生和演绎。说话者/作家的意图与听者/读者的理解之间的不匹配往往会导致创新，一旦这些创新得以复制，那么微观构式就有常规化的可能。归纳和类推现有范本的过程可能使得一系列构式或图式发生内化。这些图式便是能够形成新构式的模板。新的微观构式通常是逐步产生的，是微小离散变化累积的结果。[7]
图式的构式化往往要经历一系列微观步骤，因此也是循序渐进的。这一结论对程序性图式和内容性图式同样适用。内容性图式可以为宿主类型扩展（见第四部分）提供模板。然而，以构词过程为例，特定内容性微观构式的构式化通常是瞬时过程，因此在构式化发生之前不需要进行渐变转换。一旦新词产生，在扩展聚集环境中使用，其形式就可能进一步发生缩减。
四、 语法化研究与构式化研究的关系
许多最初致力于研究语法化的学者后转而研究历时构式语法，并从以往的研究中获取观点和案例，于是构式化与语法化的关系便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如Nol2007;Trousdale2010;Traugott & Trousdale201394-148;Traugott2014;Heine et al.2016）。由于“构式化”和“语法化”两者都涉及研究范式和演变过程[8]，那么便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两种范式之间有何关联？两种演变过程之间又有何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研究得以完成，历时构式语法的研究范围也得以扩大，问题的答案愈加清晰。
要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关键在于清楚两者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语法化关注“语法成分是怎样产生的或为什么会产生？”而构式化关注的则是“构式是如何产生的？”（另见Heine et al.2016）。本节主要从研究方法和数据范围两方面来进行探讨。
语法化的定义不尽相同（见Narrog & Heine2011），不同学者的研究目标也有区别，不过在研究实践中存在几个共同点。如下所示（为方便与构式化研究做区分，此处列为Ga—Ge）：
Ga） 关注形式上的演变（如Lehmann2015）或意义/功能上的演变（Bybee et al.1991）。Bybee et al.（1994）研究中一部分人侧重于形式演变，另一部分人侧重于意义，两者并未以高度整合的方式来处理。
Gb） 关注形态句法的发展。[9]标准例子可从Meillet（1958）中获得，该例是一个内容性词汇成分从主要范畴（名词，形容词，动词）归属到次要范畴的过程，其主要功能是调节语法结构和语法关系，比如汉语了liɑo“to finish”>完成时了le，就“to approach”>副词“just”。[10]有时固定短语中的完整动词会缩减成屈折形式，如拉丁文dicere habes“say-INF have-2SG”>法语dirais“say-FUT-2SG”。在某些语境中，动词habe-的含义由“属于、在场”变成了“义务”（比照英语have to不得不）。这种短语必须随时間的推移经过大量重复使用，以使不定式中的-r-和词根habe-的使用频率降低，并最终成为将来时标记。像小句组合这样较大规模的结构也应考虑在内，比如Lehmann（2008）关注于将复杂的比较小句缩减为简单的主题标记从句。
Gc） 关注语法状态由较少向较多的单向性转移，并将其理论化，该过程通常表现为语音或语义方面的符号缩减（导致“语义漂白”），[11]如上文Gb中的示例所述（见Lehmann2015）。
Gd） 关注跨语言类型研究。Heine和Kuteva（2005）提出了一种极具价值的跨语言示例列表，当中的示例按照原因、确定、下降、上升和结束等概念来排列。[12]
Ge） 拒绝将类推作为语法化过程中的主要机制。比如Lehmann（2004）提到的“不存在类推的纯语法化”。
近年来，下述三项语法化研究进展有助于语法化学者向构式化的思维转向：
ⅰ） 語法化引发“在新语境中的扩展使用”（Heine & Kuteva2002）。例如，拉丁文V-INF habe-字符串中的动词范围最初仅限于一小部分，通常是引入句子补语的非言语行为动词（Pinkster1987），不过一旦habe-的内容意义发生缩减，其可使用的动词受限程度也会降低，称为“宿主类型扩展”（Himmelmann2004）。Himmelmann（2004）通过将符号的缩减（尤其是内容意义的缺失）形式化，从而扩展了语法化语境。
ⅱ） Fischer（2007）认为类推是形态句法演变的基本机制，也是语言演变的基本机制（另见Anttila2003）。
ⅲ） 有一种争议性理论指出，语用标记的发展可能是语法化现象的案例之一（Brinton2008）。语用标记例如after all（毕竟）、I think（我想）、please（请）、surely（当然）的主要功能是组织语篇或指明说话者对文本或听者的立场。语用标记通常源于内容性成分，并且都经过了语义缩减，具备一些演变的特点，比如汉语中了liɑo>le的发展过程。然而，语用标记在句法上并未和与之伴随的小句或语篇相互融合，由此可知它其实是语用化现象的实例。（Beeching2009，Beijering2012等）
