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九盈+王宁+董琨
《辞源》的性质、意义，要从传统文化说起。《辞源》沟通古今，是今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古汉语（文言文）、汉字为载体，曾经有人指出：“八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中，学者们还未找到第二种文字能与我们的传统语文比。它替我们保留了十九世纪以前人类文明最丰富的纪录。它保留的总量超过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人类知识史上很多学科的‘第一部书，都是用文言文、方块字写的。”（唐德刚2005）我们现代人无疑要继承这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新时代的新文化，但如何理解方块字的形、音、义，如何理解文言文，也就是如何理解古人的思想文化、各种制度，从而和古人“对话”必须要有《辞源》这样的工具书。《辞源》是一部兼收古汉语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的大型综合性词典。
《辞源》之本在字。太初有字，道在其中，理在其中，文献语词在其中，百科名物在其中，五千年文化基因、文明传统在其中，某些外来文化元素亦在其中。只有明白字的文化功用、文化渊源，才可明白《辞源》价值之所在。《辞源》以字为本，以词条为骨干。字和詞条经过《辞源》解读阐释，传承伟大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希望。《辞源》奠基者陆尔奎先生，早在百年前就深知此义，曾剀切地指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此话实为当年国人共同心声，说出了人们对《辞源》编纂、问世的殷切期盼。
《辞源》在中国现代语文辞书发展史上属于开山之作，为现代辞书编纂创立了科学范式。《辞源》的创造性贡献是在总结古代字书经验的基础之上，同时参照国外的辞书特点，建立了一个语词和字头之间的网络结构。字头是纲，语词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字头与语词不只是有形体上的一致性，字头音义系统不论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总像脉络一样贯联着各个语词。所以，字头的形体、释义及古今音变的仔细辨别，往往还涉及所统属的各个语词音义的来龙去脉。梳理网络结构，理清各种音义关系，这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多年来，古汉语辞书编纂中的根本性弊端，就在于轻视“纲”的复杂性、重要性，忽视“纲”与“目”的网络关系。“纲”“目”理念是构建《辞源》殿堂的总蓝图。当然，构建一个溯源竟流、寻端及尾、真正符合形音义历史真实面貌的网络体，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特别是人们的释古能力（包括形音义、文献、文化等专业知识）往往有各种不同的局限，虽然经过两次大的修订，缺点错误仍然难以避免。二版总纂吴泽炎先生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这是很明智的观念，表述了一个亲历者的担当精神以及遗憾与希冀。我们要对后来者说的，还是吴先生这句话。我们希望下一辈人做得更好，务必精严，慎之又慎！
此次修订工作始于2007年，这年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辞源》修订组。修订的总目标是“正本清源，修旧增新”。方式是以修订组为职能机构，从2011年开始，聘请馆外专业人士承担全部修订任务，直至定稿。编辑部协调其间，内外合作，统一行动。
近三十年来，中国辞书的生存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门类的大中小型辞书纷然杂呈，对《辞源》的地位形成了挑战和竞争之势；而且社会急剧转型，价值观念变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辞源》如不及时修订，就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从《辞源》自身而言，有诸多问题、缺失，亟待改进。如字头要适当增加，语词条目要限量增加，百科条目要大幅度增补，插图也要重点增补。需新增的内容还有音项、义项、书证等。修旧也很艰巨。如释义是否准确，如何保持价值中立；音项、义项的或分或合；书证的全部核实；异文、标点的斟酌；书名、篇名、卷次、作者的查对；人物生卒年涉及新旧纪年的换算；古地名与今地名的对应；书名线、地名线、人名线的落实；“参见”条目的照应、沟通；凡此种种，都有可修可补之处。辞书无小事，标点之微，一线之细，都关乎信息、知识的准确性问题。修旧的最大难点还不在此，而是所谓“《辞源》无源”的问题。此说虽言过其实，但“源”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故此次修订的重点在正本清源。当然，什么是“源”，这是值得探讨研究的一个问题。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梳理流变，保持原貌都是“源”，我们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源”这一概念的。“源”有字源、语源，二者有联系，又不可混淆。这种区分只是为了便于操作，有很强的实用性，不必从理论层面计较。字源又可分为形源、音源、义源；语源又可分为典源、证源（所谓始见例）。此“五源”实非同一层面。所谓“典源”“证源”只是文献、语料问题，属于书证层面，实为文化源，称之为“语源”有些勉强。但人们批评“《辞源》无源”时，是把“典源”“证源”当作“语源”了，我们也就借用了这一说法。“字源”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字问题，基本上属于字头层面。
