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
摘要我国人口众多，姓氏用字非常繁杂，很多汉字都有姓氏用法。《新华字典》作为一部小型语文工具书，受规模和相关原则所限，只能收录部分汉字的姓氏义。这一做法使得很多读者对字典收錄姓氏义的原则产生了困惑。文章拟对《新华字典》1953年、1957年、1998年和2011年4个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中姓氏义的收录情况和收录原则进行梳理分析，并结合《现代汉语词典》的相关版本，对中小型语文辞书中姓氏义的收录原则及呈现方式提出建议。
关键词姓氏义姓氏用字多音字
一、 引言
我国人口众多，姓氏用字非常繁杂，很多汉字都有姓氏用法。倪海曙（1982）把我国的姓氏归纳为三个特点： 一是多，二是怪，三是乱。《中国姓氏大辞典》和《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分别收录了两三万条的姓氏。有人统计现代使用的汉族姓氏及少数民族使用的汉式姓氏有5700多个。（徐铁生2009）
姓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常见的语文工具书都会收录一定数量的姓氏义。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从第5版开始，对有姓氏用法的现代常用汉字，基本上都立姓氏义项，不再考虑是否多音、是否存在用字问题等因素。《新华字典》作为一部小型语文工具书，受规模和相关原则所限，只能收录部分汉字的姓氏义。像老百姓常说的“张王李赵遍地刘”几个比较大的姓氏，字典目前只有“刘”和“王”立了姓氏义。另外，却有部分生僻字立了姓氏义。
《新华字典》对姓氏义的处理使得很多读者产生了困惑。在我们日常接到的大量读者来信、来电中，涉及内容最多的就是有关字、词典中姓氏义的收录问题。很多读者都问到这类问题： 字典收录姓氏义的原则是什么？很多常见姓氏，如“赵、钱、孙、李”等，为什么字典不收？有些姓氏也很常见，如“范、姜、刘、王”等，为什么字典却收了？还有的读者提出有些姓氏根本不常见，甚至算得上罕见，如“肜、魋（tuí）、（xí）、昝（zǎn）”等，字典为什么还要收录？另有一些姓氏也比较少见，有人称为稀有姓氏，如“神、操”等，字典为什么又不收？
王婷婷（2011）通过和《现汉》第5版相比较，指出《百家姓》的前40个姓氏，《新华字典》只收录了“王、冯、褚、蒋、沈、华、陶、姜、柏”9个姓氏义，而《现汉》第5版，则对《百家姓》中的前40个姓氏全部立姓氏义项。针对这一现象，她说“《新华字典》在姓氏用字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有意为之还是疏漏，我们不敢妄下结论”。经过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确切地说王婷婷提出的问题，是《新华字典》“有意为之”，只是一直以来说明不够，字典中也确实存在着疏漏，因而使很多读者产生了困惑。甚至包括身边的一些同事和业内同行，也对《新华字典》中姓氏义的收录问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解。
人们对《新华字典》中姓氏义收录原则的困惑以及所提出的各种疑问，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对字典中姓氏义的收录情况和收录原则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和说明。根据张永伟博士提供的语料，我们初步统计《新华字典》第11版收录的姓氏义有300多个，它们是字典不同版本因收录原则不尽相同、逐步累积的结果。
二、 《新华字典》不同版本收录姓氏义的情况及主要收录原则
《新华字典》1953年由“新华辞书社”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原版”。“新华辞书社”于1956年并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一版。从1957年的“商务新一版”算起，至今已修订出版到第11版，出版近70年。但由于历史原因，修订工作经几家之手，导致一些体例不一、有些原则不十分明确。有关姓氏义的收录原则，我们分别在《新华字典》1954年版、1957年版和1959年版凡例中看到基本相同的说明：“本字典原则上不把姓氏、地名、人名、山水名等作意义注释，但是为这些名称专造的字或原有的字义太古僻，现在已经不用，才注解为姓、地名等。”（1957年版凡例“九”）后来《新华字典》所收录的姓氏义，有些超出了上述凡例所规定的原则。
