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孝龙
摘要：《战国策-燕策三》（高中教材节选篇目题作《荆轲刺秦王》）中，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后遗言归因“以报太子也”，间接道出幕后主使者。这并不是荆轲一时疏忽，或所谓报复，而是有着深远考虑：第一，主谋者本是燕丹，无论其动机与结果如何，燕丹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无论燕丹是否愿意或能够接受这种被动的殉国，从燕国国家利益考虑，也只有以燕丹一人为牺牲。燕国合纵缔交，或能有机会挽狂澜于即倒。
关键词：荆轲刺秦王 “以报太子也” 牺牲燕丹 国家利益
几乎每一位读者都会清楚记得，荆轲在刺杀秦王失败后遗言：“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无论是分析荆轲刺秦失败的原因与结果，抑或探讨、还原荆轲的人物形象与历史地位，这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然极少有读者会注意：荆轲为什么会在刺杀失败后，直接供出幕后主使者——“太子”（燕丹）？设若荆轲闭口不言，一心赴死，或效法其前辈聂政，“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岂不更见慷慨悲壮之天刚地烈，于儒之“忠”与侠之“勇”两全其美哉？而一言既出，秦军大兴，至燕丹不死不休，并终于在五年后覆灭燕国，可谓惨烈。难道真如世俗传言，是荆轲巧言令辞以掩饰刺杀失败之无能，无意间伤及燕丹？抑或荆轲借刀杀人，依然耿耿于燕丹于其临行前“荆卿岂无意哉？”一问之奇羞大辱？抑或，另有隐情？
《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记载：
（荆轲刺秦失败后）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日：“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
同书《燕召公世家第四》记载：
（秦）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
同书《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
（秦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贲攻荆。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
综上，秦王在斩杀荆轲后，大发兵伐燕，其锋不可触，然均暂止于得“太子丹之首”，五年后始一举殄灭燕国，肇建皇基。此固由于燕国东收辽东，增秦军事上之困难，其主因更可能是秦王受荆轲一击，惶恐愤怒之下，必欲得太子丹而后快，至于稍纵燕国于数载后而不惜耳。而燕国终于在“斩丹以献秦”后得苟延残喘五年之久，斯又见太子丹于此事之重要地位。而燕丹与刺秦之关系，揭橥者正是荆轲。
设若荆轲临终不言呢？燕丹能否缘此得脱干系？
我们先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荆轲的公开身份是燕国的使者。燕国的主政者是燕王，不是燕丹。
《战国策·燕策三》记载：
（嘉为先言于秦王日）“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着重号为笔者加）
明言“燕王”者二，不及燕丹。揆諸情理，燕丹只是太子，燕王健在，自然没有派遣外交使节的权力，更不可能派遣传达“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如此重大使命的国家特使。且引进者为中庶子蒙嘉，“庶子官”于西周掌诸侯及卿大夫庶子之教育，秦之“中庶子”差乎近之;掌教育者必于礼仪十分重视，于使者的身份验证必十分在行且严格，虽得“厚遗”，不过优容态度夸饰言辞而已，于使节之性质，攸乎国家礼仪及一身利害至大，何敢懵懂？况秦之严刑峻法，人所共凛。
第二，荆轲此行的公开任务是献图，以示燕国归诚，秦国接受他的出使，必有严密的外交程序。
《礼记·聘义第四十八》记载：
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
《仪礼·聘礼第八》也记载：
宰书币，命宰夫官具。及期，夕币。使者朝服，帅众介夕。管人布幕于寝门外。官陈币，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马则北面，奠币于其前。使者北面，众介立于其左，东上。卿、大夫在幕东，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门左，南乡。史读书展币。宰执书，告备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书，授上介。公揖入。官载其币，舍于朝。上介视载者、所受书以行。
