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曼
摘要：孔飞力，著名美国汉学家，他的每本著作一经问世都会引起轰动。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后来在其《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孔飞力的著述进行研究：清朝的衰落及其叛乱的根源一人口压力;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一官僚君主制。
关键词：孔飞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海外中国人》（2009）。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他的每一本著作一经问世都会引起轰动。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后来在其《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
在孔飞力之前，无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传统——近代”模式，都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一成不变的状态，直到西方冲击以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孔飞力则不然，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革起始于“西方入侵”的假设提出质疑。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令人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震撼：“作为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本身便具有向现代性转变的一切必要的前提条件的知识人——这是世界历史普遍性潮流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中国才有的独一无二的趋势——是很难将“封建主义”被推翻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来影响的。
以此为起点，直到他写《叫魂》，再到写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形成了孔飞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想——“内在导向”，他将关注的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他的研究也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思想：“第一，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历史现象的重要性;第二，以地区、省、县或城市划分中国，进行地方史研究;第三，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研究民众的历史;第四，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
一、清朝的衰落及其叛乱的根源——人口压力
孔飞力指出清朝的衰落及晚清的叛乱是“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造成的，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人口压力，孔飞力称其为“盛世下的危机”，这种研究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中。“19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
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康熙五十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加之大规模战争结束，国家进入相对稳定和平发展时期，这些都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二是雍正二年（1742）“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这项改革取消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人头税，使以前隐匿的人口显现出来;三是在中国发现新的食物——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等。
人口增长毫无疑问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床，在有的地方甚至高过了周围的地面。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之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整个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严重的洪灾持续不断。从1780到1799年的二十年里，有十二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年至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災发生。”
人口压力还表现为流民数量的增加。随着人地矛盾和土地兼并的加剧，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徙到云南、贵州等偏远、尚未充分开发的地区。这些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涌进的流民则多为汉族。随着汉族人口的急剧增加，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们围绕土地等资源展开械斗。
孔飞力认为：“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19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
孔飞力进一步指出，人口的增长对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这些冗员利用官官相护的政治体制维持生存，经济上对百姓敲诈勒索、大肆搜刮，长期如此也就加剧了官民矛盾，成为叛乱爆发的原因之一。
面对社会升迁渠道的压力，这也就鼓励当权人物利用手中的权力“因人设事以用于收容一个朋友或报答一件恩宠”，庇护制网络结构由此形成。庇护制网络存在的根源是传统社会关系，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或乡里关系。“它被用来确定社会的亲疏距离和等级制度，也被用来办理公务和确定相互间的义务。”在学术界和官场上，同样存在着庇护制，表现为“师生关系”，这里的“老师”既指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指考试制度中的各类官员。孔飞力认为在清朝社会中，庇护制无处不在，它渗透到经济、政治领域，影响漕运、税收，影响国家行政机构效率，是行政、经济领域腐化的根源。
二、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官僚君主制
1768年，名为“叫魂”的妖术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从最富裕的中国南方地区开始，沿着运河和长江向北向西，横扫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孔飞力依据大量档案史料娓娓道来了“叫魂”案蔓延开来的故事，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并且从多重视角分析，阐述了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经济、政治、民俗诸方面问题。孔飞力讲述了不同社会角色对这一事件的表达，从这一角度看，“叫魂”被演绎成了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表达的是某一群体的恐惧。
第一个版本是普通民众。他们将叫魂妖党的帽子套到外来人口，诸如和尚、乞丐等头上。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他们和愚昧的百姓不同，饱读诗书使他们不会轻易相信叫魂妖术，并且他们衣食无忧，也不会对妖术谣言产生切身的恐惧。但他们负有守土职责，这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妖术造成的地方社会混乱。但起初他们“报喜不报忧”，不约而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直到消息走漏风声，传到乾隆帝的耳中，才在压力下动员起来，在全国开展清剿活动。第三个版本是君主乾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代表了满洲帝国的整个体系。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妖术心存恐惧。同时，当妖术涉及辫子的象征意义时，使他足够忧虑，立即发起了一场反对巫术的运动。
孔飞力并未单纯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对叫魂事件的不同态度，而是深层次挖掘了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中国政治制度结构——官僚君主制以及这一制度之下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孔飞力讨论中国的官僚君主制政治制度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斯·韦伯在其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研究的名著《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提纲》一书中的观点。孔飞力认为，韦伯“实际上回避了君主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如何互动的问题”。虽然韦伯因这些想法而不能以中国国家为背景尖锐清晰地提出问题，但他的历史逻辑却表明，他认为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是相互冲突的。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将会通过常规化与合理化而使后者取代前者。
孔飞力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时，使用了韦伯的理论框架和术语，但二者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还是有差异的。关于官僚君主制特征的认识，孔飞力还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Michel Crozier）的启发。克罗齐对中国官僚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有一个经典的描述：“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最好的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至于官僚这一方，克罗齐认为，他们的“对中央集权的抗争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制度去适应环境的挑战，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某种刚性来保护自己。”孔飞力的观点与克罗齐颇为相似，孔飞力实际上是认为，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在与一套规章制度打交道，皇帝用它们来约束官僚，他需要这套规章制度来执行他的命令，为他服务，但同时又得避免异化成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官僚是受规章制度约束的，但同时又能够通过规则和规章来对抗皇帝。
为了控制官僚主义，乾隆皇帝“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这种努力可以从他对官员的考评中体现出来。君主政体的核心是对官员的评估。对文官考绩的基本程序包括京察和大计，但乾隆时期京察、大计多流于形式。考评官员的敷衍塞责、党派间的权力庇护、对上司的讨好迎合等种种问题，使得乾隆明白常规性的制度（机要渠道和常规渠道）无法解决对官僚机器的控制问题。为了实现更有效的控制，必须超越常规程序，直接介入官僚机器，而叫魂事件，恰恰给皇帝提供了控制官僚的绝好机会。对于单个“叫魂”事件，完全可以循例按《大清律例》的有關规定予以量刑，但是叫魂事件所涉及的范围，引起的骚动是超越常规的，这就给皇帝创造了一个环境，他得以就常年关注的问题向官僚直接摊牌。面对君主专制，官僚也采取了各种方法进行抵制。在抵制的过程中，官员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但都未改变乾隆帝的初衷，因此“不得不以不可靠的证据为基础，勉强维持对妖术的清剿。
孔飞力各个时期的著述中都无疑体现了其中国中心观：中国近代社会，并不是停滞不前的，社会变化和新的政治体制在西方入侵之前，在中国社会内部就已经孕育起来。但其中国观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是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独立性，忽视了西方入侵对中国的影响，相关研究略显不足;二是其参考的史料多为官方档案，不免受中国正统阶级价值观的影响;三是其相关研究多针对一些个案，缺乏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把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