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宜华 廖彩宴
摘 要 我国辞书数量多，但精品少，距辞书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制约我国辞书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人才的培养及其制度建设。文章从我国辞书与辞书人才现状入手，讨论辞书人才与辞书强国的关系，辞书理论与辞书人才的关系，最后阐明融媒体时代辞书人才的内涵，探讨辞书人才培养及其制度建设，包括学科基础、理论基础和体制基础建设。
关键词 融媒体 辞书人才培养 辞书理论 培养制度 辞书强国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促进了信息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各项活动，特别是改变了信息生产、组织和传播的方式，从而导致各种媒体的相互连通、相互融合，融媒体便应运而生。融媒体来自英语“Media Convergence”（媒体融合），其实质是在各种传播媒体之间实现“融通”，包括信息生产的主体、信息内容，以及传播方式和介质等。其核心是“融合（convergence）”，而“融合”的关键是“连通”和“互通”，即信息只制作一次就能以多种出版渠道或媒介广泛传播，送达每一位读者;这与数字辞书发展的理念十分吻合。辞书界应该重视并思考如何借助融媒体来发展辞书，并着手培养能在融媒体时代进行辞书创新发展的辞书人才。
一、 我国辞书与辞书人才现状
自《尔雅》开始，我国辞书经历了2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也不乏像《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世之作，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的辞书并不多。而在西方，英语的dictionary于1225年才由拉丁语（dictionarium）引入，1538年才由埃利奥特（T. Eliot）第一次使用它为其词典命名，但他们却已经拥有众多世界著名的辞书，典型的有《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768—1771， 1788—1797）、《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以下简称O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4—1928]和《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erriam-Webster， 1961）等;而且英美的当代“英语学习词典”系列已成为国际辞书市场的畅销书，在我国同类辞书中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章宜华 2015）此外，西方的各类词典都有在线网络版，而我们专业出版社却很少去“触网”。研究表明，我国的辞书编纂缺少顶尖人才、理论研究缺乏真知、辞书文本品牌匮乏，精品和原创辞书较少。（华烨 2004;张志毅 2010;苏培成 2012）正如江蓝生（2014）所说，我国虽然所出辞书不少，可以称作辞书大国，但距离建成一个辞书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辞书文本来讲，至今没有大型现代语文词典，学习词典大多不完全符合学习的要求，徒有虚名，甚至大部分内容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雷同。（陆俭明 2007;章宜华 2010;张志毅 2012;苏培成 2012）
2. 双语词典出版量很大，但精品不多;双语（如英汉）学习词典基本是西方人的市场;而汉外学习词典仅散见于某些研究中，至今也无人或出版机构尝试编写。
3. 数字化编写工具缺失。西方20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普及的大型词典语料库、数据库和词典编写系统在国内仍是纸上谈兵，至今没有投入商业运营的案例。词典编写系统也大多限于研究“样机”或个案应用，词典编纂和管理仍游离于数字化之外。
4. 辞书出版机构在线辞书出版集体“失语”。西方主要辞书（如英语）机构都有自己的辞书门户网站，在线词典已经十分普遍，而我们的主要辞书出版社大多不愿意涉足网络或在线词典。
辞书要强，人才是基础;辞书的差距其根源是人才的差距，包括人才的知识结构、数量和水平，创造能力和大业精神。（张志毅 2012）我国每年出版的词典众多，但作者中有深厚学识的领军人物则不多，由于缺乏高质量的编写队伍，部分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拼拼凑凑出版了一些品质低劣的辞书。（张志毅 2010;汪耀楠 1996）此外，我国高校汉语辞书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存在严重缺位的现象，双语词典学培养了不少毕业生，但大多去了教育界;辞书出版机构缺少辞书编纂的专业团队，辞书的策划和编辑人员大多是语言专业出生，到出版社后往往是以师傅带徒弟方式运作，或是自己在工作中摸索词典编辑的技能;由于出版社的企业化运作和考核方式，编辑人员的工作量很大，除像商务印书馆这种学术导向很强的辞书机构，或一些出版社的少数骨干外，辞书编辑一般没有时间涉足语言学和词典学理论研究;有机会进入辞书培训班的也只是对与工作直接相关内容感兴趣。
可见，我国辞书的现状是品种多、精品少，辞书从业者多、有学识的带头人少;搞研究的顾不上编词典，编词典的没有时间搞研究，高校辞书学者轻实践与出版编辑轻理论的现象同时存在。辞书界这种数量和质量的分离、培养单位与用人单位的分离、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阻滞了新理论、新技术的运用和辞书的创新，无法适应当前融媒体时代的辞书发展需要，是我国由辞书大国发展成辞书强国的最大问题。
二、 辞书人才与辞书强国的关系
辞书人才是实现辞书强国梦的基础。（张志毅 2010;张道升 2016）西方辞书强国都拥有一大批博学的辞书专业人才，精品辞书都出自一流的语言和辞书专家。譬如，著名的《法兰西学院词典》（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aise， Librairie Hachette， 1694）就是由一批法蘭西学院院士编写而成的，《英语词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作者约翰逊（S. Johnson）是英国18世纪中叶以后的文坛领袖，在文学和语言方法有很深的造诣。
