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香兰
摘要谚解《千字文》是自15世纪以来韩国人用来学习汉语汉字的主要工具书。文章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光州版《千字文》和石峰版《千字文》为主要对象，对具体文本进行对比及统计分析，着重考察了韩国谚解《千字文》在汉字释义方面的特点及释义演变情况。文章通过考察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汉字传播到韩国后，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情况。
关键词汉字韩国千字文谚解释义
《千字文》在韩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汉文“初读书”，即蒙学书。朝鲜王朝初期，学习汉文用的初学教本除了《千字文》，还有《类合》《小学》等，其中《千字文》是首选。《中宗实录》（卷六五，二四年己丑七月乙未）记载“传于政院曰： 初读所用千字、类合、悬吐、小学，各二十件”（李基文1973）。《训蒙字会·引》也写道：“臣窃见世之教童幼学书之家必先千字次及类合然后始读诸书矣”，可见《千字文》在韩国的地位。即便后来著名学者崔世珍的《训蒙字会》（1527），柳希春的《新增类合》（1567）等字书相继问世，《千字文》的地位依旧岿然不动。
《千字文》在中国版本繁多，而传到朝鲜半岛广为流传的是周兴嗣编的《千字文》，我们关注的也是该版本的谚解本。“谚”指谚文，韩文起初叫谚文，“谚解”即用谚文解释之义。1443年韩文创制之后，朝鲜半岛开始对中国的典籍进行翻译，出现了大量的谚解类书籍，其中《千字文》的谚解本作为汉文入门书成为最普及的字书。《千字文》在韩国流传千百年，版本及抄本不计其数，只可惜朝鲜半岛战乱不断，相关书籍多半在战乱中被销毁。现存谚解类《千字文》中最早的版本为东京大学小仓进平旧藏书。该版本卷末有刊记“万历三年月日光州刊上”，因此得名“光州《千字文》”。然而在朝鲜半岛最广为流传的是“石峰《千字文》”，“石峰”乃韩国朝鲜王朝时代著名书法家韩濩之号（1543—1605），因书法出色深得宣祖王（朝鲜第14代王，1567—1608）赏识，由他书写的《千字文》也自然成为学习的典范。“石峰《千字文》”作为典范多次刊印，据李基文（1973）研究，比较重要的石峰版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本（初刊本，1583）、金东旭教授所藏本（年代不详）、辛未重刊本（1691）、甲戌重刊本（1754）。这几个版本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不过整体上变化不大，只是在个别汉字的释义及注音上有所调整。
本文将以韩国现存最早版本“光州《千字文》”及最常用版本“石峰《千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这两个版本对汉字的释义，考察朝鲜王朝时期人们对汉字的接受、理解等情况。光州版为孤本，而石峰版版本多样，我们从中选择了初刊本。光州版和石峰初刊本从刊印时间来看，前者为万历三年（1575），后者为万历十一年（1583），二者只相差8年，基本属于同一个时代，但是从所记内容来看，光州《千字文》比较保守，保留了诸多早期用词及正字法。自1446年韩文颁布以来，韩文的正字法一直在演变，其渐变过程具体反映在历代谚解类文献当中。光州版虽然仅比石峰初刊本早了8年，却在文字中保留着早期曾用字母“Δ”，而且在释义中的用词及方式也表现出保守一面。据李基文（1973）统计，在《千字文》一千个汉字当中，将近四分之一的汉字在其内容上与同时代的石峰版不同，这种情况实属特殊。但从研究的角度看，光州版的保守一面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有助于我们考察汉字释义的变化情况。朴秉喆（1989）也根据大量的统计分析指出1583年版的《千字文》是字训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此版本与之前的版本之间在字训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而且这种面貌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期。[1]可见，光州《千字文》与石峰《千字文》初刊本至目前为止算是较为典型的版本，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汉字释义情况。
一、 谚解《千字文》的体例
韩国谚解类《千字文》基本采用给每个汉字进行注释（训）、注音的方式，这是韩国特有的体例。光州《千字文》与石峰《千字文》皆采用一字一音一义的形式，顺序为训在前，音在后，[2]如“天 ”，“”为训（义），“”为音。韩国的谚文是音节文字，一个音节对应一个字，对汉字的注释通常为一至四个音节，而对汉字的注音则用一个音节来表示，因此在谚解中很容易区分释义与读音之间的界线。也就是说，谚解中最后一个字是汉字的读音，前面的内容便是其释义。
《千字文》本身是四言韵书，每句四字，句句押韵，前后连贯，朗朗上口。而到了朝鲜半岛，千字文的学习方法跟中国有所不同，他们不以句为单位，而以字为单位。为此崔世珍在《训蒙字会·引》中指出：“千字，梁朝散骑常侍周兴嗣所撰也。摘取故事排比为文则善矣。其在童稚之习仅得学字而已。安能识察故事属文之义乎？”[3]作为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易于诵读。在朝鲜半岛，人们学习《千字文》虽然不以句为单位，但也是需要诵读的。为了便于诵读，汉字的释义基本控制在四音节以内，而且诵读时释义和读音之间停顿，以此区别训和音，最后的重音落在汉字的读音上。比如，“冈 ”，“”是训，“”是音，诵读时二者之间有个停顿，重音落在最后音。
