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孝
摘要：海子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反抗和批判的广度、力度与深度，其解构、反讽和超现实艺术手法运用的娴熟与精湛，都足以与西方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大师们相比肩;海子的杰出贡献是在这种爆破的基础之上所显示出来的对创造性“新自我”人格的强烈建构性与生成能力。
关键词：海子 后现代主义 反讽 解构 自我生成
后现代性以它的反结构、反本质、反中心等特质一直十分耀眼地呈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段西方文化历史上思想变动不居的时代。可以说这种强劲的批判之风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这就是大面积刷新了西方乃至世界学术及文化的天空，催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建构主义的诞生便是其最显著的成果。的确，这种反抗一切、打碎一切的魅力恰在于它的强烈建构性与生成性，这是因为它扫清了路障，极大地拓展了视域，激活了思想，极有利于新思想的生成。这也是一种强烈批判性的显示，没有它的摧毁与打击，一切构建都仿佛是苍白的。
一、海子的后现代式爆破
海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如火如茶的年代。此时的北大，在课堂和讲座中介绍西方思潮已蔚然成风。当时北师大教授兼诗人、诗评家郑敏先生就曾指出："80年代下半期解构学说开始进入课堂。……在80年代后半，青年学者间掀起了一股对后结构主义的强烈兴趣。在大学与研究界也开始了对德里达，保罗·迪曼（Paul de Man），海德格尔的认真的阅读与研究。”解构学说与后结构主义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阵营和代表。作为无书不读的海子，对世界哲学发展了如指掌，其思想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本不在话下，但是对海子这方面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最早将海子思想与后现代术语相连的是学者余杰和朱大可。不过他们二人如出一辙地都不认为海子有后现代主义倾向而是相反。而笔者以为海子深受后現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反抗和批判的广度、力度与深度，其解构、反讽和超现实艺术手法运用的娴熟与精湛，都足以与西方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大师们相比肩;另外，海子所显示出来的建构与生成能力，与这些大师们相比也毫无逊色，其典型表现如下。
（一）狂热的反抗性宣示
海子式反抗的绝妙就在于它是对反抗本身的反抗。这来源于海子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他看到了人类历史上以争夺统治权，即极权而导致的整个人类的巨大悲剧。而这个历史上除了这种权力更替，权力轮回所导致的一幕幕惨剧外，人类到底做了哪些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大建构、大创造呢？与这种大建构、大创造相比，人类的确显得野蛮、贫瘠和荒凉，人类除了这种野蛮的一轮又一轮集体屠杀所造成的大地灰烬这种悲惨结局外，大地上的确看不出《圣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奥义书》等这般宏伟的建筑。尤其是中国大地上貌似打着正义旗号，实质上是被逼无奈的一场场反抗，从上古的共工氏、刑天、蚩尤、霸王、闯王，以及水浒七十二天罡、八十一地煞，等等。他们一反抗便杀人无数（杀和被杀），抢劫焚毁无数，而他们的真正建树又是什么呢？这一切是不是都该回归于权力意志那个魔王？这一切的永恒轮回是不是就是这个大地的既定宿命？对于这种只有破坏没有任何建树的无意义反抗是不是更该反抗？答案是无比肯定的。海子的天才思想在这里显示了他无比的卓越性和超时代性，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强烈的后现代性，也是他的诗歌显示出超强的艺术吸引力的秘密所在。海子在其大诗中有强烈的反极权中心、反本质和知识中心的倾向。如他在《断头篇》中以炽热的口吻如此频频宣示：“我一直是战士。不管，别人怎样过他的日子，我一直是战士/我一直是战士/我浑身血腥/我一直在历史上反抗，我一直在行动/头颅播入这四面开阔的黑土”。“但是，人类中/反抗的战士的，头，更是真实的太阳，不，我不屈服，我要挑起战斗/我的宿命就是我反抗的宿命”。而到了《弑》中，他的这种狂热的反抗性则变成了一种机智的迂回和冷静的展演，这表明此时他拥有了更锐利的后现代武器——反讽与解构。“我要成为一个诗人/我要独自成为一个诗人/我要千万次起舞千万次看见鲜血流淌，我要翻越千万颗头颅成为一个诗人，是从形式缓慢而突然激烈地走向肉体/从圣人走向强盗，从本质走向粗糙而幻灭无常的物质/走向一切生存的外表。/听一声吼叫！”“我反抗过生命以外的一切，甚至反抗过死亡，因此就在这上天入地的路途上，听见了这样一句话：地狱之火烧伤他的面颊，就像烧伤但丁一样”。
