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泰 高皓
古代中国社会一直流传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这里所谓的“读书”，并非单纯指吸收知识、改善修养的意思，而是将读书作为一种途径，希望通过寒窗苦读能高中科举，取得官职，进而带来财富，提升家族名声和社会地位。至于其他同样能促使个人和家族向上流动的方式，如营商谋利或从军立战功等，在中国这样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 （金观涛、刘青峰，1992），却一直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贬抑。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很大的权力，掌握了各种资源，自然主导了话语权，结果在古代社会，要让自己和家族摆脱农民户籍、改善生活、提升社会认同及名誉，在非战乱时期，便唯有读书做官一个途径而已。所以“读书、科举、做官、光耀门楣、庇荫子孙”成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自然造就了古代中国“唯有读书高”的文化价值。
进入近现代社会，当科举取士的制度在晚清废止，皇朝帝制也消失于历史中，士大夫阶层不再高高在上，普罗大众只好另觅新途，通过不同的方式争取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与此同时，西方商业社会的繁盛，让人们看到外国的成功经验以及营商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纷纷“下海从商”，华人社会也继续获得了发展活力。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所高度重视的其实并非读书或功名本身，而是功名背后所承载的光宗耀祖、子孙力争上游、宜子宜孙的意识与追求。
香港开埠以来，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金钱挂帅，经济与商业至上几乎成为香港发展的代名词，并深深烙印在香港社会的脉络肌理中。在这个城市中，赚钱致富无疑成为主旋律，很少有金钱以外的故事能吸引社会目光。然而，受重农抑商、追求功名传统文化影响的华人社会，即便港英当局高举自由市场旗帜，以种种便利条件吸引无数家族投入其中，仍有不少家族对从政为官的道路趋之若鹜，个别家族更曾取得重大突破。可见在香港这个商业气息极为浓郁的社会，功名与营商都是不少家族坚持和选择的两条主要道路。
本文讨论的焦点？ 周永泰家族，正是选择了政商并进“两条腿走路”的成功例子。从周氏家族的故事，我们希望能探讨是什么因素令他们能在政商界崛起，并在其中游刃有余；除了从政商界吸取的能量外，还有什么因素让周氏家族可以富过多代，历久不衰；家族在内外政局和社会变迁冲击下，又是如何调整应对策略，才能让家族永续发展。
第一代：移民小商人的寻觅与出路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经济发展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根本，人民依靠土地耕种为生，与土地形成难以分割的关系及感情。此外，中国人以家为本，家族提供了经济、教育、保护等重要的功能，彼此互相依赖，密不可分，这也成为努力打拼、为家族做出贡献的最大动力。因为家族资源与情感纽带都与土地紧密相连，如桑梓、山水、田宅、祖坟、祠堂等，离开了土地则难以生存发展，所以形成了华人社会安土重迁的特性。要不是情况极严苛，如受自然灾害、战争等影响，或生存受到威胁，一般人不会轻言离乡背井，去过流离迁徙的生活。
细看周永泰家族的先祖，不难发现这个家族的先辈已有不少因为时局巨变而被迫迁徏、寻觅出路的历史足迹。据《石龙周氏家谱》记载，广东岭南周氏族人的先祖可追溯至北宋大儒周濂溪。他在金人入侵、宋室南迁时南下，初期落户广州，后来又辗转到了东莞，在一个名叫周屋围的地方安顿下来，而周永泰 （1830～1888，本名應能，字承欢，号永泰） 就在当地出生。年纪稍长后，周永泰没有以务农为生，而是走上了从商之路。
闯荡香港
1860年代初，已近30岁的周永泰终于成家立室。婚后，周永泰觉得周屋围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没有发展空间，而相距不远的香港则在开埠后商贸日见活跃，更有发展前景，于是想离开家乡到外面闯一闯。在与新婚妻子李氏商讨后，夫妻两人一同移居香港，希望可以闯出一片天地。
事实上，香港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资料显示，英国强占香港岛时，岛上的人口只有数千人而已，之后随着像周永泰这样的移民涌入，加上领土侵占日多，人口规模才不断攀升。那时的香港移民有一些特质：一是大多为“挣快钱”而来，品性复杂；二是是非对错观念淡薄，只要能“挣快钱”，基本上不择手段；三是移民中绝大多数 （超过七成） 为男性，女性极少，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四是许多移民抱着过客的冒险家心态，甚至有“不发达，便破产”的赌徒性格 （郑宏泰、黄绍伦，2006）。