众所周知，一个汉字通常不只一个字义，一字多音现象也比较普遍，但谚解《千字文》普遍选择一字一音一义的体例，所以又叫代表训音，即代表这个字的音和义，这如同给每一个汉字起了一个名字。这种方法对初学汉语汉字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掌握基础汉字一千字的基本音和义，无疑为后续的进一步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考虑到汉字的多音多义，部分字书也为增加义项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崔世珍的《训蒙字会》（1527）、柳希春的《新增类合》（1576）等，但仅限于个别汉字。一字多释的普遍使用始于洪
圣源的“注解《千字文》”（1752）[4]。尽管如此，一字一音一义的体例始终作为经典广为流传，直到今天韩国的汉字教学仍讲究代表训音。
二、 谚解《千字文》的释义特点
（一） 释义以字为单位
中国的《千字文》的编排是： 四字成句，句句押韵，前后连贯，共250句。而韩国的谚解则关注汉字，以汉字为单位，具体的释词释句大概由私塾先生来讲解。《千字文》里有很多典故，自然出現不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如“杜稿钟隶”中“杜”和“钟”分别指的是“杜度”和“钟繇”二人。而谚解解释“杜”和“钟”二字时采用该字的本义，“杜”解释为“阻塞”“钟”解释为“钟（响器）”。此类汉字较多，具体举例如表1所示：
（二） 释义忠实于原文中的含义
除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外，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尽量做到不脱离原文含义。比较光州版和石峰版，我们发现后者的释义更加忠实于汉字在句中的含义。比如“服”字，光州版的解释是“衣服”，而到了石峰版释义改为“穿”，我们看原句“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就会发现“服”在句中是“穿”之义。其他例字如表2所示：
（三） 同训现象严重
考察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我们发现同训现象比较突出，即一种释义用于多个汉字，如“谈、言、辞、语”的释义都用“”一个词，“远、邈、遐、辽”的释义都用“”一个词，甚者有些释义用于八九个汉字。据我们的统计，光州《千字文》中26.1%的汉字、石峰《千字文》中24.5%的汉字跟其他汉字释义相同，也就是将近250个汉字存在同训关系。造成同训的原因很多，我们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千字文》本身收录了大量的近义、类义关系的汉字。《千字文》讲究对仗，文中出现大量的近义关系、类义关系的汉字，这类汉字字义区分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如，“文”与“字”、“衣”与“服”、“绮”与“纨”、“路”与“途”、“二”与“两”、“长”与“永”、“去”与“归、之、往”，等等，因此难免出现同训现象。
其次，释义受音节长短之限。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并不是字典式解释，而采用了翻译的形式，通常用对应的韩语词语来释义。而且韩国的《千字文》也是用来诵读的，因此对应的释词不宜过长，备选词语受限，对很多字义相近的汉字很难进行细分。如，“飞”与“翔”、“云”与“谓”、“言”与“语”、“玉”与“璧”、“帐”与“帷”、“省”与“察”等。我们对《千字文》释义的音节数做了统计，发现单音节和双音节占90%以上，三音节和四音节不到10%，可见释义释词的音节长短也是造成同训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音节统计数据如表3所示：
第三，没有相应的概念。有些字在韩国没有相对应的概念，只好用一个意义相近词语来释义。比如，“郡”“县”“州”是中国不同行政区的划分单位，而韩国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就统一用现有的“”一个词来释义。汉语中的语气词“焉、哉、也”;跟车有关的“转、辇、轲、毂、”;跟君王名称有关的“帝、皇、王、君”;跟文字文章有关的“文、字、章、书、籍、经、牒”等都属于此类。
这些汉字尽管释义相同，但其读音不同，因此诵读时字音是极为重要的区别特征。从两个版本的释义变化来看，后来的版本有意分化同训现象，一词多释现象少于前一版本，但大体情形没有改变，释义相同的汉字依然不在少数。
三、 谚解《千字文》的释义演变
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起初应该主要采用的是固有词，光州《千字文》的一千个汉字中固有词释义占88%[5]，所占比例很高。但是随着汉字词的大量渗透，释义中出现汉字词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的汉字甚至用本字来解释本字，如“福： [福][6]”，即用“福”来解释“福”。这种现象说明，在该版本的所处年代汉字词已经进入韩语的词汇系统中，显然有些词已经替代了原有的固有词，而有些词可能从一开始就直接借用了汉语词，比如，“甲”“银”“法”“军”“碑”“莲”“兰”等。因为我们没有从现有文献中找到与这些汉字相对应的固有词。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往往体现在语言中，因此词的借用通常意味着对概念的接受。