（二）冷静的解构性展演
海子的反抗性宣示一直没有中止，只是后来他变得更冷静、更睿智、更具策略和手段，这就是他采用了后现代更具爆破力的思想武器——解构。解构方法在后现代中坚即解构主义大师哈贝马斯、加达默尔、德里达、福柯、巴尔特那里运用到了极致。尤其是福柯，他对知识、权力等谱系的爆破，被看成是20世纪世界文化领域内最激动人心的杰作。在他潜入权力心脏卧底式地爆破解构后，权力真相已曝晒于光天化日之下，再也无什么秘密可谈。当然，阿伦特等人的贡献也功不可没，他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对在世界范围内最终消灭极权主义这种更为恐怖的毒瘤持续贡献着他们的强劲冲击力和解构力。这种解构策略的魅力就在于让爆破的事物，在阴冷的叙述中自行展演，最终将该事物的荒诞性、悲剧性以及无意义感完全暴露于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得不在这种阴冷的展示中连打寒战，以至于最终震惊与猛醒。我们看，前期海子炽烈而直接，而后期海子则完全转入这种阴冷和犀利。我们无法从现存文献中得出海子直接受后结构主义文化滋育的有力佐证。但从他对权力本身的迷恋，以至于将之作为他终身解构与爆破的事业、他断头与太阳隐喻的辉煌事业，这俨然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艺术大师的派头与作为。我们知道他深受荒诞派、印象派艺术大师的影响，他在诗论中对意象对语言的伤害提出过批判，他又不厌其烦地论述过幻象在创造中的重大价值，而他又受后现代鼻祖尼采的影响至深。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思想已达到世界思想和艺术的最前沿，我们也并不排除作为天才的海子，又处在中国思想激变的中心——北京大学，他可以通过任何渠道接触到国外先进思潮的可能。毕竟他所处的时代，西方后现代已经发展了一段时期，他生活的那几年恰好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如火如茶发展的大好时期。从他的思想看，他更像福柯。他们都迷恋权力，都用毕生精力致力于权力的爆破，都待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都带有一丝神秘的诡异性——不错，他们都是尼采的嫡传弟子，在中国生产出一个海子跟在法国生产出一个福柯具有同样的可能性——而且他们俩那么相像，仿佛孪生兄弟，又是一样杰出的天才。仅有一点点的遗憾和差异是，福柯的思想已为全世界的人所接受，而海子的真正思想却没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被理解和被接受才刚刚开始。
（三）反讽的手术刀与隐喻的锤子
在《诗学：一份提纲》的“朝霞”部分，海子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一直想写这么一首大型叙事诗：两大民族的代表诗人（也是王玳表各自民族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诗歌竞赛，得胜的民族在歌上失败了，他的王（诗人）在竞赛中头颅落地。失败的民族的王（诗人）胜利了——整个民族惨灭了、灭绝了，只剩他一人，或者说仅仅剩下他的诗。”
当我们读毕《太阳·弑》，发现他的这一构想已在这部完美的诗剧中变为事实时，我们真为诗人的这种宏大构想所倾倒。我们发现，这部完美到无懈可击的诗作，其结构本身便是一绝妙的反讽结构，它让权力的僵尸极尽表演后，轰然倒塌在那里，悲凉的荒诞感、无意义感扑面而来，欲哭无泪，欲笑无声。只是权力僵尸躺在那里，在反讽的强大解剖刀之下，七零八落，再难恢复其原形，可以说收到了极为成功的解构与反讽效果。另外，这一堪称经典的构想，把此前海子所有断头反抗的构想图谱全部奇迹般地贯通了起来，使太阳七部书一下子仿佛找到了灵魂和主轴般完全统一了起来，不能不惊叹这一作品完成的巨大价值，也不能不服膺由反讽和解构这一手法所带来的本质飞跃和奇异效果。这里海子将诗与权力这对看似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两个事物并置于强烈冲突的聚光灯之下，让它们处在你死我活的拼杀现场，在一个个青年诗人全部赴死变成权力的牺牲品时，权力的暴虐和诗的孱弱无助、断头毁灭的品质被同时展露无遗。诗歌失败了，他的王（诗人）在竞赛中头颅落地，但是他的民族胜利了，赢得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王国;而“失败的民族的王（诗人）胜利了——整个民族惨灭了，灭绝了，只剩他一人，或者说仅仅剩下他的诗”。