为了研究清楚《新华字典》姓氏义的收录情况以及收录原则，我们分别选取1953年“原版”，1957年“商务新一版”、1998年第9版和2011年第11版4个不同版本中的姓氏义进行分析梳理。之所以选取这几个版本，原因是： 1953年版是“原版”，具有开创性;1957年版是“商务新一版”，且凡例中有关于姓氏义收录原则的说明;1998年第9版是多年之后语言所重新对《新华字典》进行的修订，且第9版姓氏义的收录原则较之以前版本，有明显变化，收录数量也比以前版本有明显增加，而在“原版”“商务新一版”和第9版之前的其他版本，对姓氏义的收录原则基本上没有明显不同，多是对少数姓氏义项予以增补和删减;2011年的第11版是历次修订质量最高、最全面的版本（安华林等2013;金欣欣2013），也是目前的最新版本，能够反映《新华字典》姓氏义收录的全貌。
（一） 1953年“原版”姓氏义收录情况及主要收录原则
经过梳理，我们发现1953年版收录的姓氏义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1. 单音字，字典中只立姓氏义，如：
蔡、褚、崔、范、冯、龚、姜、蒋、邝、廖、刘、娄、卢、骆、潘、佟……
单音字在字典中只立姓氏义的有60个左右。其中有的单字从古至今只有或多为姓氏义用法，如“佟、邝”。大部分是在古汉语中还有其他含义或用法，但是，在现代汉语中，那些“古僻”义基本不用，只用作姓氏义，如“蒋”在古书上指一种菰类植物、“刘”在古代有兵器义和杀戮义、“潘”在古代有淘米水的意思，等等。
2. 多音字，其中一个读音在字典中只立姓氏义，如：
过（guō）、华（huà）、那（nā）、区（ōu）、仇（qiú）、任（rén）、召（shào）、解（xiè）……
多音字，其中一个读音字典只立姓氏义的有20个左右。这部分多音字中，有的还有其他用法，如“华（huà）、任（rén）、召（shào）、解（xiè）”等分别还有山名和古国名、地名等用法，但是，在这一版中只立姓氏义，后来的版本中逐步增补古国名、地名义等[1]。
3. 复姓
1953年版收录“万俟（mòqí）、澹台（tántái）”两个复姓，分别以“万俟”和“澹台”做复音词字头。《新华字典》早期版本有将复音词做字头的体例（见《新华字典》1953年版凡例）。
1953年版中，有个别的单音字字头，字典列出不止姓氏义一个义项，如“于”：
于① 姓。② 跟“於”相通。
“於”也另出字头，只有介词用法。这种特殊的处理形式应该是用字的原因。
1953年版收录单字姓氏义有70多个，复姓2个。可以看出1953年版《新华字典》单字姓氏义的收录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古至今只有或多为姓氏用法的单字立姓氏义项;
2. 古代另有其他含义或用法，在现代只有姓氏用法或者说主要做姓氏用法的单字立姓氏义项;
3. 有姓氏用法的常见多音字立姓氏义。
复姓和“于”类因用字问题而立的姓氏义是个别现象，还不能看作是1953年版收录姓氏的原则。
（二） 1957年“商务新一版”姓氏义收录情况及主要收录原则
1957年版收录的姓氏义主要是在1953年版的基础上，有所增补和调整。增补的姓氏义主要有两种情况：
1. 增补新字头，且只立姓氏义，如：
邴、笪、佴、郜、芶、夔、祢、郦、逯、逄、亓、冉、厍、郗、仉、郅……
2. 增补已有字头的姓氏义，如：
萧、萨、查（zhā）
“萧、萨、查（zhā）”1953年版都还有其他义项，1957年版增补姓氏义，删除1953年版的其他义项。
3. 因用字问题而立的姓氏义
由于1957年版中有些繁体字和异体字等不再单立字头，有些只有姓氏义用法的单字，也只能以同一字头不同义项的方式体现，如“姜、薑”和“沈、瀋”等，1953年版分别出字头释义，“姜、沈”只有姓氏义。1957年版只出“姜、沈”字头，“薑、瀋”分别作为“姜、沈”的繁体附列字，用义项号标明各自的适用范围：
姜（①薑）① ……。② 姓。沈（②瀋）① 姓。② 沈阳市，在辽宁省。[2]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于”和“於（yú）”，在1957年版中做介词用的“於（yú）”也被整理为“于”的异体，不再单立字头：
于（①於）① 介词。……。② 姓。[3]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因用字问题而立的姓氏义。
1957年版中的姓氏义有90多个，其中有“万俟（mòqí）、澹台（tántái）、尉迟（yùchí）”三个复姓。
可以看出，1957年版姓氏义的收录原则，基本上遵循了1953年版。只是因为简化汉字、异体字整理等原因，使得部分原本单义的姓氏义，被处理为同一个字头的不同义项。