清代学人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云：“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学者之考古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这段文字讲了两个原理： 一是语言文字的系统性，二是语言文字的历史性。《辞源》对字形的确定、选用，今音与古音的对应关系，今义释古义，都应遵循这两个原理，才有理据可依；而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以致无据可言，源流不清，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实用性，从而失去辞书的权威地位。
一是形源问题。有造字之源，用字之源，《辞源》讲究用字之源，原则上不涉及造字之源。
《辞源》以传世古典文献（下限至鸦片战争）所用字作为阐释对象，上不引用甲骨、金文，下不用近现代的新造字和简化字，但古代文献中的用字情况也异常复杂，所以用字的形源问题就特别重要，理应系统清理，且要有相应的操作规程。
我们与有关技术部门合作，以《辞源》为封闭系统建立了字库，制定了部件主形择定表，确立了异体字的主从关系，规定了《辞源》第三版部首及字头用字整理原则。基本精神以“源”为首选标准，这是楷体层面的“源”，符合传统就是“源”，通用就是“源”。以“源”为选择标准，有利于纵向沟通（即古今沟通）和横向沟通（即陆台沟通）。endprint
形源还有一个内容，即书证用字要忠实于原文。如原文作“欧阳脩”，不能改为“欧阳修”。
辞书中常见的“同”“通”，二者性质不同，但都与形源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同”用于沟通异体字之“源”，“通”用于明假借之“源”。本有其字的假借，用“通”揭示其本形，证明此形与所“通”之字，只是音同而形、义均不同，同音（或音近）不同“源”。
二是音源问题。第二版的注音由于有了汉语拼音字母，比第一版大有进步，但以历史性、系统性的原则来要求，有待改善的地方颇多。作为《辞源》，不注上古韵部，乃系统上的缺失。至于今音与反切的对应关系，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可往往一个今音与多个反切相对应，今音与反切的匹配很不严格，散漫无纪，殊乏裁断。另外，对反切上字声类的标注，内部也不统一。
此次修订伊始，即规定了《辞源》第三版审音注意事项二十条。总的原则是“音义契合，古今贯通”。同时，设立审音组，专司其职。
三是义源问题。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本义就是“源”。不能离开书证说义源，也不必涉及造字理据和事物得名之由之类的问题。
四是典源问题。力求搜寻记载该典发生时的原著，尽量不用后起的类书代替第一手资料。
五是证源问题。书证力求用“始见”例，可以借助计算机来搜寻。这中间有两点要注意： 一是“始见”必须要可信，宜排除伪书的干扰；一般不应舍经典名句而用时代虽早却很冷僻的作品中的例子来作证。二是书证提前，宜以大的历史时期为断限。从南宋提前到北宋，意义就不大，而从隋唐提前到秦汉，意义就不一样了，这是由中古提前到上古，字頭的音韵地位也变了。因为有计算机提供的方便，书证提前，颇见成效。
百科条目，以增为主，以修为辅。根据知识系统性原则以及阅读古书的需要，选定新增词目6500余条，涉及人名、地名、职官、文献、宗教、器物、动物、植物等内容。百科条目的加强，是第三版《辞源》的一个重要特色。
此次修订是有限修订，不是全面修订。新旧之间在体例上和释词方式、用语等方面可能会产生某些差异，这是很难避免的。如旧版有不少隐性书证条目，将释义与书证合而为一，本应重新改写，但原则上未加修改，因为修订时间有限。
经过修订的第三版《辞源》，全书由214个部首统摄14210个字头，众字头又统摄92646个词条，构成1200万字、4767页的长卷巨幅，按形体笔画，次第展开，且有近1000幅插图辉映其中。一字一天地，方寸之内，信息密集，发皇故典，益人神智，博古通今，释疑解难，是学习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和参考书。
参考文献
1. 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何九盈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董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郎晶晶）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