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新
2017年11月17日至11月19日，第十二届全国双语词典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天津市召開。本届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协办。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波兰、日本等3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社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大会收到论文60余篇。
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史耕山教授主持了本届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李延涛教授致欢迎词。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章宜华教授致开幕词。章宜华教授首先简要回顾了本届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接着他分析了我国双语词典学未来发展的重点： 文化与词典研究，对外汉语词典的研究与编纂，多媒体、多模态、多环境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词汇和语言资源的建设。
大会包含主旨发言、分组讨论、集体交流、优秀论文评选四个环节。陈国华、Arleta Adamska-Saaciak、YAMADA Shigeru、高永伟、姚虹、马浩岚、章宜华、魏向清、盛培林、田兵、王仁强、曾泰元等专家学者在此次会议上做了主旨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考察了形符（morph）和形位（morpheme）与辞（lex）和辞位（lexeme）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了字典、词典、辞典这三个术语及词典学、辞典学、辞书学这三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以“辞”作为涵盖汉语字和词的上位词，以辞典作为涵盖字典和词典的上位术语。
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Arleta Adamska-Saaciak教授全面介绍了欧洲词典学的发展近况，她认为尽管欧洲各国词典学研究各有特色，但是词典的使用研究、语块研究和英语对欧洲其他语种的影响是欧洲各国共同关心的词典学热门话题。她认为词典是文化的产物，需要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欧洲词典学研究者大量运用语言学、认知语义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欧洲词典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使词典产品发生了质的变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教授做了“对外汉语词典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大会发言，他从对外汉语教学和词典编纂的发展进程出发，剖析了对外汉语词典在编纂思想和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编纂思想上，对外汉语词典以编者为中心，忽视了对外汉语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二语学习的实际需求，也忽略了他们的文化背景。在释义上，对外汉语词典存在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一，词典释义与本族语词典相同或高度相似；二，词典采用同义释义，常常出现循环释义的现象；三，词汇意义表征不足；四，文化义缺失。章宜华教授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而语言习得通常基于用法，因此，对外汉语词典应该给学习者提供足够的文化义和用法、预制语块和惯用表达式，以便学习者构建二语能力。最后，他提出了对外汉语词典的文化义释义模式。
南京大学魏向清教授对我国双语词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她认为，经过近40年的不断努力，目前我国外语学科体系中作为应用语言学分支的双语词典学方向培养了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人才，学科体系设置不断完善。相比之下，我国双语词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与学界对双语词典学学科性质与建设目标的认知不充分有很大关系。为此，魏向清教授提出我国双语词典学界应该重温张柏然先生就相关问题的前瞻性论述，就我国双语词典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做进一步思考，以便该学科未来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与不断深化。
日本早稻田大学YAMADA Shigeru教授向大会做了“日英词典的发展和创新”的主旨发言，他指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日英词典就具有用户友好特征，用户查询以后不需要再到英日词典中查询英语对等词的语义和用法等信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英词典开始电子化，而电子化使词典使用者可以用纸质词典从未有过的方式使用。
复旦大学高永伟教授认为，就创新而言，大型汉英词典在编纂环节的探索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编纂手段方面缺乏大胆尝试，为此，他以汉英词典的内容和特色创新为切入点，结合《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实践，探讨了汉英词典编纂者在数字时代如何在词典的收词、立目和例证的翻译、例证的设置等方面力求创新，尽可能地提高词典的查得率和译名的地道性，从而不断提升词典的学术性和实用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田兵教授探讨了黄建华教授主编的《汉法大词典》的设计特色。一是通过大量增添“用例”，以反映词语的实际使用；二是通过双语比较，力求准确反映汉法间的词汇语义差异，即词目翻译追求意义等值，例证翻译追求功能等值，同时结合具体语境提供词目词的不同替换表达；三是通过设置详细明晰的语法、语用标示，力求兼顾中外用户不同的需求。他认为，《汉法大词典》的这些设计理念原则、编纂创新尝试，可供同规模其他汉外词典，尤其是小语种汉外词典的编纂借鉴。