（三） 1998年第9版姓氏义收录情况及主要收录原则
有人统计1998年第9版《新华字典》中收录汉族姓氏193个。（吴葆勤2001）这些增加的姓氏义除了之前各版本逐步增补字头的原因外，和1953年版、1957年版相比，1998年版姓氏义的收录原则有个比较大的变化，即对于多音字，不管是否有其他义项，都参考《现汉》1996年修订本补充姓氏义。“王”的姓氏义就是1998年版根据这一原则增补的，因为“王”有名词wánɡ和动词wànɡ两个读音。《新华字典》1998年版对一些多音、多义项等的单字增补的姓氏义有60多个，另外，还增补了少量只有姓氏义或常见用法为姓氏义的单音字头，如： “呙（guō）、姞（jí）、閆”等。
（四） 2011年第11版姓氏义的收录情况及主要收录原则
经初步统计，《新华字典》第11版中共收录了302个姓氏义。其中有三个复姓：“万俟（mòqí）、澹台（tántái）、尉迟（yùchí）”，延续了1957年版，所不同的是分别在单字“万mò、澹tán、尉yù”下作为双音节词条出条。此外，我们发现在相关单字的释义和举例中还涉及了两个复姓，如在“xiàn”的释义中括注说明“嵬wéi名”为复姓，在“姓”的相关义项后举例说明“欧阳”为复姓。说明字典仍然没有把复姓作为姓氏的收录原则。
总之，《新华字典》第11版中收录的姓氏义，是因不同版本收录原则不尽相同、各个版本逐步修订增补的结果，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1. 古今多为姓氏用法的单字，收录姓氏义，如“邝、佟”等;
2. 古汉语中有其他含义或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只有姓氏义或常见的是姓氏义用法的单字，收录姓氏义，且只立姓氏义，如“蒋、刘、潘”等;
3. 现代汉语中有姓氏义用法的常见多音字，立姓氏义项，如“薄bó”（另有báo音）、“贾jiǎ”（另有gǔ音）等。但个别有疏漏，如“斗dǒu、撒sǎ、占zhān”等的姓氏义没有收录;
4. 因繁简字、异体字等用字问题而立的姓氏义项，如“范、姜、沈”和“巨、钜”“洛、雒”“佑、祐”等;
5. 部分有其他语文义的疑难字，立姓氏义项，如“鞮、娵、肜、魋”等;
6. 其他。
总体上来说，《新华字典》姓氏义的收录是有原则的，只是有些地方存在疏漏。（吴葆勤2001;王继红2005）。
三、 对中小型语文辞书姓氏义的收录原则及呈现方式的思考
中小型语文辞书对于姓氏义项如何收录，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为进一步了解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新华字典》内容的实际需求，2018年5月和10月我们分别在安徽合肥和浙江杭州两地和当地中小学教师代表进行了座谈。几位小学教师都提出《新华字典》应该再增加一些单字的姓氏义项，原因是经常有学生会问为什么某个同学的姓氏字典收录，而自己的姓氏没有被收录，似乎有没被平等对待的感觉。中学教师则多觉得姓氏义不一定要增加过多，学生们不是太在意。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们对字典是否收录自己姓氏义的关注度已经有所减弱。教师们的建议各自反映了他们所教授对象，或者说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不同需求。这些建议也为我们面对不同读者对象的字、词典编写提出了研究课题。
其实，《现汉》第5版以前的单字姓氏义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1. 只有姓氏义用法或在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是姓氏义用法的单音字;
2. 有姓氏用法的多音字;
3. 涉及用字问题的姓氏义。
从第5版开始，《现汉》对很多有姓氏用法的单字增补了姓氏义项，延续至今。徐铁生（2009）指出《现汉》第5版“特点之一即增录了大量的姓氏。……较之旧版增加了890个。”我们请张永伟博士帮助统计《现汉》第7版收录的姓氏义项数量，已经达到了1842个，其中复姓有57个。
对于字、词典编纂者来说，把有姓氏用法的字头都列出姓氏义，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操作方法。但是，作为中小型语文辞书，对所收录的单字是否应该普遍标注姓氏义项，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华字典》第11版中有些單音的疑难字在语文义之外也立了姓氏义。其实疑难字本身就存在如何界定的问题，某个字是否生疏疑难，往往因人而异，对于甲来说是疑难字，对于乙来说可能就比较熟悉。如果是疑难字，就更需要通过查检字、词典来了解其读音、意义和用法，姓氏义列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值得商榷。如果是因为现代有姓氏用法而收录的疑难字，在面向中小学生的语文辞书中，对于那些现代不常见的“古僻”义项则可以不收，这样就可以和字典中其他大多数只有姓氏义的疑难字统一起来。