也许这是世间最惨烈、最荒唐的对决赛了，但是这看似不可能发生的荒唐之极的事情，偏偏在这个国度这个社会频频发生。海子这里诗与极权的极致表演，恰好印证了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中心观点：当唯美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起时那些极权分子怎样以自己的唯美倾向来制造如二战、集中营等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惨绝人寰的杰作的。余杰的一段话恰可表达海子在整部《弑》中的解构要旨：“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头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其实，海子走得更远，因为《弑》中所有的青年诗人都先后殒命，整个民族灭绝，最后也成为整个巴比伦国灭绝的原因。
从以上可知，海子的整部《弑》以及整个太阳系都是一个宏大的隐喻，即权力或政治隐喻。这是其典型的后现代艺术特色的体现。另外在太阳系的各个部分，反讽手法与隐喻的运用比比皆是，如《弑》中将老子、孔子有意安排为疯公主的两个车夫，并将其命名为两只鸟：乌鸦和喜鹊，极具反讽与解构效果;再者如火、石头、饥饿的头颅、太阳、黑夜之乳、悲伤的胃等隐喻，都是运用得极为独到而成功的典型例子。
二、海子的建构隐喻
如前所述，海子挥舞着后现代的解剖刀和锤子，酣畅淋漓地进行着他的解构和爆破游戏。然而我们知道，这不是完全的海子，海子最大的梦想是他要有所建构。那么他的建构是什么呢？大家毫不含糊地说是他的“大诗”。当然这没有什么错，这只是其构建中的一部分，他的构建还要宏伟得多。首先是对大诗诗歌精神的校正。如前所述，他将诗与极权并置，这无疑是一次极其危险却又无比豪迈的创举，这也是海子不惜以断头战士的代价要至死捍卫和博得的诗歌的血性与尊严。正如陈寅恪先生那句“晚年为诗欠剁头，四海无人对夕阳”所表达的意旨，这表明诗是有它要表达的终极价值的，这就是那种叫作生命的东西。当极权成为生命最大的危害者的时候，诗必须首先站出来为生命哀悼，哪怕是断头殒命又何足惜！这便是海子断头反抗的第一要义，也是他倾其短暂的生命，为诗所立下的最高不可攀的精神坐标——而唯有表达了这种至高真理和血性的诗才配称大诗，能践履这种诗歌精神的人才配称诗人。海子绝不是如一些悲观者所论述的什么唐·吉诃德式的最后诗人。他恰恰是一个新时代的召唤者和开启者。这个时代必将以扼制极权，以更加重视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并以着重构建每一个人的创造型“新自我”人格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当然这也将成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首要责任而勇敢地担当起来，勇敢地去创造和做自己！这便是海子响亮地喊出的“一次性诗歌行动”的真实含义。
以上是海子对诗歌在新时代的创造使命的召唤与构建，而这一使命的最终完成又体现在海子所构想的创造型“新自我”人格的构建与生成中。这包括以下相连的几个步骤。
第一，在自我人格中砍去极权（或暴君）的头颅，获得自我的主体性地位。主体地位的建立，以自我的独立、自由为前提，而要独立、要自由，就必得在自我的内心深处去除对极权的膜拜和依附，这也是从根本上去除自我的奴性，使自我走向自立、自强和创造的根本。这是海子断头反抗的首要含义，也是其最激动人心的隐喻的深刻寓意。海子断头隐喻的最伟大贡献，也就在这一步绝妙地实现了由现实中最悲壮的断头行动（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到人格革命（心理意义上的革命）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是海子从一般意义上的断头战士的社会反抗转入海子式反抗（即对反抗的反抗）的过程。而这一切的完成，是与海子对极权轮回和人格革命两方面的看清为前提条件的。这一步的巨大价值是，实现人格这种真正的革命，建立起独立的、自由而强大的主体性人格，极权的魔怪才会最终在社会中失去存在的空间和根本，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使每一个个体生命有尊严并实现其存在价值。
