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海燕
摘要：奥登往往作为“奥登一代”的领袖人物为人所知，他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创作却很少受到评论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奥登创作于1929年的组诗《1929》，既是他的生活自传也是他的精神副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4，2自觉的诗人在面对身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压迫时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因此，本文从组诗中的精神线索出发，通过分析“子宫”“断奶”“熵”等核心术语隐含的心理因素，揭示奥登在面临身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压迫时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和表现出的诗学倾向。
关键词：奥登 成长 身心关系 俄狄浦斯情结 熵
青年奥登（Wystan Hugh Auden）的身心图景是二元式的对立。门德尔松教授（EdwardMendelson）在《早期奥登》中以洗练的语言描述了奥登的这番认知：“他认为人的内在痛苦是进化招致的结果，精神源自身体，二者的分歧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然而，奥登指出，精神也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不似它的本源，它可以在发展进程中通过选择下一步来主动结束这份痛苦。”门德尔松教授的描述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奥登对内在痛苦的理解，二是奥登对结束痛苦的理解。这两个层面的认知，勾勒出奥登在1929年的精神成长和随后的诗路选择，预示着奥登从自我的“小世界”走向了社会的“大世界”，而组诗《1929》的构思与创作贯穿了这一关键年份的始终，正是奥登的内在痛苦与结束痛苦的艰难历程的诗化体现。
《1929》的整体架构虽与四季变迁相呼应，但主题并不止于状物抒情。诗题暗示了组诗与奥登个人生活的关联：虽然四首诗分别写于1929年的不同月份，创作初衷也是独立成篇，直到1930年收入《诗集》时才合为一组，但奥登以“1929”命名，恰恰说明了这四首诗的组合绝非仓促之举。诚如约翰·富勒（John Fuller）在分析这组诗时所强调的，我们需要格外注意1929年在奥登个人生涯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是在这一年，奥登确认了自己的性取向，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伴随着这一重大决定，是奥登与母亲的期望、家庭的责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分道扬镳的痛苦过程，同时也是奥登的自我意识蓬勃发展并逐步强大起来的成长过程。因此，《1929》所表现的，既是奥登的生活自传和精神副本，也让我们看到一位自觉的诗人在面对身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压迫时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
一、“温暖的子宫”与成长危机
翻看奥登写于1929年的日记，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表述：“身体和灵魂（非我和我）无法各自独立存在，尽管如此，它们并不相同，若想把一方转变成另一方，必然造成伤害。异教徒设法把精神转变成身体，结果不是走向疯狂便是变得麻木。我们试图把身体转变成精神，结果生了病。两者都犯了一元论的错。”青年奥登的身心图景首先是柏拉图式的二元结构，在谴责异教徒重身体轻精神、基督徒重精神轻身体的弊端时，他实际上明确地表达了身体与精神（灵魂）共同构成了人的基本立场，而且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一方被替代。更有意思的是，奥登还用到了近代哲学以来的主体性概念——“非我”（Not-Me）阳“我”（Me），用它们分别指涉身体和灵魂。也就是说，青年奥登认为身体是“非我”，而灵魂才是“我”，才是主体，二者如何共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身心分歧的危机在青年奥登的诗歌里早已露出了端倪：在道路泥泞的分水岭驻足眺望的“陌生人”，“已察觉了险情”（《分水岭》，1927）;步入了陷阱的“间谍”很快就会遭遇枪击，“轻易就将从未会合的两人拆散”（《间谍》，1928）;接近了边界的促狭之地的无名者，“向前或向后都有危险”（《身处险境》，1929）。这些立在分水岭、前线、边界的人，无不因为孤军犯险而遭遇重重危机，这无疑是经历身心危机的青年奥登的真实写照。在从少年迈入成人的青葱岁月里，性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成长危机，而违背约定俗成的伦理纲常和宗教教义的同性恋倾向刺激了灵与肉的冲突。原本完整的、和谐的、天真的生活空间被经验撕裂了，一部分合乎主流价值观念的选择塑造了奥登所谓的“我”，而另一部分指向了非理性、非主流的欲求，被解读为险情、陷阱或险境，需要被残酷地镇压，最终降格为“非我”，并拉上了“身体”作为垫背。这些诗歌里的受困者鲜少用到第一人称表达方式，而是被异化为一个个陌生人，从侧面说明了奥登对于自身性取向的惶惑与不安。