由上述讨论可知构式化与语法化存在部分重叠。特别是以下几方面：
a） 关注语言演变的语境。Diewald（2002，2006）、Diewald和Smirnova（2010）提出了四个语法化阶段。第一阶段为“非典型语境（untypical context）”，是一种“将词汇语素分布到全新语境中的非特定扩展”（Diewald & Smirnova2010）。非典型语境可能被复制并应用到关键语境（critical context）[13]（第二阶段）中。该阶段具有高度不透明性，“具有多重结构和语义不透明的特点，从而会产生一些包括新的语法意义在内的不同理解”。处于此阶段的演变结构存在多种“潜在意义”。关键语境可能会催化语法化进程。第三阶段中的“隔绝”语境（isolating context），包含内容明确且可能为具有旧含义的多义结构，在此语境下，新语法化成分与旧成分存在区别，这也使新的分布成为可能。Diewald 和Smirnova（2010）认为在语法化过程之后存在第四个阶段，即新语法成分“遇到与之对立的成分，……逐渐将所有语法成分的共同特征整合到更加抽象的语法意义中”。学者们认为这种整合过程即为“范例化”，也是语法化的一种标志。“范例化”即一个整体被概念化为图式。Zhan和Traugott（2020）认为Diewald和Smirnova（2010）提出的语法化四个阶段同样适用于构式化，其中第一、第二阶段为先构式化构式演变（Traugott & Trousdale2013），第三阶段为构式化本身，而第四阶段为后构式化构式演变。后构式化构式演变从第四阶段的语法整合和“范例化”角度入手，重点研究聚集扩展（Hilpert 2008，2013）和扩散演变，后者指“逐步单向扩展某一既定成分或既定构式的分布”（De Smet20132，2016）。除此之外，构式化过程之后可能还会出现形式和意义的淘汰与缩减。
b） 演变和使用频率密切相关（如Bybee2013;Hilpert2013）。
c） 两者考察的部分语料数据可能相同，这种现象大多由于历史因素而发生在早期研究中，如Traugott（2014）对BE going to（将要）的研究。“语法构式化”一词的确被广泛使用（如Nol2007，Traugott & Trousdale201394-148），但是这种表达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语法化与构式化之间的关系比实际上要近。如下文所述，事实上两者考察的数据范围存在很大差异。“程序性构式化”一词在表达语言关系这一功能方面所涵盖的范围更广，如语用标记等，因而比“语法构式化”更适用。
但是，构式化与语法化在上文Ga—Ge中提到的几个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在特征方面的差异列为Ca—Ce，与上文的Ga—Ge一一对应：
Ca） 构式是形式—意义配对，对形式和意义的演变给予同等关注。
Cb） 研究语言知识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形态句法的发展。下面简略列出部分研究方向来显示构式化研究的范围之广：
ⅰ） 论元结构。论元结构始终是Goldberg的研究重点（如1995，2006），也自然成为了构式语法研究的主题。Colleman和De celerck（2001）致力于研究双及物，Petré（2014）则关注早期英语中系动词become和wax的发展，及其与结果和其他构式的关系。可考证的最早关于历时构式语法的文章就对way构式进行的讨论，如： They elbowed their way into the room.（他们挤进房间。）。（Israel1996）
ⅱ） 以that从句，to不定式，-ing动名词为标记或（无标记）的补足语，如： It should cause you to think/make you think/set you thinking.（这应该引发你的思考。）。（De Smet2013）
ⅲ） 度量构式。如： a lot/bit of chalk（许多/少量粉笔）。（Brems2011）
ⅳ） 语用标记。如： after all（毕竟）。（Traugott2004）
Cc） 方向性研究重点关注宿主类型扩展（Hilpert2008）和扩散（De Smet2013）而非单向性的缩减（尽管缩减现象确实存在）。研究重点还包括另外三种属性的增强（Traugott & Trousdale2013）：
i） 图式性，或抽象性。
ii） 能产性，即构式“可扩展”的程度，以及对其他構式的批准程度。
iii） 组合性，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联程度大多具有透明性。[14]
Cd） 构式因语言而异，因而关于类型学或跨语言比较的现行研究比较少，不过这种现状随着对比分析（如Nol & Colleman2010）以及语言接触和多语言现象（Hilpert & stman2015）的研究已有所改观。