四川外国语大学王仁强教授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视角，对《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2版中的兼类词表征策略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该词典兼类词表征策略更加科学： 在130429个成词条目中，有5725个兼类词条，尽管兼类词比例只有4.39%，但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相比，兼类词数量已经大大增加；成词条目中共有108种兼类类型，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中所展现的现代英语兼类类型相近，充分体现了分析语的共性特征。但是，该词典中具有对称语义关系的反义词、同义词和类义词词条在兼类词表征策略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温州大学盛培林教授探讨了一带一路汉英贸易词典的编纂。中国台湾地区东吴大学曾泰元博士以自身为例，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致力于词典学科普及工作的经历。他从词典的视角探讨词语，以亲民而通俗的方式将词典学知识介绍给大众，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词典学研究不再只存在于象牙塔中。
本次会议还特邀出版社代表就我国双语辞书的出版现状和发展趋势做了大会主旨发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姚虹做了题为“空间的流转与内容的绵延”的主旨发言，她认为双语词典产品的形态由印刷版词典向电子词典、网络词典和手机应用转变，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内容载体发生了变化，导致词典的物理空间越来越小，而内容空间越来越大，由此带来了双语词典的三大发展趋势： 一，内容的无限绵延，即词典结构开放化，词条内容百科化；二，形态的立体化，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三，汉外词典的兴起，以满足汉语语言普及的需求和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国家战略。最后，姚虹介绍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多语言数据库，指出我国双语词典编纂和研究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商务印书馆马浩岚主任做了题为“新时代新形势，新需求新挑戰”的大会主旨发言，她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探讨了新时代双语词典编纂的新需求和新挑战。她认为，从宏观方面来看，双语词典的编纂目的、功能、服务对象和形式将更为明确，两大类词典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 一是具有教育功能的双语学习词典，如配合课本和教材使用的教学词典、考试词典、汉外学习词典、多媒体儿童学习词典等；二是服务文化交流的双语词典，如介绍中国文化的汉外专门词典。从微观方面来看，双语词典的发展趋势是词典查询更便捷、词条内容更丰富，以及编纂方法现代化。
大会主旨发言内容丰富，涉及理论层面的术语辨析、文化释义、学科体系、词类范畴化及基于编纂实践的创新探索、对比研究和未来展望。相关主题引发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出版社代表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对我国双语词典发展的思考，大家就双语词典如何服务国家语言战略和“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展开了热烈讨论。
分组讨论本着学术交流、深化研究、积极创新的原则展开，与会代表积极认真地阐释观点，参与探讨，提问活跃，达到了学术交流的目的。小组讨论题材覆盖双语词典各个领域，如双语词典释义研究、双语词典批评、词典用户研究、语料库与词典、词典的信息化等，涉及汉语、英语、法语、俄语等多个语种，既有历史分析，也有对比研究。在集体交流环节，三个小组分别派出代表对小组讨论情况进行具体汇报，各组有不同的切入点和侧重点： 第一组有四位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汉法双语词典的编纂；第二组着重探讨了汉英双语词典及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第三组集中探讨了学习词典的编纂。小组发言涉及面广，各有见地，同时，针对每位发言者的讨论也都非常热烈，充分展示了学术研讨的精彩。
11月18日下午，大会采取全体与会者无记名投票和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集中讨论的方式，推选出了十篇优秀论文。11月19日上午，大会邀请优秀论文代表马宁、万江波和邹婷婷宣读论文，其题目分别是“汉英词典中‘启发的词类标注问题与对策”“《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方针与特色述略”“How New Words are Created？”。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些获奖论文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反映了年轻学者敢于创新的精神。大会还为十位优秀论文获得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过去两年间，双语辞书界先后失去了陆谷孙先生和张柏然先生两位词典学家，这是我国双语辞书界的重大损失。为了缅怀词典学前辈，同时探讨他们的词典编纂思想，本次会议在11月18日晚专门组织了一场追思会，四十多名会议代表参加，原定一个小时的追思会开了近两个小时。与会代表深切回忆了两位词典学大家的人格魅力和词典学精神，并一致表示要继承前人未完成的事业，把我国双语辞书事业做得更好。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议，对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学术活动做出了安排，同时选出了新一届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最后，通过自愿申办的方式，确定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下一届会议的承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