这种举棋不定在组诗《1929》第一首里达到了张力的表现极致。奥登以“这是复活节，我在公园里漫步流连”开篇，进而由公园里的所见所闻联想到“一些琐事”，最后以“做出抉择看来是个必要的错误”（Making choice seem anecessary error）作为结束。虽然“抉择”势在必行，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抒情主人公的犹豫与迟疑：“seem”和“necessary”强调了客观境遇，“error”直指主观态度。对于“我”而言，“抉择”一旦付诸实施，无论结局如何，都必定会带来伤痛。通观全诗，我们既可以看到死亡意象（死去的人、消逝的谈话、如堆叠的尸体的自行车），也可以发现新生因素（复活节、一些新名字、一个新人、季节的新生），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情境，重心落在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抉择”上。
第一首末尾出现的悬而未决的“抉择”，在第二首变得坚定。开头两行的“在我看来，生活总离不开思想，/思想变化着，也改变着生活”为“抉择”做出了铺垫。此时，诗人自称为“思乡的异国人”，这里的“思乡”（homesick）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方面，“思乡”是字面意义上的思念故乡，自1928年8月旅居德国以来，除了当年圣诞节和翌年生日期间（2月）短暂地回家与亲人团聚外，奥登已经漂泊异乡大半年了;另一方面，“思乡”也是隐喻意义上的怀旧，向往身心分歧以前的内在统一。“我”若有所思说出的这段话证明了“思乡”的第二层含义：那婴儿，起初在母親温暖的子宫，出生前，母亲仍是母亲，时间流逝，现在情形已不同，现在他头脑里其他的知识充塞其中，在寒风里哀泣，自我也非友朋。成年人亦如此，从其面容便可知，他在白天和夜晚的所思所虑就是对他人的警惕和恐惧。形单影只，自我也非友朋。
“温暖的子宫”是第二个层面的故乡。我们看到，奥登使用了带有弗洛伊德色彩的隐喻：出生以前，在母亲的子宫里，婴儿与母亲、人与自然、精神与身体是和谐统一的;出生以后，孩子通过感受父母亲的独特关系慢慢形成自己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探索，并且逐步发展出自我意识。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个成长历程有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阶段——“童年存在着一种性的偏爱：仿佛男孩视父亲为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也就是他借古希腊神话故事命名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和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熟悉精神分析学说的奥登，一定是从自己亲近母亲的行为当中解读出了一丝俄狄浦斯情结的意味，虽然他与父名作欣赏/项目呈现>母之间的关系并不至于产生痛苦的紊乱，但母亲在他心目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子宫的延续，是永远的故乡。
然而，成长不但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走出家庭（尤其是母亲）的庇护，彻底斩断俄狄浦斯情结的纽带。摆在青年奥登面前的是两难局面：一方面，母亲殷殷期盼他通过结婚来建立稳固的家庭生活，这是中产阶级伦理道德认可的成长轨迹;另一方面，自青春期伊始便涌动在他血脉里的是同性恋倾向，那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主流社会唯恐避之不及的禁忌行为。从抽象的角度而言，这两难局面也是自我与本我、灵与肉、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在上述诗行中，有两行诗句值得我们细读——“现在他头脑里其他的知识充塞其中”（Is knowledgein himnow ofother）和“就是对他人的警惕和恐惧”（Is wareness and is fearof～her）——这两处的“other”，既可以具象化地理解为“其他的知识”“他人”，也可以解读为“他者”——被青年奥登贬斥为“非我”的身体。
青年奥登视意识为主体性的“我”，身体为客体化的“非我”。身心分歧的痛苦伴随着成长危机被激化，以至于“形单影只，自我也非友朋”（Aloneinflesh，himself no friend）。这里用“flesh”而非“body”，再一次证明了奥登将身体降格为物的意图，而从诗行流露出来的苦痛说明了奥登对灵与肉、“我”与“非我”的撕扯已经精疲力竭。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在诗歌开首处感慨那些栖停在港口的鸭子“不会因成长的挫折焦躁不安”，又在诗歌末尾喃喃劝慰自己道：“不能像鸟儿和孩子般过活，‘不能/我说，‘只因现在已不是孩子，也非鸟禽。”鸭子和鸟儿象征着依凭本能生活的自然造物，而孩子可以坦荡荡地生活在父母亲的庇佑里，与面临内在痛苦和成长危机的“我”不可同日而语。尾行的两个“no”组成了一道成长分界线，清晰地在奥登的心里种下了“抉择”的种子，推动着后续的行为选择。
二、“断奶”与身心分离
“抉择”在组诗第三首现了形。与前两首写于德国的诗歌不同，第三首写于奥登返回英国后不久。1929年7月下旬，奥登回到父母身边，很快就将“抉擇”付诸行动：7月29日，他写信给朋友说“今天我打算解除婚约”;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留下了这段话：“已经解除了婚约。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永不——永不。”紧接其后的8月，奥登完成了组诗第三首的创作，不但透露了“抉择”的结果，也间接宣告了他解决内在痛苦的第一个尝试及其后果。