此为一般聘礼，敦邦交睦友邻耳，隆重如此，况荆轲此行负有“愿举国为内臣”之重大使命。故秦王“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动作之大，举秦国而皆知，并闻名于全天下也，无论荆轲是献图归诚，或谋杀生劫，一举一动，昭昭然不可掩。
于此两点考量，我们再假设荆轲默然就死，就显得极不明智了。
第一，秦王必将这种谋杀敌国元首之罪恶归在燕王乃至整个燕国头上，加兵诛之，不仅名正而言顺，且得十分之同情与支持，燕国军力本不振作，强敌压境之下，绝无可免之理。
第二，自春秋末期始，中国就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军事明规则，以彰示己方之正义，并留政治协商或外交斡旋之余地，况于大国元首乎？况以国家使者之身份谋杀乎？以荆轲私人之身份刺杀则可，甚至衔燕丹之命刺杀以雪耻（燕丹报复其于秦国所受之身心苦痛，详见下文）亦可，以燕之国使身份刺杀则断乎不可。设若燕之国使一旦竞成刺客，且遭“体解”之厄，天下嗤之必矣，燕王自喜而下，岂召公诸先烈庙堂之敢入乎？
荆轲“好读书”，能隐忍羞辱以待大事，必不至糊涂颟顸，逞匹夫之勇，污燕国名节。况以国之使者身份刺秦，凿凿乎事实俱在，燕之国罪国耻，何可而逃遁也哉？
所以，荆轲以刺杀者的身份亲口吐出“太子”名号，显然有两点考虑。
第一，主谋者本是燕丹，无论其出发点如何，燕丹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荆轲乃侠之大者，绝无畏避之心，以此度人，对燕丹有较高的期待（虽然前此已几度证明，这种期待很可能是不现实的）。
第二，无论燕丹是否愿意或能够接受这种被动的殉国，从燕国国家利益考虑，也只有以燕丹一人为牺牲，至少，秦出师无名，燕国不处于过分的被动地位。即从最悲观的层面考虑，燕国而亡，其国际名声尚可有保，甚有“燕虽三户，亡秦必燕”之同仇敌忾;苟有一线生机，燕国得以残喘，合纵缔交，以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论，“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也。
立论至此，仍然有两个问题有待澄清：其一，秦王有理由相信或有必要接受荆轲归因于燕丹之遗言吗，尤其是这本来给了他一个期待已久的进攻燕国极佳的借VI？其二，无论《战国策》或《史记》的记载，都没有明言燕王参与荆轲谋刺一事，如果燕王没有（应该没有）参与其事，荆轲所需的使节凭证，以及最重要的献礼之一——“督亢地图”，从何而来？
解答第二个问题并不很困难，本文尝试从两方面加以解释。第一种解释最简单，虽然不太可能，也就是上文的假设不成立，燕王喜实际上参与了其事，甚且是真正的幕后主导，符节和地图自然都不成问题了，即使只是默许，辗转燕丹之手交付于荆轲，也并不难。第二种解释稍稍复杂，但可能性更大，那就是燕王喜对荆轲谋刺一节确实一无所知（即使秦将樊於期自杀闻于燕王，燕丹出面掩饰，亦非难事），符节和地图完全可以是燕丹的手段。此雖史无明言，联系到此前的信陵君尚能窃符救赵，一国之太子窃取君王符节，当不至于更加为难。而“督亢地图”既关系重大，一般人等自不能轻见，荆轲不过借以谋刺而已，造假极易;即或为真，燕丹或索或窃，亦在囊中。两种情况之任一，均可以解释之，不必存疑。
困难的是，秦王怎能相信并接受？一是情理上有困难，一国之使臣谋刺失败后托口太子主使，以脱君王与国家干系之意图至为明显，以秦王之睿智，不可能不察于此;二是事实上有困难，是时“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然自燕丹问计直至荆轲谋刺失败，历时甚长，而王翦迄无动作，虽由于多方掣肘，有地缘政治考量，然没有一个正义的侵略借口，必是重大一因;毕竟，燕为姬姓召公之后，兴国数百年，实力虽小而声誉甚隆。而荆轲以国之使者身份谋杀秦王，一击不中，实在给了秦国千载难逢的良机美遇，一旦轻易丢手，于秦王私愤，于秦国霸业，均不合算。
然细考秦王（赢政）与燕丹之间极富戏剧性的交往历史，又可见其十分合情合理且合乎事实矣。
《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记载：
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马+雚）。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
《燕召公世家第四》电有同样的记载：
（燕王喜）二十三年，太子丹质於秦，亡归燕。
又查《绎史》卷一百四十八《秦并天下》引《博物志》曰：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日，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
同书同卷又引《燕丹子》日：