Ce） 构式语法与模本有关，因此采取范本类推来进行研究，如De Smet（2013）、Busse和Mhlig-Falke（2019）。
Cf—Cg是构式化注重而语法化研究不考虑的方面：
Cf） 图式的产生及其演变，如Colleman和De Clerck（2011）。
Cg） 网络的重要性及其演变，如Zehentner（2018）研究了双及物从上古到中古英语的变化关系网络，Torrent（2015）研究了巴西葡萄牙语para INF“for to”（为了）构式发展的网络重组。
Ch） 多种来源的可能性（Van de Velde et al.2013），例如介词双及物可以追溯到两种来源： 双及物结构和动作方向的指向义（Zehentner2018）。
Ci） 构词图式的产生，以及此领域及其与词汇化各方面的关系的研究，见Traugott和Trousdale（2013149-194）、Hüning和Booij（2014）、Schmid和Mantlik（2015）。
下文是案例分析，我们将从构式角度来分析汉语增量比较构式，重点考察上述的Cf—Ch。
五、 汉语增量比较构式的构式化
龙国富（2013）指出汉语增量比较构式的语法化路径为： 越+处所名词>越+普通名词>小句，越……>越……越……>越来越……。这一过程可细分为三个语法化阶段：
语法化Ⅰ： 动词“越”变化为副词（公元800年）
语法化Ⅱ： 关联比较构式（越……越……）产生（公元1270年）
语法化Ⅲ： 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产生（公元1850年）
根据龙文，此三个阶段为线性单向发展，即副词“越”为关联比较构式（越……越……）的单一来源，关联比较构式（越……越……）为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的单一来源。我们重点考察上述语法化过程中的第三阶段，即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的演变过程，从构式角度出发，得出不同于龙文的观点。第四部分中已经提到，尽管构式化研究与语法化研究在程序性构式化领域有重叠，但两者存在很大区别。构式化视角强调对形式和意义的整合处理，此外，还关注其功能、网络、图式的扩展。
从构式角度看，关联比较构式产生之前，复杂的关联图式构式已经建立起来。条件关联构式在古汉语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例如例（4），让步关联构式也在约公元400年的早期中古汉语中得到证实，见例（5）。
（4） 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左传》，公元前400年）
（5） 虽好水草长养其肤，但促其命无益于己。（《出曜经》，公元400年）
关联比较构式具有关联功能，与复杂的关联网络连接到一起。关联网络不断扩展，到19世纪末已经包含了我们在现代汉语中所能见到的几乎所有关联结构，比如对比、选择、比较、让步和条件。
尽管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与关联比较构式有部分相同的形式，但因其没有复杂的关联义，因而无法将增量比较构式纳入关联网络。如果说增量比较构式的形式（越来越Y）来源于关联比较构式（越X越Y），那么它的增量语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6） 掌柜的果然把李三德找来，酒饭座越来越多，都冲着李三德和气。（《济公全传》，1850年）
例（6）是文献中能够验证的最早的增量比较构式的实例之一。龙文将其中的“来”看作是代动词，指代前面已经出现的动词。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欠妥，因为上下文中并没有出现合适的动词能够被“来”指代。我们认为，例（6）就是上一节中所述的先构式化构式演变中的关键语境（critical context）。由于关键语境具有多重结构和语义不透明的特点，例（6）中的“越来越多”可有多种理解，包括即存的关联比较构式和新的增量比较构式。第一种理解，“越来越多”仍为双谓语的关联比较构式，其中“来”是个动作动词，形容词“多”为另一个谓语，其义为“（客人）来得多了，酒饭座也就多了。（客人）都冲着李三德和气”（这里的话题酒饭座是相对于主语客人而言的，具有关联义，没有增量义）;第二种理解，“越来越多”已经是单一谓语的增量比较构式，其中“酒饭座”是主语，“越来越”是副词成分修饰唯一谓语形容词“多”，表达的是数量上的增量义。例（7）不再体现关键语境，其中的“来”不能理解为动作动词，因而只能是第二种理解，即“越来越重”已经构式化为增量比较构式。
（7） 若不依我那药方行，他的病是越来越重。（《济公全传》，1850年）