来港后的周永泰，决定发挥自身所长，继续走经商之路。一开始以经营“冠婚丧祭”为业，因人地生疏碰到不少经营问题。但周永泰没有放弃，在他的努力下，生意渐有起色，并在积累一定财力与经营网络后，将业务拓展至“金银首饰制造”。《石龙周氏三代谈》中有关周永泰的生平有这样介绍：
抵港后，僦屋而居，经营商务，颇觉困难。既 （原文如此，应是“继”） 而筹办冠婚丧祭所用之器具、卤簿，以应社会上之需要，其后稍有蓄积，又从事于制造金银首饰之业，操奇计赢，而所获更多矣。（周德辉，1926）
到了晚年，一如不少海外游子，周永泰对家乡魂牵梦萦，想要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安享晚年。尽管思乡情切，周永泰仍冷静地考虑到家乡种种落后之处，地理位置及幅员等条件均不理想，不希望子孙陷入像他当年一样的发展困境。经过细心推敲，周永泰决定效法先祖迁乡之举，在1886年，“先考永泰公与堂伯庆云公又由南生围迁至石龙”（周德辉，1926），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可惜，迁乡两年后，周永泰在港因病去世，家人按其遗愿将他安葬于周屋围山郊，守着家乡那片桑梓地 （周德辉，1926）。不过，周永泰的遗孀及儿女们却没有返回家乡，而是选择在香港这个小岛继续发展，因此才成就了家族日后的传奇。
李氏的家族贡献
周家能够发迹的关键，除周永泰打拼20年所奠定的根基外，还有一位鲜为人知却功不可没的人物，那就是周永泰的妻子李氏（1843～1925）。李氏16岁时嫁入周家，17岁随夫移居香港，先后诞下四子 （周少岐、周荫乔、周卓凡、周祥满） 三女 （名不详），除一子祥满早夭，其他均长大成人。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讨生活，夫妇二人无疑需要胼手胝足、节俭维生 （周德辉，1926），李氏除了照顾丈夫和七名子女的生活起居，还协助打理业务，经营生意。
李氏对家族最重要的贡献，按家族记录，是她十分重视教育，并懂得审时度势。当时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社会急需精通英文的人才；另外，中华大地仍然开科取士，社会也对考取功名趋之若鹜。李氏看清形势，认为子女的教育应有周详规划与部署。当诸子日渐长大，家族生意渐有起色时，李氏向丈夫提议，让诸子各有专攻，修读不同语言与学科，达到互助互补的目的。
李氏虽然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显然聪敏过人，通过日常往来接触，她察觉到世界局势已有重大转变。中华大地与香港的社会情况不同，学习西学有利于走上商业之路，而学习四书五经则能为考取功名铺路，所以李氏想出中西学兼收并举的主意，认为这样更能促进家族人力资源的多元发展。
幸亏李氏力主将家族人力资源分散投资，家族才得以继续茁壮发展。儿子周卓凡连番应考皆未能高中，1905年清廷取消科举，让周卓凡的一切努力付诸流水。反观长子周少岐，憑借“西学”突围，让家族逐步致富，甚至获得殖民政府青睐。此消彼长之下，周家放弃中西并举的教育策略，开启了重西轻中的新教育方向。虽然科举出仕已不通，但家族对“做官”仍采取鼓励的态度，重视教育、参与政治成为周氏家族日后发展的两大支柱。
第二代：功名与营商并举
个人或家族的发展终究无法回避大环境变迁的冲击。周氏虽为诸子的分途并进定下了大方向，但中华大地与香港社会的巨大变化，却又改变了诸子的事业进程和家族的发展轨迹，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自鸦片战争之后，满清国力迅速下滑，相对而言，香港的商业则日见繁盛，“挣钱”机会俯拾皆是，能掌握西学者更成为人们争相笼络的对象。
长子开拓
资料显示，周永泰的长子周少岐在父母的安排下进入中央书院学习西学，毕业后获得Wootton and Deacon Solicitors（即现在的香港的进律师行的前身）录用。之后，周少岐决定投身政府工作，并在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中突围，被“公立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即现在的赞育医院） 聘为通讯文员。再后来，周少岐转职到船政署，至此，他才真正找到自己事业发展的着力点。他对船政署的工作充满兴趣，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工作，充实自己对船务及保险的知识，而他的出色表现自然受到大家的赏识，成为保险及船务公司挖角的对象 （China Mail， 17 July 1925）。