石峰《千字文》的释义中汉字词释义共153个，比光州版多33个。考察光州版和石峰版，我们发现释义的用词变化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有的从固有词变为汉字词，有的从固有词变为另外一个固有词，有的从汉字词变为另外一个汉字词，有的从汉字词变为固有词。韩国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做得也比较具体细致。但是从宏观上看，不管这些释义采用何种形式，从本质上看其释义变化归根结底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 常用词的更新导致释词的变化
汉字的传播与发展对韩国语的词汇系统影响很大，从《千字文》代表训（义）的演变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汉字词成为常用词逐步替换原有的固有词。如，“羊”的释义，光州版为“”，石峰版为“[羊]”，前者是固有词，后者是汉字词，而固有词“”是已经消失了的古词，仅作为语素残存于“（山羊）”等个别词语中，已失去其独立意义及独立用法，现代人也不了解其实际含义。这种现象说明部分汉字词已成为常用词，淘汰了不常用的固有词。这类例字还有一些，如表4所示。
表5中光州版的释词都是古韩语词，现代人基本上看不懂，而石峰版的释词接近现代韩语，只是部分词的正字法跟现代有所不同而已。也就是常用固有词替代了不常用的固有词。这些语料对考察韩国词汇的演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不仅有助于考察固有词和汉字词的演变情况，而且对考察韩文正字法的演变也是很好的参考。
（二） 释义的准确性需求导致释词的变化
考察《千字文》释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汉字释词的变化与对汉字、汉文化的认识有关。比如，光州版对“凤”的释义是“鸟”，石峰版的释义是“凤凰”。“凤”是想象中的一种鸟，源自汉文化，刚传到朝鲜半岛时因为没有对等的词，开始就用上位义词“鸟”来释义。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凤凰”，“凤凰”一词也成为汉字词进入韩语的词汇系统里，“凤”的释义自然也得到了调整。还有一种释义变化正好与此相反，比如，“缨”字光州版的释义是“（帽缨）”即古代帽子系在颔下的带子，也是《千字文》原句“高冠陪辇，驱毂振缨”中“缨”的含义。但是随着对汉字认识的提高，人们发现用绳和线做的装饰品都叫“缨”，“帽缨”不足以概括“缨”的实际含义，于是就用上义位词“绳、带子”来代替原有的具体含义。这些释义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汉字及汉字所包含的概念的认识。又如，“鹍”字，该字的释义变化比较有意思。“鹍”字在光州版释义为“（水鸡）”，即解释为鸡的一种，而石峰版释义为“鸟”，到了现代这个字的释义为“天鹅”。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鹍，鹍鸡，古书上指像鹤的一种鸟”，可见光州版的“（水鸡）”源自汉语的“鹍鸡”，但可能是因为不熟悉这种鸟，或者认为它不像鸡，石峰版就用其上位词“鸟”来概括其义。不过“鸟”的释义毕竟太笼统，到了现代其释义又回到下位词“天鹅”。其实“天鹅”和“鹤”是不同的鸟，只是二者之间有诸多共同点，如体积大、羽毛白、都属于水鸟等。“鹍”对韩国人来说比较陌生，因此对它的认识也不是很精确。通过“鹍”的释义变化可以看到人们对“鹍”这种鸟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再如，“王”在光州版的释义是“萁子”。萁子，殷商末人，纣王叔父，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韩国也有“萁子東来说”，想必起初“王”这个词专指“萁子”，后来汉字汉文化大量传入，“王”义逐渐被泛化，才有了“最高统治者”之义，最终反映在汉字的释义中。总体来说，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从错误、笼统、不准确逐步走向准确。此类例字还有一些，如表6所示：
（三） 同训混淆促使释词变化
前面我们已谈到谚解《千字文》中同训现象突出，为了避免同训混淆部分释词发生了变化。比如，光州版中“木、树、桓、枇、杷、床”都用“”一词来释义，而到了石峰版这些汉字各自有了不同的释义，只有“木”保留着“”的释义。比较两个版本的汉字释义，我们不难发现后者努力避免同训干扰，实际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释义精确化的过程。比如，“洛”“渭”“泾”三个字在光州版的释义为“”，到了石峰版分别释义为“[洛水]”“[渭水]”“[涇水]”，以此区分三条不同的河。这类例字还有很多，具体如表7所示：
同训干扰自然促使释词调整，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分化过程，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总之，增加区分度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其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常用性原则和准确性原则。具体解决途径有： （1） 用同义或近义关系的汉字词替代固有词的方法;（2） 用同义或近义关系的另外一个固有词代替现有固有词的方法;（3） 增加限定词来细化词义的方法;（4） 采用该汉字另外一个义项的方法，等等。