著名的OED的历任主编都是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家。对第一版影响最大的默雷（J.A. Henry Murray）自学生时期就致力于英语和方言的研究，1878年当选为语言学会会长，他用自己对词典的理解为OED的编纂制定了标准，创建了独有的编写模式。现在，OED第三版的修订根植于牛津大学，有一大批优秀的教授参与词典的编写，他们大多是从实习编辑（internship）开始，经过实践训练合格后才被允许编纂正式词条。以《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为代表的韦氏系列词典奠基人韦伯斯特（N. Webster）是多种报刊的创始人和主编，在美语语言教育和语言规范方面享有盛誉。法国的拉鲁斯（P. Larousse）和罗贝尔（P. Robert）等都是国际知名的一流词典学家和出版家，因此成就了享誉国际的《大罗贝尔法语词典》（Legrand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aise， Le Robert， 1951—1964）和《小拉鲁斯词典》（Le Petit Larousse Dictionnaire Illustre， Larousse 1905）。不难看出，国际上的权威辞书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一流专家做主编;（2） 持之以恒的专业团队;（3） 长期、精心打造的品牌。国内的当代辞书精品《现汉》也是先后有吕叔湘、丁声树、江蓝生等这些一流学者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团队完成编写并进行不断修订的。
我国从事辞书理论研究的专学者相对较少，参加编纂词典的人往往不是专门的辞书人才，甚至也缺乏必要的语言学知识，而词典却需要收录和诠释语言所蕴含的各种的知识;如果基础理论不扎实，就不可能有辞书编纂的创新意识，只能模仿前人的词典，照着葫芦画瓢。这样编出的词典，在体例结构和释义方面只能相互雷同，有些甚至是东拼西凑的平庸之作。
这充分说明，培养足够的辞书领军人物和一流的专业团队对于辞书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汪耀楠（1996）所说“辞书品质决定于辞书人才”。辞书强国需要那些语言功力深厚、治学态度严谨，既具有辞书编纂的技能，又有相当辞书理论水平的人才。
三、 辞书理论与辞书人才的关系
辞书强国的建设离不开辞书理论的支撑，辞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辞书理论的指导。辞书理论，是辞书科学动力的第一要素。（张志毅 2012）人才的培养必须以理论为先导，编者的语言学和词典学素养越高，驾驭语言的能力越强，就越能够编写出高质量的词典来。如前所述的英国词典学家约翰逊、默雷，以及法国的拉鲁斯，美国的韦伯斯特等都是具有深厚文学和语言学理论造诣，或是在语言教育和语言规范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当代英语高级学习者词典》（The Advanced Leaners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的作者霍恩比（Hornby）早年一直在日本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并担任英语教育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nglish Teaching）所长，他的研究使他认识到英语动词模式和搭配结构对二语学习的重要性，深厚的学术积淀让他编成了影响世界的英语学习词典，开创看二语学习词典的先河。《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1987）的主编辛克莱尔（J. Sinclair）和执行主编汉克斯（P. Hanks），前者在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词典学编纂和语言教学方面都有很多开创性研究;后者是英国的著名理论词典学家，他的词典编纂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如“自然句释义”是建立在对语料库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新牛津英语词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融入了词汇原型和大量的语言用法信息，这来自他对词汇语义的研究。（Hanks 2013）《现汉》主编吕叔湘的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仅《吕叔湘全集》就有19册，包括《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马氏文通读本》《语言和文字》《语法学习》等，还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在这些研究中，他十分重视现代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并注意把研究成果应用到词典编纂中。正是这些理论成果奠定了《现汉》的“高度”。对《现汉》编纂和修订做出重要贡献的丁声树和江蓝生也是理论积淀深厚的学者。丁声树在汉语训诂、音韵、语法、方言和词典编纂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他常常以小见大，解释深奥的语言规律。江藍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便师从吕叔湘开始研究近代汉语，她既学习和继承了吕叔湘先生对语音、语义、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路子，又注意考察语用对语言变异的推动作用。尽管她后来担任了领导职务和众多社会兼职，但一直醉心于汉语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性文章110余篇，出版专著和译著10余部。