由此可见，增量比较构式的形式是由动作动词“来”占了关联比较构式第一个“越”之后的槽位，同时形容词占了第二个“越”之后的槽位而产生的，然而这个形式上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我们关于意义的问题： 它的增量义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观察到在增量比较构式产生之前，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已经存在一种增量比较的子图式，这种子图式是比较图式构式的一种类型。增量比较的子图式有三种表达方式： a） 副词“渐”+形容词，如例（8）所示;b） 时间名词+比较副词+形容词，如例（9）所示。c） 比较副词+形容词，如例（10）中的益、愈+形容词。
（8） 久而渐大。（《抱朴子》，约公元400年）
（9） 秦日益大。（《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
（10） 以益愈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战国策》，公元前77—前6年）
增量副词“渐+形容词”在古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时间名词+比较副词+形容词”也很普遍，其中以时间名词“日”加比较副词“益”最为多见。通过搜索北京大学CCL古代汉语语料库，我们找到1500条左右的语料与“时间名词+比较副词”相关，其中“日益”就达793条。例（8）和例（9）的增量义非常直观，而例（10）的增量义则比较隐晦，因为该句存在歧义，其中的“愈”既可以理解为简单比较义“更”，也可以表示增量比较“越来越”。该句的语境如下： 秦国与赵国交战（公元前260年）。赵王说：“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而选择追随秦国，那么秦军将不战而胜，秦国也会因此而愈加强大，但我们赵国却将日益衰弱。”随后赵王讲出了例（10）中的话语，并表示其后果难以预计。秦国与赵国是当时（公元前457—221年）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赵王这里并非简单比较两国的力量孰强孰弱，而是对战败的后果做出了分析。因此例（10）应当是一个增量比较的语例，而非简单比较。
我们认为，增量比较的子图式均可带有形容词，使对增量比较构式的类推思维成为可能，因为最初产生的增量比较构式都是“越来越+形容词”。19世纪时，比较副词如“愈”和“益”发生衰退，其普通比较义最终被“更”替代，而“越来越”最终代替了其所表达的增量义。
由此可见，增量比较构式并非如龙文所述仅有关联比较构式这一个来源。假设在大约1850年，形容词出现在Y槽位中的关联比较构式（[越X越Y*the more SEMx， the more SEMy]），同时动作动词“来”被选择了填充X槽位。而增量比较构式的意义则是由经增量比较子图式的类推而得到。增量比较构式的两种来源如图4所示：
增量比较构式产生以后，逐步开始与时间连词“随着”搭配使用。在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我们搜索到了45060个增量比较构式的语例，其中6986个与“随着”连用（15.5%），如例（11）所示：
（11） 随着宾客往来的增加，她的身价也越来越高。（《古今情海》，1928年）
（12）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教育研究》，1990年）
由于最初产生的增量比较构式均表达数量上的增量[如例（6）中的“越来越多”]，和“随着”的搭配使用说明其宿主类型扩展到了“随着”引导的小句或短语，其语义从数量扩展到了时间，其时间性增量义得以加强[如例（12）]。这也说明该构式经过了后构式化的整合过程。
基于上述讨论，可从构式化的角度对增量比较构式的发展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增量比较构式的产生是形式新—意义新配对的程序性构式化[如例（7）]。程序性构式化不是瞬时过程，正如上一节所述，同语法化一样，程序性构式化需要一系列中间发展过程，比如在“非典型”或“关键”语境中[如例（6）]进行使用等。此为先构式化构式演变。然而后构式化构式演变与前者相比存在显著区别，主要包括宿主类型扩展及语义的扩展[如例（11）、例（12）]。
构式化与语法化在图式化和组合性层面存在显著区别。例如，当关联比较构式构式化后，其作为比较图式的新子图式也随之产生，并且会形成带有复杂关联构式的网络连接。当增量比较构式开始与“随着”连用时，将逐渐确立一种组合性集合。图式的形成过程也说明传统语法化的单向性假说值得商榷。
六、 结论
本文希望能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a） 平等考虑形式和意义的发展;
b） 关注形式新—语义新配对的发展过程，对先构式化和后构式化过程加以区分;
c） 构式类型与作为言语者语言知识一部分的语言实例之间的关系。