也有读者多次来信，建议字典删掉不常见的疑难字姓氏，增补普通姓氏。原因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从该字典中查到了自己的普通姓氏是十分高兴的”，而在该字典中查不到自己的姓氏，“实在是令人扫兴的事”。我们认为中小型语文辞书中的姓氏义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对于常见没有多音的姓氏，比如“赵、钱、孙、李”即使字、词典列出姓氏义，作为姓氏义被查考的几率也极小，有徒占篇幅之嫌。
还有的读者认为“罕见”或“稀有”姓氏用字，应该列出姓氏义，如“神、操”等的姓氏义。其实我们国家幅员广阔，很多姓氏都具有地域性特点，某一区域罕见的姓氏，在其他的区域可能习以为常，很多姓氏在我国南北方分布的差异就比较明显。
“疑难”“罕见”“普通”的姓氏义如果都立义项，那么最终就会导致在篇幅有限的中小型语文辞书中，收录了大量根本不会被查检的内容，类似于被人们质疑的“睡美人”词条。所以，我们认为“疑难”“罕见”和“普通”都不应该作为中小型语文辞书中收录姓氏义的原则和依据。在普通中小型语文辞书中查不到的姓氏，还可以通过大型的辞书或专门的姓氏词典等查找。词典的规模、读者对象决定了词典的内容，任何一部字、词典都难以做到包罗万象、包打天下。
我们觉得下面几种情况应该作为中小型语文辞书收录姓氏义的原则：
1. 古今多为姓氏用法的单字，收录姓氏义，如“邝、佟”等;
2. 古汉语中有其他含义和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只有姓氏义或常见的是姓氏义用法的单字，收录姓氏义，如“蒋、刘、潘”等;
3. 现代汉语中有姓氏义用法的常见多音字立姓氏义，如“薄bó”“贾jiǎ”等;
4. 因简化字或异体字整理等而造成的同形字立姓氏义，如“范、姜、沈”等;
5. 常见的复姓，不论是否多音都立词条，说明姓氏义用法。[4]
如果字、词典的姓氏义收录原则比较明确，相对地会避免或减少根据读者来信或登门反映情况而增补姓氏义的情况。
中小型语文辞书中姓氏义的呈现方式既包括在正文中的排列方式，也包括根据需要附列的有关附录。
《现汉》因为姓氏义注音要大写，作为技术上的一种处理方式，姓氏义一般都放在字头义项的最后。《新华字典》中的姓氏义项排列情况则不尽相同，第11版中姓氏义的排列情况有下面几种：
1. 作为字头的最后一个义项，这种处理方式数量最多。
2. 作为字头的最前一个义项，这种情况数量比较少，属个别现象，如：
贾jiǎ ① 姓。② 古多用于人名。
欧 ① 姓。② 指欧洲，世界七大洲之一。③ 电阻单位名欧姆的简称。
3. 在中间，这种情况也不多见，属于个别现象，如：
拓tuò ① 开辟，扩充。② 姓。③ 见327页“落”字条“落拓”（luò）。
解xiè ① 明白，懂得： ～不开这个理。② 姓。③ 解县，旧县名，在山西省运城。
如果从技术上方便操作和体例上统一的角度看，后两种情况的姓氏义也可以作为字头的最后一个义项。
《现汉》在每个姓氏义前面都标注大写的拼音，是因为《现汉》的体例要求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注音要大写，并不是词典认为姓氏义项和前面的其他义项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在能够确认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词典会单独出字头，如“范、姜、沈”在词典中都是列两个字头，视为同音同形词。同理，《新华字典》姓氏义和其他义项排在同一字头下，也是字典的体例所致，并不是字典认为姓氏义和前面的其他义项有引申关系。这些都是字、词典技术上的处理方式。
姓氏义的来源比较复杂，很多姓氏义和其他义项看不出明显的来源或引申关系，对这部分姓氏义项，理论上说应该单独排列，这样可以避免姓氏义与其他义项是否存在联系的纠葛。张博（2009）已经指出姓氏义与其他义项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笼而统之地作为不同的义项排列，对词汇学中多义词的研究有一定的干扰。张博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