太子丹质于秦，逃归，怨秦，欲报之。与其傅麴武书日，（中略）今秦王反戾无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中略）则一剑之任，当千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日于天地，死怀恨于九泉。
于上可见，燕国与秦并非一般的国际关系，燕丹与秦王之间也非普通领导人之交往。虽《博物志》多妄语，《燕丹子》也是伪作，然均去古未远，言辞可荒诞离奇，事实则同诸正史，必有所本。只是年代暌隔，史料缺乏，我们已经不太可能了解当年燕丹与秦王之间复杂的恩恩怨怨，竞致燕丹有“万世之耻”;但少小相亲，长成相仇，此仇必深入骨髓。而燕丹躁急之人，不能久持，值年轻气盛，此复仇“解耻”之言论，必不能不见诸于口，闻之于人耳。虽上古信息不畅，然群雄逐鹿，士趋奔走，英才俊杰，赴秦者尤多，辗转相传，秦王得而闻焉，亦是常理，虽其辞或失真，而其意必犹存。
而秦王本亦是器量褊狭之人，愤怒之下，常有睚眦必报之残忍《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
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蟠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鹝反，戮其尸。
又：
（十九年）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院之。
《史记》所载，如此暴行于秦王几不胜举，宜乎尉缭痛讥之为“少恩而虎狼心”“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秦王自幼坎坷飘零，历尽人情冷暖，于自尊特别敏感。大庭广众，群臣睽睽，受荆轲追杀，至“环柱而走”，羞辱甚矣。于荆轲一言之下，以一己虫虿之心度他人之腹，意燕丹假燕王之命予荆轲使节身份，伪造（或窃取）“督亢地图”以谋杀之，不仅于事实为可能，于情理且为可信。燕丹一则为质而亡，再则遣使谋刺，是可忍孰不可忍！情感必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不可因其帝王之尊而臆断其必无私人之情（“怒”为七情之一，且排序甚前）;况量小气狭者，常有一时愤恚断送长远利益事。秦王震怒之下，放弃对燕国的覆灭而专注于燕丹，虽在意料之外而实在情理之中。
或言，以赢政之暴怒，秦军之骁勇，王翦之剽悍，击末世之燕直如破竹耳;一旦破燕，太子丹岂能免乎？此非一石二鸟之上计乎？设若如此，荆轲之苦心，势必东流矣。然此又不明当时之国际形势大略耳。是时，秦虽霸业在望，然天下臣服于秦者，不过一韩（赵国有代为继，一脉犹存）;燕为姬姓召公之后，绵延血食八九百载，且僻处北方，未易图也。秦虽有亡赵为基地，然赵氏之后立足代北，与燕互为犄角，赵魏在迩，齐楚眈眈，不计后果，倾国一战，后果诚不可测。荆轲必有见于此，期图因秦之狐疑，于燕一延喘之机，或后继有望也。不料秦挟破灭六国雷霆之势，终于五年后灭燕，此又非荆轲一点幽魂可得而知，一介书生可得而左右矣。天下事多有不可测者，用心良苦而至于颠覆，轻举妄动而至于勒石，夥矣。嗟乎！
结论
荆轲身后，河北省易县城西有荆轲山，山有荆轲衣冠冢，陕西省咸阳有荆轲墓;此虽不必谓荣，然足以彰世人之不忘矣。一刺客而能如此，实天下无两。且千载之下，歌唱者代不乏人。
咏“余情”者日：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中略）其人虽已没，千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颂“精爽”者曰：
坡陀荆棘冢，狐兔伏蓁莽。悲歌易水寒，千古见精爽。（陆游《丙午十月十三夜梦过一大冢傍人为余言此荆轲》）
惜“计穷”者曰：
把袖谋几售，开图计忽穷。空贵千古恨，不中祖龙胸。（刘克庄《杂咏一百首·荆轲》）
讥“无成”者曰：
燕丹计尽问田生，易水悲歌壮士行。嗟尔有心虽苦拙，区区两死一无成。（张耒《荆轲》）
政论大家苏洵于其名篇《六国论》中，亦将“刺客不行”与“各爱其地”“勿附于秦”“良将犹在”并列而四，谓振衰起敝之良方也，此虽由“赂秦”连类而言，要之不甚以荆轲刺秦为值也。
然无论“猛气”“悲歌”，或“把袖”“壮行”，或直呼其为“刺客”，顾特重其意气行动及后果耳，至荆轲“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之一节，多熟视而未暇明察焉。
综笔者之管见，荆轲诚为一侠者，甘以一身赴死以纾国（且非祖国，受知遇之恩而已）难;且为一勇者，文弱书生（后世演义为“武林高手”“一代剑宗”之类，一笑耳），于千万人中“吾往矣”;更为一智者，俟燕太子之主动，激樊将军之义愤，待故人之未来，是非燕王喜之懦懦所能匹，更非太子丹之惶惶所能及;尤为一贤者，能于赴死前从容不迫，不暗昧无知，不故作姿态，三言两语，干戈稍戢，便是燕国百万人之福音。虽后事不可料，然“盛衰之理”，虽日“人事”，岂非“天命”哉。
一介书生，尽人事耳，何预天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