她主持修订《现汉》第6版时，始终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先导，把尚未全面系统解决的词典问题拟定了十多个专题，带领编纂人员逐一进行研究，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词典修订中去，从而把《现汉》的质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可见，优秀辞书人才都是深植学术根基、厚蓄学术积淀。辞书人才是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应用中成长起来的，也有在承担了词典项目后潜心钻研辞书理论和编纂方法，并发展成为职业辞书专家的。我国近年来出版的精品辞书，都配备了强有力的项目主持人和编写团队，他们在从事词典编纂之前，对辞书都有较深的研究，或在语言学及某一领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这类学者型主编的学术水平高、治学态度严谨、原创意识强，决不会去拼凑语料或简单模仿别人样子来编写词条。因此，只有掌握了足够的理论武器，在辞书的设计和编纂时才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从而编纂出精品或权威词典来。
四、 辞书人才培养及其制度建设
何谓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那么，融媒体时代，辞书人才应该如何定义、如何培养呢？
（一） 融媒体时代辞书人才的定义
在融媒体时代，由于词典文本需要在生产、组织、出版或传播中与各种媒体高度融合，数字化和信息化将成为辞书编纂和编辑的关键要素，语料库、数据库和计算机数字化处理平台成为词典信息的主要来源和信息组织的重要手段，现代信息网络和极速云平台成为辞书重要的形式载体，对数字化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则成为当今辞书人才的基本能力。在这种背景下，能够打造精品辞书、建设辞书强国辞书人才应该具有： （1） 深厚的语言学理论积淀，超凡的语言驾驭能力;（2） 高水平的詞典学理论素养和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及相关的学科知识视界;（3） 相关信息媒体融合的意识，熟练的计算机及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和操作能力;（4） 开阔的国际视野、极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5）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责任、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人才的培养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它是保证人才培养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制度建设首先需从以下几个基础建设抓起。
（二） 辞书人才培养的学科基础
像所有其他人才一样，高水平辞书人才需要有专门的培养单位，在特定的培养机制和相应的学科平台上进行培养。相关高校需要设立词典学专业或方向，拟定各层次（博士或硕士）生的词典学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和课程范围，并要配备有词典学资质的教师。这又涉及词典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问题： 词典学能否在大学中作为相对独立的专业或方向来招生（而不是夹带在语言专业中）？词典学的教学应包含哪些理论和实践课程？等等。
在国际上，词典学往往被看作是语言学或词汇学的一个分支，国内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都没有词典学的位置，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词典学的发展。从词典学的实际来讲，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都与词典学有所交叉，但都无法涵盖词典学的理论和编纂所涉及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当今融媒体时代，词典学文本要运用“全媒体”的信息表现手段和不同媒介形态进行传播，这种学科的交叉融合性恰好说明词典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因为它具备了一个学科全部的要素： 有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目标和任务，有系统的学科设置和成套的理论著作、教材和专业刊物，有在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双语），有国际和国内的学术组织及正常的学术活动，有常设的辞书研究、编纂和出版的机构及大批从业人员，等等。只有赋予词典学的学科地位，它才能有良好的学科发展空间。
（三） 辞书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
在融媒体时代，词典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三方面的理论，词典学理论、词典的编纂、词典文本的数字化处理。无论是辞书理论，还是编纂实践或处理技术，都有其相应的理论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及它的应用都有其理论的一面和实践的一面，它们都有着持久的相互反作用。（章宜华 2007）
词典是对语言或其某一侧面做的系统描写，涉及语音、形态、概念、语法、语体和语用等，因此需要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撑。但词典的类型很多，不同词典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也不一样，譬如，专科词典涉及各专业科学和术语学，学习词典涉及教育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历时词典要涉及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等，不一而足。这里，仅从词典学的角度来谈谈辞书人才应该掌握的理论知识。
