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8日至20日，第六届全国汉语语汇学暨中华谚语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天水召开。会议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内蒙古大学和天水师范学院主办，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社的近12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8月19日上午的开幕式由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词编辑室副主任汪惠民主持，天水师范学院校长蔡文浩致欢迎辞，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郭昭第，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主任余桂林，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建平先后致辞。8月20日下午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安志伟主持闭幕式，四个小组的主持人分别汇报了各组讨论的具体情况，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崎讲话，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温端政做大会总结，天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马建东致闭幕辞。
研讨会采取大会主题发言和专题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温端政、晁继周、林涛、李树新、孙银新、王吉辉等14位专家在大会上做了专题报告，67名代表在分组会上进行了论文交流。会议的研究主题集中在语汇学理论与语汇的具体研究、方言语汇研究、语典编纂研究等方面，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
一、 语汇学理论与语汇的具体研究
温端政认为，近年来关于语汇学的讨论焦点集中在“语词分立”的主张是否成立，语的定义是否准确，语汇学的建立是否有学理支撑等方面。为了确保学术讨论能健康进行，他呼吁树立良好的学风。王吉辉认为固定语的固定性通过固定程度具体表现出来，固定语固定性的实质在于其结构而不是意义，与结构直接相关的标准在固定程度鉴别的权重上应该高于意义。马志伟认为汉语语汇学只研究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四类，未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出汉语中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语汇的实际存在，在新编的语典中应增添新的类型。谢仁友指出须进一步完善各类语汇的区别特征研究，加强语汇的形音义源流研究和语汇文化的研究，要争取研究成果为重要辞书和教材所赞同和吸收。方寅、周春丽认为当前的汉语语汇研究应该注重沟通古今、沟通中外、沟通人机。这三者能相互促进，共同构成语汇研究的三大任务、三大功能及本体与应用研究的良性互动。
郭小武认为语汇外部与普通的字词句子界限分明，内部则彼此之间个性突出，一般不相杂厕。相比于汉语语法词类划分的纷纭来说，语汇更具可感受度和可辨识度。马志伟研究了语的活用问题。王世凯统计了《汉语戏谑语词典》中的含数语，并对这些包含数字的语从类型、来源、特色与识解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在成语研究方面，金梦鸽认为汉语四音字格成语就其成分和系统而言，并非源于构词法，非共时能解释，而是源于古汉语，内部结构非常复杂。刘鸿雁认为在成语使用过程中存在俗化演变现象，根据演变途径可以把汉语成语俗化演变分为语音俗化、形式俗化、意义俗化、音义俗化、形义俗化等五类，还总结了俗化的规律和原因。王海静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网络仿成语与典型成语进行了对比，归纳了网络仿成语的主要特点，探讨其传播和存在的状态。曾柱认为应紧紧抓住成语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将它们运用到留学生的成语教学中去，提高留学生的学习兴趣。赵贤德从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等三方面对《道德经》成语进行了分析。赵树婷认为《诗经》中的成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文芳从教育理念、教育对象、教育方法、教学态度等方面探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对现今教育的指导意义。
马建东从自然谚和社会谚两大谚语入手，分析了谚语的科学性和局限性。邓红华、邓慧爱认为谚语在“立教”“明倫”“敬身”等方面的具体旨趣对当今民众和社会有重要意义。杜翔认为当今时政谚语的鲜明特点就是善于运用民间俗语、巧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生动化。付建荣提出了构建中华谚语史研究的课题，认为中华谚语形成与发展历史的整体研究是中国谚学发展在当前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当代谚学研究的新课题。李倩认为俗谚具有传承性，俗谚流变研究可以从俗谚源流的个案考察、俗谚语言和结构形式变化的研究以及俗谚的文化来源分析等三方面入手。黄冬丽分析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古籍中的使用情况并指出这条谚语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姜德军认为中华多民族谚语中的比喻形式多样，喻体丰富寓意深刻，富于民族文化特性，体现了各民族人民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不同寻常的想象力。