为了更好的工作待遇与前景，27岁的周少岐毅然放弃“铁饭碗”，跳槽到私人公司工作。他先后在万安保险公司、全安火险公司等担任管理要职，并逐步建立起人脉。当他积累到足够的启动资金后，便开始与友人一同创业，当上了老板。周少岐通过与友人合股或独资，先后创立了香港九龙置业贷款有限公司、元安船务公司、兆安船务公司，以及泰新银行等，个人财富随之大增（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 July 1925）。
周少岐所经营的企业具有以下特质：首先，他从事的生意以航运保险为主，这与他早年在船政署工作有关；其次，他能与不少当时新崛起的商界精英合伙共事，反映出他有很好的人脉网络；另外，各公司之间有明显的股权重叠，显示这个圈子中的人关系紧密。周少岐在这些公司内都担任要职，工作量相当繁重，不过能者多劳，可见他能力应该很高，或至少最受信赖。资料显示，周少岐的胞弟和妹夫都会协助运营部分生意，可见部分企业是由周氏家族掌舵的。
为什么周少岐的事业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速？除了他能力出众、工作勤恳外，他的英语能力显然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周少岐自踏足社会数年后便一直被列入法庭陪审员名单之内，足见他精通英语，才华出众。由于当时一般人的英语水平欠佳，而周少岐却精通中英双语，可以推断，每次公司要与外国人做生意，或要与当局打交道时，他必然成为主要代表，自然让他成为公司或业界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日子久了，周少岐与政府接触频繁，也成了当局眼中的业界代表，所以在社会上的名誉及地位日见提升。
换个角度说，由于个人才能，加上父母打下的基础，周少岐从“打工”到营商，一路走来都顺风顺水，也积累了不少资产。此后，他看准物业地产市道大有可为，于是将大部分积蓄投入地产业。由于当时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周少岐的投资为家族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增长。
周少岐的家业发展以及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轨迹，和早年很多香港成功人士十分相似，同样是在事业有成之后娶妻纳妾、养育子孙。周少岐元配江氏，生九子一女，只有周泽年、周熙年、周杰年及一女长大成人；庶室叶氏生二子一女，只有周埈年及一女长大成人；三庶室高氏，生一子三女，只有一子周植年和二女长大；四庶室詹氏，生有一子周灿年，早夭 （周德辉，1926）。
周少岐在经营家族生意的同时服务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当局青睐，委以一般公职，之后逐步爬升，由初级议会开始逐步走进上层议会。虽然当时不少委任议员只是属于政治花瓶，但却能获得社会名望和地位，而在参与的过程中，也能积累更多的社会、政治和人脉资本，不仅有助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庇荫子孙后代的人生和事业。
资料显示，周少岐参与社会事务始于19世纪末，其中较重要的是加入了东华医院 （1931年后与广华医院合并，改名为东华三院），成为“总理”？ 即今天所称的董事局成员。
由于表现突出，他于1903年获殖民地当局授予太平绅士名衔，同年，由于他在筹款及推动救灾扶弱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被推举为东华三院主席。1907年，周少岐更与何启、韦玉、刘铸伯、陈启明及何甘棠等人共同倡议在九龙创立广华医院，扩大东华三院的社会服务面。
正因为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上不遗余力，到了1909年，周少岐被委任为洁净局 （Sanitary Council，又称卫生局及市政卫生局）议员。周少岐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力有不逮，“恐有负重任”（《华字日报》，1909年3月22日），但最终他还是接受委任，这也成为他从政的起点。
到了1923年4月，华人立法局议员伍汉墀因病去世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922），职位由年轻的罗旭龢临时代理，众人力荐之下，一个月后周少岐接任该席位。不过，周少岐的议会工作十分短暂，因他在同年9月便请辞。虽再三被挽留，但周少岐去意甚决（自香港开埠至1923年近80年间，获委任为立法局议员一职可说是华人能够争取的最高社会地位。在周少岐之前，只有伍廷芳、黄胜、何启、韦玉、刘铸伯、周寿臣及伍汉墀等7人获得这一身份。？ 作者注）。