纵观国际词典学研究和编纂实践的历史和现状，新时期辞书人才的培养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展开：
1. 词典所描述的对象的关系。说明词典应从哪些方面描述词所反映的语言事实，这涉及各种语言学和语义理论;
2. 语义与表征形式的关系。解释语词从语言事件到题元结构，再到论元结构映射的语义的识解过程，涉及认知语言学及框架、原型、图式和隐喻等理论;
3. 词典与使用的关系。研究用户学习或教学需求，以及基于用户视角的词典编纂，涉及语言教学和语言习得理论，语言元认知理论等;
4. 双语词典语言间的关系。研究不同语言文化之间非等值词汇之间的“等值”转换和译义问题，涉及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化学和翻译学;
5. 词典与编纂工具的关系。研究如何开发与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数据库和词典辅助编辑系统进行词典编纂和生成，涉及数字技术、信息化和云计算等;
6. 词典与媒介的关系。研究纸质词典与数字词典之间的转换及数字信息的传播，涉及数据库技术、融媒体和传播学等;
7. 词典历史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研究词典史实，了解过去、通晓古今，继承经典、创新未来，涉及词典史论、考古词典学、历史比较词典学和当代词典学等;
尽管词典的种类很多，编纂宗旨和用户对象各异，但基本都跳不出上述几种关系。从学科角度讲，这些关系都反映在以下的词典学方法中： 当代词典学、学习词典学、认知词典学、语篇词典学、交际词典学、比较词典学和计算词典学等。
总之，词典学在本质上属于交叉应用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将成为词典学发展的主流。特别是在融媒体时代，词典数据化、数字化处理，以及媒体融合需要词典编纂的研究已向着语言技术和工程的方向发展，编写团队仅靠单纯的词典学或语言学知识是很难完成的。
（四） 辞书人才培养的体制基础
由于词典学交叉学科的性质，词典人才培养要受到多部门的体制和评价机制的制约。在2019年1月17日于广州召开的中国辞书学会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专家们（李宇明、陆俭明、黄建华等）一致认为目前存在的辞书人才少、有才能的人不愿意编词典等现象，要归咎于体制和评价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辞书教育体制
各行各业人才的培养本来是学校的任务，但我国高校汉语辞书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存在严重缺位现象，基本没有汉语辞书专业（或方向），只有少数汉语院系的硕士或博士生对辞书学感兴趣而写过一些与辞书相关的论文，但缺乏系统辞书学理论和编纂实践的训练。
双语词典学的学科建设和硕博研究生的培养有20多年的历史，相关大学的外语学院设置了双语词典学方向，招收了不少词典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但由于各种评价机制的制约，培养单位的学术理论导向与出版机构的编辑技能导向的机制冲突，所培养的研究生进入辞书出版界的比例不高。
由于企业运行机制的限制，我国出版界几乎没有专业辞书编纂团队，一旦有了选题便临时在高校组织编写队伍。然而，高校无词典学专业，临时组织的团队成员大多没有词典学知识，也无词典编纂经验，只能是在编写中学习，在学习中编写;甚至，有些主编也只是语言学或某一方面的专家，在接受辞书项目之前对辞书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辞书相关出版社对专职辞书编辑的培养也大致是这种情况。正如李宇明[1]所说，辞书相关出版社确实需要辞书人才，但是他们对于需要什么样的辞书人才，不清楚;什么人适合编辞书，也不知道。而目前我们国家的几个辞书学研究机构也没有真正起到支撑起我国辞书事业人才培养的作用，还未达到这样一个高度。这些体制的限制或问题对辞书人才的培养和编纂质量的提升都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
2. 辞书评价机制
尽管我国的辞书种类不少、数量很多，但像英国《牛津英语大词典》那样的大型“汉语历时大词典”，像《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那样的近现代足本词典，像《法兰西学院词典》那样权威的语言、语法、用法规范性词典，像《牛津高级英语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那样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或“面向外国人的汉语用法词典”等，均付之阙如。作为辞书大国，缺少这么多重要词典说明我们的评价体制出了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么一个辞书大国，要挑选出一些合格的词典编写团队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词典编纂的主力军分布于各所大学，而他们都被大学的评价机制所制约，每年必须完成额定的项目、论文或专著，教师工作是否称职，能否晋升职称或职务，能否获得与岗位相称的经济收入都要与之挂钩。而编词典不算科研成果，评职称也不算，谁还有编词典的积极性？[2]因此，目前我国辞书事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辞书工作和辞书成果得不到应得的公允评价;对辞书不重视，加之辞书成果不被高校科研评价充分认可，致使优秀青年学子难以进入辞书事业[3]。的确，那些在词典学或语言学有一定研究的学者由于评价制度的限制往往不愿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词典编纂，因为他们要做课题、要带研究生、要完成考核工作量等，而编写词典却不算成果，让他们会觉得编词典是“劳而无获”，缺少动力。而在西方辞书强国，辞书专家可以享受至高无上的待遇。如法国词典学家利特雷因《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aise Hachette， 1863—1872）而获得法国社会和法國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径直入选仅有四十个院士名额限制的法兰西学院[4]。《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group of London book-sellers， 1755）作者约翰逊因付不起学费而从牛津大学辍学，而因词典编纂等方面的贡献，先后被牛津大学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默雷1879年出任《牛津大英语词典》主编;1908年因其在词典编纂方面的贡献受封爵士（其实词典在20多年后才出版）。词典编者的劳动只有得到承认，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才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词典编纂。