另外，辞书还可以根据各自收录姓氏义的原则，决定是否需要补充相关的附录。比如附列《百家姓》等，作为补充。考虑到篇幅，附录也可以根据有关部门的相关数据，比如根据使用人口的数量列出多少位之前的姓氏字表作为附录。其实，《〈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2004）就有过将姓氏等专名另外排列的设想，如在第二部分语汇的第17条有这样的说明：“本词典酌收人、地、姓氏、民族、朝代、年号、历史事件各类专名，另编排列。”当然以附录的形式呈现，对于正文中已列姓氏义用法的单字，会出现重复信息，各有利弊。
《新华字典》和《现汉》是现代中小型语文工具书的代表，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姓氏义的收录不仅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关注，也被专门的大型姓氏工具书（如《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等）作为参考。作为通行的语文工具书，在包括姓氏收录等相关问题上制定出明确原则，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和社会。
附注
[1]关于有姓氏义用法的古国名、地名等的用字是否立姓氏义，《新华字典》有个逐步明确的过程。如1953年版“蔡”和“薛”都只有姓氏义，在后来的版本中都增补周代诸侯国义，删除姓氏义，延续至第11版。笔者统计第11版收录的周代诸侯国名用字有30多个，其中“召shào”“郇xún”“燕yān”三个多音字立姓氏义。不是多音字且立姓氏义的只有“邘yú”。可以说单音、不涉及用字问题的古国名、地名、山水名等用字，《新华字典》一般不立姓氏义项。从早期几个版本有关姓氏收录的凡例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2]需要指出的是“范（範）”与“姜（薑）”情况完全相同，1953年版“范”和“範”都出字头，“范”只有姓氏义。1957年版“範”作为“范”的繁体字附列在字头后面，但是，没有列出姓氏义，应该说是个疏漏。以后各版延续这一疏漏，一直到第11版才补充“范”的姓氏义。
[3]再后来的版本取消了“于”后的附列异体字“於”，到第11版又删除了“于”的姓氏义项。因为不附列异体字，“于”删除姓氏义一般不会引起混淆。“於”在现代读yú时，多用于地名。姓氏义用法读yū，字典已经列出。
[4]关于收录复姓，是2019年11月广州“中国辞书学会第十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期间周荐先生提醒笔者的。周荐先生是针对有人将“陆费逵”的复姓“陆费”分作两个姓氏解读有感而发。笔者深表赞同，并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安华林，林晓阳.《新华字典》第11版对第10版在释义方面的修订.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1）.
2. 金欣欣.《新华字典》第11版的修订与编辑出版.中州大学学报，2013（2）.
3. 倪海曙.姓氏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1982（3）.
4. 王继红.《新华字典》姓氏义的问题.辞书研究，2005（2）.
5. 王婷婷.《新华字典》姓氏人名条目研究.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5）.
6. 吴葆勤.《新华字典》收录姓氏义有标准吗？辞书研究，2001（6）.
7. 徐铁生.《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姓氏条目平议.辞书研究，2009（2）.
8. 徐铁生.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北京： 中华书局，2014.
9. 袁义达，邱家儒.中国姓氏大辞典.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10. 张博.《现代汉语词典》条目义项与词语义位的不对应及其弥合空间.江苏大学学报，2009（5）.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北京100732）
（責任编辑马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