尽管不少华人精英对议席都垂涎欲滴，毕竟这已经接近当时华人参政的最高点，但周少岐却毫不眷恋权位，可见他胸中另有丘壑。据当时的港督司徒拔披露，原来早在1922年，局议员刘铸伯去世时，他已经开始接触周少岐，希望由他接替該议席，但周少岐以年迈及私务过多婉拒。到1923年，局议员伍汉墀去世，另一华人代表周寿臣因病离港北上休养，一时没有华人代表，影响运转，他再次找周少岐协助，后者才终于同意施以援手。继任时，周少岐就表示当政府找到较适合人选时，他便会引退。结果，当周寿臣返港，周少岐旋即请辞，司徒拔也只好顺其意，不再挽留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923；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923）。
三子接掌
当周少岐人生、事业不断取得突破时，自小被父母安排“求取功名”的三子周卓凡，出仕为官的道路却阻碍重重，让一直立志走上仕途的周卓凡不得不调整人生目标。最后，在长兄周少岐的安排及协助下，周卓凡转而投身商界，加入家族生意，协助胞兄周少岐及周荫乔在银行、航运与保险中的业务。
周卓凡在商界取得不错成绩，家庭生活也很美满，据《石龙周氏家谱》记载，周卓凡元配梁氏，生了五子 （周昌年、周耀年、周锡年、周堃年、周焕年） 三女 （长女名字不详、次女周宴琼、三女周佩琼）；庶室梁氏，生二子 （周诏年、周鸿年） 一女 （周琬琼）；三庶室艾氏，生一女周琇琼 （早殇） （周德辉，1926）。
但从商毕竟不是周卓凡从小立志要发展的方向，加上一直接受中式传统教育，英文不甚灵光，所以难以在港英当局及洋人圈子内行走，这局限了他的事业发展空间。就算有机会接待“洋人”，也因英语欠佳，在重西轻中的环境下常被视为“低人一等”，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
不过，由于周卓凡的国学根底深厚，结交了不少满清文人与遗老，在华人社会里也有一定名望与地位。与周少岐一样，他也成为不少重要慈善公益组织笼络的对象。周卓凡在经营家族生意的同时，也出任了不少公职，服务社会。举例来说，他在1904年，被推举为东华医院总理，之后一直在东华三院董事局中出谋献策；1909年，他又被选为保良局总理，并在1914～1915年间担任保良局主席一职。只是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他始终未能像周少岐一样获得港英当局的垂青进入政治组织。
正当周家在两兄弟同心协力的带领下逐步登上社会最上层时，家族却遭到一个致命的打击。1925年7月，太平山普庆坊发生香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山泥倾泻，造成近8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周少岐一家不幸身陷其中，共有11人在灾难中丧生，死者包括周少岐本人、母亲李氏、妻妾、子媳和孙子女等。这一惨剧令全港震惊，官方认为这是香港社会的重大损失。
然而，不管多么伤痛与不舍，家族始终要继续前行。由于周少岐生前交游广阔，在社会上颇具名望，出席丧礼者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招待、联络及殡葬安排等不容有失，家族亟需一位有能力的新领导人主持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卓凡越过兄长周荫乔，成为家族中的族长。周卓凡当选的原因，据推断应是他的能力更佳，又有参与公职的经验；反观周荫乔虽较年长，但为人低调，较少参与公众活动，社会对他缺乏认知。而且有资料显示，周荫乔于灾难后数年内离世，很可能当时他的健康情况不佳。从周荫乔墓碑竖立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的资料看，他应该在1929年以前去世 （即享寿大约63岁）。这也说明为何周卓凡能在当时很快成为家族中辈份最高及最有地位者。据《石龙周氏家谱》记载，周荫乔娶元配梁氏，生了五子一女，只有二子周盘根、周炳垣，及一女长大成人，其中周盘根过继给四弟周祥满。周荫乔也纳有三名妾侍 （陈氏、叶氏、黄氏），但均无所出（周德辉，1926）。
随着时间过去，在这次天灾中受创极深的周家表面上已回归正常生活，读书的读书，打理生意的打理生意，但家族始终被一股阴霾笼罩。作为家族领军人的周卓凡在反复思考后，做出一个对当时香港社会而言相当罕见的决定：修葺家族史。在中国历史上，因为重视家族源流，编修家族历史或族谱等在士大夫阶层相当普遍。但在殖民者统治下的香港，一来高举西方价值，轻视中国文化；二来金钱挂帅，漠视不能“赚钱”的工作，愿意花费时间、精力与资源修葺家族史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当周卓凡提出修葺家族史，家族不但没有反对，不少成员更积极支持。相信这是因为劫难之后，大家更懂得珍惜家人，并希望通过溯本寻源，慎终追远，让家族可以更团结地发展下去。
在周卓凡的带领下，这场在香港历史上罕见的行动随即展开。1926年，周氏成功编修了家族族谱 ─《石龙周氏家谱》，让子孙后代 （甚至整个社会） 可以了解到周氏祖辈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