第二，人类主体突入“自身的宏伟”，获得自我的原创力或有利于自我生成与发展的永久性价值。海子对大诗的定义，其实也是对人的大人格即创造性人格的定义。他的大诗构建必须以诗人的伟大创造性人格构建为前提，这种生成理论也是海子卓有成效的创举。他是在批判了“自恋型人格”这种世纪病的基础上提出这一卓见的。他说这种人格的构建必须是人类主体“突入自身的宏伟或主体性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自身的宏伟”即指自我的原创力或灵魂，也指人类精神的总体。总之，海子的意思是要获得这种“宏伟”力量的佑助，生成自我的伟大创造性人格，这种大诗的创造才是可能的。福柯的“精神性知识”或可部分解釋海子的这种“自身的宏伟”。而福柯通过精神性知识改变主体的策略似乎也对我们理解生成这种创造性人格有所帮助。“精神性主张真理，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地赋予主体，主体作为主体，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进入真理。它主张真理并非以某种简单的认识行动赋予主体，而此认识行动因其是主体，具有某种主体的结构，而有其基础及正当性。它主张主体必须被改变、转化、易位，而到某种程度变得与其自身不同了，以拥有进入真理的权利。为了把真理赋予主体，主体必须付出代价，而此代价意味着改变主体的存在”。
精神性知识就是关于主体自我改变之方法、实践和体验的知识。为了获得“自身的宏伟”，为了获得自我的原创力，对主体的改变是首要的，但是要获得最终的创造权利，达到完美的创造，先创造出那个全新的自我才是最关键的。“他把比最恐怖的宗教更为专制的一种规训强加在自己身上，使他的身体、行为、感觉及热情，他的存在本身都成为一件艺术品。借着这种方式，力求摆脱自己。所以他不是要发现他的自我、他的秘密、隐藏的真理，而是要发明他的自我、创造自我”。
第三，以燃烧、忍受、牺牲等受难品质为核心特质的创造型“新自我”人格的最终完成。如果说断头反抗的喻象从一般社会反抗到海子式反抗即心理反抗（或人格反抗）是海子创造型“新自我”人格构建的第一个伟大创举的话，那么这里，断头反抗彻底地实现它的第二次转变或升华，这时断头的意念完全变成了华丽的创造，这使断头隐喻和太阳隐喻获得了全新的含义与融合。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内文化中从未出现过，乃至世界文学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看，这次断头战士的寓意获得了全面的刷新，这里闪耀着几大宗教的大悲悯情怀，也是其受难思想的呈现，更是新时代创造精神前所未有的诠释与掘发。我们看，这一切的显现，完全寄寓在“火”这一元素的强劲燃烧与无尽的担当与奉献中。这就是这种创造型新自我人格的全面塑造和生成。其最完美的展现，就是海子自身拼尽性命和热情夜以继日不断创造的自我形象。他不遗余力地以断头与太阳的方式创作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诗篇，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众创时代所急需的创造型新自我人格。正如福柯说的那样：“他的存在本身都成为一件艺术品……所以他……他是要发明创造自我。”这段话说的是福柯自己，但用于描述海子也完全恰切。从这个视角看海子，他仿佛是中国的福柯，一个略嫌寡合的瘦弟弟，却同样在赢弱的生命中包藏着极其暴烈的火焰，最终熊熊炽燃而不息。一言以蔽之，他俩的思想中闪现着浓烈而诡异的后现代幽灵，而他俩的爆破与构建，同样让人忍俊不禁！在他们的身后都燃起了熊熊大火，他说：“在火中，我跟不上自己生命的景象/在火中，我跟不上我自己的思想”（《弥赛亚》）;“在荒凉的大地/做国王/燃烧，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弑》）。燃烧的海子，其实就是福柯所推崇的那种使自己的生活，即使自我完全成为一件艺术品的典范，他的生活就是极致的诗，他用他有限的生命耀亮地诠释了这个世界上极致的生命与诗是什么样子的。
西方论者将尼采推为后现代的真正鼻祖，他的那种怀疑一切、解构一切的精神的确深厚地滋养了海子。海子的精神气质中富含了浓烈的后现代气质，将他称为唯一的中国后现代诗人一点都不为过。海子是真正的尼采的信徒。尼采的权力意志是对人性中极权专制的批判，而海子从尼采永恒轮回的思想中又看到了这种极权暴力以暴易暴给大地造成的血腥与灰烬结局或本质。更为隐秘的影响是尼采的超人人格对海子的启发与引导，甚至那太阳意象也几乎全借自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超人诞生时“正午时分的太阳”。在尼采那里，当他宣布上帝死了时，他心目中的超人站了起来;而在海子那里，当他以断头的方式宣布专制极权的暴君“断头”了时，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从不曾出现的崭新伟大创造性人格第一次跃出了地平线。这使海子惊喜万分，他长久地思考和追寻终于有了结果，他关于中国文化、中國现实及近代以来国民性的沉痛反抗和不满最终与自我人格建立这一耀眼的太阳的蓬勃而出贯通了起来。
海子不愧为中国当代诗坛的断头战士，他所开拓的中国新诗境界必将鼓舞起大批诗歌烈士，以创造为武器，共同迎接自由开放的众创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