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四方
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出现“疥”“疟”“疾年”等文字。而在《山海经》中，也有“疫”“疠”“风疥”的记载。综合史料，几乎每隔五六年就有瘟疫发生。而影响范围大的瘟疫，被记录下来的有三十多次。二十四史里，诸如“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瘟疫，不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而存在，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明的走向和进程。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历史文化学者武斌看来：“文明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组成。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从瘟疫的视角去观察文明。”
人性的镜子
“瘟疫对人类而言，是一场灾难。但是因为经历了这场灾难，会促使仍然活着的人有一些思考和探索。”武斌说。在《记疫》一书中，武斌写到了黑死病肆虐欧洲期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代表人物乔万尼·薄伽丘创作《十日谈》的故事。当时主导欧洲社会的力量是教会，而突如其来的黑死病撕碎教会的所有许诺和伪善：父母子女不相顾，兄弟之间相互背叛，神的光芒丝毫没有照耀人间……在这种悲惨的气氛中，《十日谈》描述了10个青年男女因为躲避瘟疫，而在一处阳光灿烂、歌声欢畅的人间乐园，每人每天讲述一个故事的故事。这100个故事充满了对人生的热爱，对尘世欢乐的歌颂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瘟疫把人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在瘟疫的威胁下，死亡可能随时来临。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理念：因为明天我可能死去，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好好生活。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就是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武斌认为，“生死情境下，活着的人反思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如何更有尊严和更有价值地生活。这些理念会引起一系列的触动和变革，这就是文明进步的根源。”
重建生活
“通过这场疫情，我们需要有所思考、有所反省、有所改变。改变意味着重建。大疫之后，我们应该重建我们的生活。”谈到“重建”，武斌认为：首先在个人观念上，要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应该是一种常识，所以平时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如果灾难来临时，情绪过激，反而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
其次要重新认识自己，以及思考我们的行为。就全人类来说，几乎所有灾难，几乎都是因为人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造成的，所以应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个人而言，以往生活顺利时，人们预期乐观，不仅在生活和投资上都比较大胆，在对自然的探索上也比较激进，而这次疫情是大自然强制性地让我们思考。
最后，要重建个人的生活理想。疫情让我们有机会去反思什么是“生命真正的價值”，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提升生命的体验上。
平衡与共生
武斌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和自然相互适应的过程，追求的是达成微妙平衡，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产生瘟疫等自然灾害，所以需要再次相互适应，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非常重要。
武斌认为：“对于瘟疫与人类的共生关系，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瘟疫是传染病，但传染病不一定是瘟疫，而瘟疫发生的前提是一定程度上的人口聚集，而这也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之一。”
在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下，大众对“周瑜打黄盖”“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典故耳熟能详，魏国曹操的百万大军被孙刘联军火攻打败是人们熟悉的情节，但武斌老师认为瘟疫或许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中明确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换句话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与刘备的战争只是不顺利，而大疫导致的“吏士多死者”，才是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佐证是曹操撤兵后，给孙权写了一封信，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赤壁之战，有疾病侵袭，我烧船而退，使周瑜白捡了这个好名声。”据有关专家研究，曹军从北方到南方，从陆战到水战，得的瘟疫就是血吸虫病，而孙刘联军长期居住南方，应对方法和身体抵抗力都比曹军要好，所以这次瘟疫延缓了朝代统一的进程。
武斌指出：“此外，瘟疫对文明发展有毁灭性的破坏作用，比如历史上的査士丁尼鼠疫、欧洲黑死病、伦敦大瘟疫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明进程。但瘟疫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十三世纪前，欧洲许多地方有‘混吃同睡，人畜同居的现象，而勤洗澡刷牙、垃圾集中处理以及分餐制等较为现代的卫生观念，也是瘟疫之后文明进步的表现。”
在《记疫》一书中，武斌引用美国学者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名著《瘟疫与人》中的观点作为结尾：“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以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与瘟疫共生，也许就是一次次瘟疫教会我们的。”武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