本文中提出的认知模式需要经过跨语言的验证，但其在汉语和英语（两种不相关的语言）上的应用已表明其极强的可行性。
程序性和內容性构式化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本文的案例范围。例如，可将去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的某些方面看作构式化案例来进行重新解读（Trousdale & Norde2013）。我们希望证明语言演变中的一系列现象可以通过构式化理论来解释。构式演变与特定的语法化演变之间确实存在重叠，尤其是宿主类型扩展和形态韵律的缩减。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语法化研究还比较关注个别语法成分的形成以及路径，即构式网络中的偏底部的直接组合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构式化强调的整体网络的把握和各网络之间的关联，语法化并不涉及。我们认为，这是语法化和构式化的最大区别。也因为构式化强调不同构式网络之间的关联，在演变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多个来自不同构式网络的来源，而语法化还是倾向于演变的单向性以及单一来源。因此构式化并不完全包含语法化，即使在分析方法上存在重叠，因两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其观点和部分语料数据也不同。形式—意义配对在其相关构式网络中的产生和发展是历时构式语法和构式化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附 注
[1] 但是这些句式在语义上都受到了约束，比如双及物Bob told Joe a story（鲍勃给乔讲了一个故事）意为： 鲍勃原本打算将故事告诉乔，乔也确实听到了;“此处含义不可能是： 鲍勃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别人，而乔碰巧听到了”（Goldberg 1995）143。
[2]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仍仅接受Goldberg（1995）提出的所谓狭义的构式（即具有语法空槽且语义不可从字面推测得到）。
[3] 如果“图式性”在构式语法中指抽象且普遍的特征，那么在诸如语法化的其他研究中，则可能表示具有抽象意义的“非指称功能”。（Heine et al.2016）
[4] Croft（2001）认为，即便涉及诸如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这样的主要语法范畴，构式也因语言而异，而非普遍存在。
[5] 除了分層网络，水平网络近期也收获了较多关注，它展示了与其他图式相关的多义链接类型（如Van de Velde2014）和包括文化类型在内的多功能链接类型（stman & Fried2005）。
[6] 抽象层的数量取决于任意特定图式中的网络关系，因此一些仅限定于三层的早期术语（宏观构式、中观构式和微观构式）（见Traugott2008）在此处并不适用。
[7] 需要注意的是，渐变过程由一系列微小步骤组成。每个说话者都要重新学习语言，因而不存在连续性变化，但是这一事实常常被具有连续性的频率变化所掩盖。
[8]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构式化即为构式的语法化，且此处的构式均为狭义构式。
[9] 形态句法的发展一直是国内大部分语法化研究关注的重点。
[10] Meillet也提到了将固定词序作为语法化案例，比如，法语（也包括英语）从以主题信息结构为着眼点来组织词序，到以主语谓词结构来组织的转变。
[11] 如Givón（1979）指出的语法化的阶段： 语篇→句法→构词→构词音位→零。
[12] 第二版正在筹备中，其中包括汉语和日语语料等大量补充资料。
[13] Heine（2002）称该过程为“桥梁语境”。
[14] Traugott和Trousdale（2013）将此处所说的“不透明性增强”称作“组合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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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芳瓊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999077）
（Elizabeth Traugott 斯坦福大学 加利福尼亚 94305）
（韩 笑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999077）
（责任编辑 刘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