总之，谚解《千字文》的释义方式并不是字典式的解释，也不是包罗万象式涵盖汉字的所有义项，它注重代表训，通常由一个相对应的韩语词语来释义，因此就涉及词的选择及词义取舍等问题。总结前面的研究，我们认为谚解《千字文》的释义主要遵循三个原则： 常用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和区别性原则，而且这三个原则通常是综合性的。
四、 结论
本文以韩国谚解《千字文》中的光州版和石峰版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体例及释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谚解《千字文》的体例是一字一音一义，所以叫做代表训音。韩国的谚解《千字文》作为蒙书也便于诵读，顺序为释义在前读音在后，释义与读音之间有停顿，重音落在读音上。为了便于诵读，释义控制在四音节以内，双音节最多，单音节次之，字音则为一个音节。
谚解《千字文》的释义有三个特点。第一，谚解《千字文》的释义以字为单位，不以词或句为单位。第二，汉字单字释义忠实于原文中的含义。第三，同训现象严重，其原因来自多方面。为了避免同训干扰，用其他同义或近义词来释义或选择汉字的其他义项是比较有效的处理方式。在释词的替换中汉字词替代固有词的现象比较突出，从侧面反映了汉字的传播及渗透情况。
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汉字释义，我们发现不同版本之间的释义的变化主要遵循三个原则： 第一，常用性原则，即尽量用常用词进行释义，而且解释的是汉字的常用义。第二，准确性原则，前版本中错误的、笼统的、片面的认识到后面的版本得到了相应的调整。第三，区别性原则，尽量提高区别性以此避免同训带来的混淆与干扰。
综上，本文重点考察了韩国谚解《千字文》的释义体例、特点及演变情况。谚解《千字文》作为韩国早期最重要的二语学习字典在韩国已传播发展了千百年，对韩国人学习汉语汉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考察17世纪韩国司译院编撰的《译语类解》等汉语词汇集，我们发现其体例基本遵循一词一义的体例，显然与《千字文》一字一义一脉相承。直到今天，韩国的汉文教学仍注重代表训音的學习。除了体例上的影响，通过释义特点及演变情况，我们还考察了汉字、汉文化传到韩国之后被接受和认识的情况。汉字作为汉语、汉文化的载体，不仅是学习汉语、汉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学习的最大难点。因此，无论从汉字域外传播发展的反观研究出发，还是立足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国别化教学，谚解《千字文》都值得我们去深度分析和挖掘。
附注
[1]朴秉喆（1989）针对15个版本的《千字文》进行了释义上的统计分析，发现1583年版本和18世纪后半期的书陵部版本是两个主要分水岭，代表汉字释义的转折时期。
[2]安晟秀（2017）认为：“《千字文》韩语音是前面，义是后面，如1575年《光州千字文》（），1648年杏毂开刊本《千字文》……1948年解放日帝强占期后，韩语的拼写法被修改。因为之前的写法不太方便。所以改成今天的模式。并且，《千字文》韩语音是后面，义是前面。”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韩国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注释始终释义在前，注音在后。作者可能忽略了古书的编排方式是竖排，书写方向实为从右到左。
[3]崔世珍在此文指出学习《千字文》以字为单位的弊病，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的学习情况。
[4]《训蒙字会》一字双释只有48字，《新增类合》一字双释罗孙本191字，高大本136字。注解《千字文》一字一释418字，一字双释320字，一字多释262字。（申景澈1993）93，99
[5]申景澈（1993）99的统计数据为88.4%，与我们的统计有所出入。
[6]符号[]标的是该韩文的韩国汉字，符号（）标的是该韩文的对应汉语词语。
[7]仅用韩文表示的部分为谚解原文，现已无法从词典中查到具体词义，应为消失了的古词。
参考文献
1. 安晟秀.韩国千字文研究——以周兴嗣集字本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2. 崔世珍.训蒙字会.∥檀國大学校附设东洋研究所编.东洋学丛书（第一辑）.首尔： 檀国大学校出版社，1983.
3. 朴秉喆.中世訓 消滅 變遷 研究.仁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 30.
4. 李基文.千字文·《千字文》解题.首尔： 檀国大学校出版社，1973： 279.
5. 申景澈.汉字字释研究.汉城： 太学社，1993.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7. 周兴嗣.千字文（光州《千字文》、石峰《千字文》、注解《千字文》）.∥檀國大学校附设东洋研究所编.东洋学丛书（第三辑）.首尔： 檀国大学校出版社，1973.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烟台264025;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仁川406804）
（责任编辑马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