显然，在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各种矛盾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辞书评价体制——对辞书人才培养，辞书价值的认识等[5]。“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没有辞书作者，哪来词典可言。因此，辞书学界在各种研讨会上都有呼吁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辞书编纂，给辞书应有的成果评价。
3. 辞书标准体系
辞书在大众心目中以正确严谨、规范著称。读者一见词典，便对其内容深信不疑、奉为圭臬。因此，词典不但要提供正确的知识，还要符合语言、术语、计量、单位等标准;词典的编纂不但要有规范的结构模式，还要使用专门、统一的词典语言和符号。这些内容是词典特有的，是其他任何一个学科专业都不可能涵盖的，因而也是辞书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词典学内容。然而，这些规范或标准的统一不是哪家出版社和学界都可以胜任的，必须纳入国家体制内由相关部门牵头来做。结合融媒体时代数字辞书的特点，词典编纂出版应该有以下的规范或标准。
（1） 词典语料库的建设标准，规定语料库应具备的特征和功能、语料库的类型、语料库的结构、语料库的标注和语料库的索引等，实现语料的“智能化”应用;
（2） 词典数据库建设标准，规定数据库应具备和功能、特征、类型和数据结构，统一词典的构架和微观信息项及其规范是格式，以实现词典信息的数据化;
（3） 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工具的标准，拟定构建词典数据库的格式及工作分配、工作流程、工作管理和质量控制原则和方法，形成一个通用的词典框架模式;
（4） 各类词典编纂语言的规范，对词典结构成分、表述形式进行定义和规范，如元语言注释、各数据元素、各类标签、词典符号等;阐明相关文字规范、语音规范，以及数字表达、数量表达、计量单位和术语的规范等。
五、 结语
辞书强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辞书强必须先要人才强，但人才的培养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用人机构辞书产业土壤。但我国现今的情况是： 辞书人才培养的制度缺失，教育界学科地位不清、专业设置随意，出版界用人需求模糊，进人无词典学知识要求;编写辞书不算科研成果，词典学项目难申请，词典学研究成果难以在“权威”刊物发表。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了辞书人才的培养，打击了辞书研究者的积极性。在当今融媒体时代，用户获取知识的渠道发生了巨大、根本的改变，网络终端和移动终端已成为辞书的重要介质。这要求辞书编纂不但与词典学理论结合，还要与信息通讯和传播界发生密切联系。这就为辞书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掌握词典学知识外，还要有数字化、信息化和融媒体意识，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跨媒介的辞书策划和组织能力。因此，学界应该努力呼吁和推动人才培养制度的建设，尽快培养出适应融媒体时代需要的辞书人才。不学辞书理论者只能编词典，但永远编不出精品词典来;不接受数字化的词典可以出版，但在融媒体时代很难为用户广泛接受。
附 注
[1] 李宇明在“中国辞书学会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2] 陆俭明在“中国辞书学会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3][4][5] 黄建华在“中国辞书学会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1. 华烨.关于我国辞书发展战略的思考——问题·思考·对策.辞书研究，2004（3）： 64-75.
2. 江蓝生.为向辞书强国迈进而努力.辞书研究，2011（6）： 1-5.
3. 江蓝生.为实现辞书强国梦而开拓前进.辞书研究，2014（1）： 4-7.
4. 陆俭明.《商务馆学汉语》陆俭明序.∥鲁健骥，吕文华主编，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6-8.
5. 苏培成.走向辞书强国之路.辞书研究，2012（5）： 76-80.
6. 汪耀楠.我国辞书学队伍的现状与建设.辞书研究，1996（6）： 25-33.
7. 张道升.实现辞书强国战略目标的策略探析.出版发行研究，2016（6）： 27-29.
8. 张志毅.“辞书强国”究竟有多远.人民日报，2010—10—12.
9. 张志毅.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辞书研究，2012（1）： 1-9.
10. 章宜华.当代词典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11. 章宜华.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12. 章宜华.汉语学习词典与普通汉语词典的对比研究.学术研究，2010（9）： 151-156.
13. Hanks P. Lexical Analysis ： Norms and Exploitations. Can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