安志伟认为古代俗语辞书的义类编排方式对于今天谚语义类体系构建、谚语义类语典编纂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张艺在概念整合理论的视角下，认为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一致的谚语可分为单域网络型谚语、镜像网络型谚语、单纯网络型谚语和双域网络型谚语四种类型，并研究了汉语国际教育中谚语教学的具体策略。王建莉辑录了《古谣谚》中含有二十四节气名的谚语34条，并分析了这些谚语所体现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以及社会世情和民众价值观。夏凤梅分析了《老乞大》《朴通事》中谚语的内容，比较了两部教科书中谚语的异同和修辞效果。刘钦荣研究了《官场现形记》中的谚语特色。
孙银新探讨了现代汉语惯用语的表现形式、构造特点、语义关系，并分析了惯用语的语义类型，阐述比喻、借代等修辞格对于惯用语语义构成的作用，最后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惯用语的构成理据。姜德军认为动宾结构合成词、动宾结构惯用语、动宾结构的一般短语，看似并无关联，其实有着需要细分的“交集”。应该从构成成分的结合关系出发，找出动宾结构的各个成分是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词汇手段拆分后扩展使用，还是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词汇手段组合后聚合使用。刘嵚认为从收语变化的情况来看，新旧HSK大纲都存在收语不平衡、不明确的问题，建议HSK大纲在收语方面应遵循准确性、系统性、规范性、常用性等原则。王烨、李震认为列举式并列组合结构在本质上并不是词，不属于词汇范畴，而是比词更大一级的语法单位——语，是一种描述语，列举式并列组合结构和成语、惯用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重叠交叉关系。马春华根据《红楼梦》歇后语文本呈现的形式特征把它们分为标记体式、变异体式、化用体式、联用体式，每一种体式的篇章功能具有共性特征。张丽娟研究了比喻类歇后语的生成机制。endprint
二、 语典编纂研究
温端政认为拟编写的《现代汉语语典》要展示汉语语汇精华，发掘汉语语汇的文化内涵，揭示汉语语汇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这些编纂目的要通过立目、释义、举例等环节予以体现。陈玉庆也对《现代汉语语典》的编纂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晁继周认为词典收“语”与语典收“语”在条目数量、释义和例句等方面的要求不同，而且语有思想性，在收录时必须考虑到所收语的思想内容。李树新、宗慧坚评析了《中国谚语集成》的特点，并指出了其编纂中存在的不足。范瑞婷以《语海·成语卷》的编纂为例，指出要想打造辞书精品，必须建立规模巨大、真实可靠、富有特色的语料库，力求在收条、立目、释义、体例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李淑珍紧扣汉语语汇学关于惯用语的性质和特点，分析了《语海》编纂过程中惯用语的立目问题。柳长江分析了汉语成语辞书编纂中的书证错误现象，并进一步指出错误形成的原因。王小郴建议《新华语典》修订时应全面考察每个条目的释义情况，立体检验相关条目的释义情况，尽量保持横向和纵向的平衡性。温朔彬认为《新华语典》不仅体现了语词分立、语的分类等理论，而且体现了编纂语典独特的立目、释义、用例规律，进一步促进了汉语语汇学的丰富和发展。王霞从成语意义的构成和认知入手，重新审视字面义在成语意义构成和理解中的作用，为辞书中成语字面义的设置以及成语教学提供参考。于峻嵘研究了“期期艾艾”的释义问题。
三、 方言语汇研究
林涛研究了东干语语汇中的短语和惯用的现成话（东干人称之为“口歌儿”），指出东干语口歌儿对于近代汉语、跨境汉语方言在海外的传承以及国内外回族语言的历时和共时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胡习之分析了皖北谚语、歇后语当中蕴含的衣食住行民俗、饮食民俗、节日民俗、行业习俗等民俗文化信息。张宝结合佛教在大同的传播，揭示了大同方言中的佛教语汇的类型与语言特色。
张景霓汇集了毛南语、仫佬语中的部分谚语并进行了详细解释。姚勤智从方言和民俗的角度对山西的面食文化进行了挖掘和阐释。李治平、郑小冉研究了湖北咸豐方言中的谚语，认为湖北咸丰方言谚语表达的内容丰富、类型较多，应重视语言的均衡之美和对比喻手法的运用。王建弢探讨了陇南方言谚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为进一步研究陇南方言谚语彰显的地域文化打下了基础。赵一芳对《中国谚语集成·山西卷·风土谚·方俗》中的谚语进行了描写与分析。支亦丹、崔山佳对浙江乐清方言谚语中“A”“AA”“ABB”“AAB”和“AABB”等五种程度表达法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崔山佳、王丹丹分析了两+亲属名词、VVR、VV动、VV看、A打A、后缀“爿”“生”、C打C、十C九C、好X勿X、A做A、做……着、动词拷贝句等浙江谚语中的特殊语法现象。
李学军以内黄方言歇后语为例，对歇后语的“引子”进行了研究。马启俊调查了安徽省金寨县莲花山民间歇后语。马红波研究了河南清丰方言中的惯用语。马启红以山西祁县婚俗用语为例，研究了民俗用语体现的“语”“词”分合问题。
还有部分会议代表研究了有关语言文字学中的其他问题，对语汇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这次研讨会是集中展示语汇学研究成果的盛会。会议收到的论文选题广泛、研究深入，体现了语汇学学科的新发展。会上还向与会代表赠送了语汇学研讨会十周年纪念册、《温端政先生访谈》（打印稿）和上海辞书出版社新出版的《谚语语海》等，回顾了汉语语汇学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展现了语典编纂的最新成果。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