正如门德尔松教授所言，奥登起初认为，既然身与心的分歧造成了人的内在痛苦，那么“让身与心彻底分离或可消除这种痛苦”：“意识必须远离它在自然中的根源。它必须学会克服对那些可知可察的肉欲快感的追忆，学会满足抽象思想不可传达的私密;而身体，可以独自沉浸于它的简单且惯性的快乐，不加思索地通过肉体的交流与其他身体产生联结。”请注意“肉体”（flesh）和身体（bodies）的区分。如前所述，“肉体”的概念更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身心的分歧，被奥登简单地理解为意识与肉体的冲突，而他最开始的尝试，便是将身心分歧演变为身心分离。
奥登在1928年夏天接受了父母的安排，仓促地订了婚，8月底便心怀憧憬地前往柏林，简直是“让身与心彻底分离”的绝佳体现。据考证，奥登对未婚妻所知甚少，也鲜少向人提起她，只不过常规性地告诉亲朋好友自己订婚了。时隔多年后，他仅仅记得她是护士，住在伯明翰，连全名都忘了。一切都表明，奥登在乎的，不是那位未婚妻，而是订婚的行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积极筹备自己的柏林之行。20世纪20年代，同性恋在很多国家仍然是道德禁忌，甚至要受到法律制裁。英国清教徒的根基非常深厚，无法容忍同性恋者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个性，相对来说，刚刚从战败的噩梦中缓过劲来的德国更像是同性恋者的天堂。一时之间，柏林成为一个时髦的地方，文化艺术的创新搀杂着阳光、酒精和性放纵。奥登动身去柏林之前，写信告诉友人自己要启程了，甚至调侃地问：“柏林果真声名狼藉吗？”与他在柏林会合的好友衣修伍德干脆在半自传体小说《克里斯托弗及其类》中坦承：“柏林才是他心之所往;那个威斯坦承诺给他的柏林。对克里斯托弗来说，柏林意味着男孩子们。”
可以说，订婚、结婚、生儿育女，这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奥登的中产阶级出身、父母的殷切期盼合力灌注在他的意识中;而柏林，同性恋之都的柏林，是他释放本能需求、获得肉欲快感的圣地。然而，这种身与心的分离并没有缓解他的内在痛苦：一方面，意识不可能超然地守在自己的抽象世界里，另一方面，奥登也不可能将其他人仅仅看成是没有意识的身体，“不加思索地通过肉体的交流与其他身体产生联结”。因此，《1929》头两首诗歌里一直蓄势待发的“抉择”，实际上就是否定自己结束内在痛苦的第一个尝试，第三首则表现了“抉择”之后，与家庭、阶级、社会背道而驰的疏离感：
只因独自一人，惊恐的灵魂
返回了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
却没有归属感：每过一个小时
他都渐行渐远，也必会如此，
如断了奶的孩子走出家门，
踉跄着刚走几步路，就焦急万分，
欢喜雀跃只为找到自己的家，一个
呆在那里无须征税的所在。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颇具弗洛伊德色彩的术语——断奶（“weaned”）。以弗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每一个孩子都需要适时断奶，过早或过晚都会对心理结构造成影响。奥登言下之意的断奶，显然不是孩子和母亲的生理联系，而是精神上对母亲的依恋，也就是他一再提及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样是在这一年的日记里，奥登写道：“人类进程似乎是沿着远离自然的方向前行。意识的发展或可与孩童挣脱俄狄浦斯关系的过程相类比。正如人必须从母亲那里断奶，人类也必须挣脱对地球母亲（无意识？）的依赖”。个体的成长与人类的进化被奥登巧妙地安置在了同一个秤盘里：自我意识的发展要求摆脱母亲的束缚，因此个体的断奶成为建构自我意识的第一步;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同样要求远离原始的蛮荒，进化的轨迹与断奶的行为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而言，身体不仅仅是个体的躯体，而是成了“自然”（nature），成了“地球母亲”（the Mother Earth），成了那些被压抑、被遗忘的“无意识”（Unconscious）。虽然奥登在“无意识”后面加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但身体与自然、地球母亲和无意识的隐喻性关联已然被合乎逻辑地建立了起来。精神（意识）源于身体（自然），却要挣脱身体，这个过程如同孩童痛苦地斩断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
青年奥登选择“断了奶”，但身与心的分歧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与“抉择”之前的情形恰恰相反的是，此时奥登的身体返回了“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写作此诗时，奥登住在家族位于英国湖区的消夏村舍），精神却远离了家庭（尤其是母亲），丝毫没有“归属感”。成长的挫折如影随形——“踉跄着刚走几步路，就焦急万分”，属于他的家园只能是一个“无须征税的所在”：“如外国侨民来到一个陌生国度，/说起本地方言总会发错音，/而异族通婚造就了一个新人种，/一种新语言，如此灵魂才可能/最终摆脱依赖，获得自立的欢愉”中描绘的新生活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奥登的柏林岁月。在陌生的国度里，奧登无拘无束、无所负累地生活，不会有对于母亲的复杂情感，也不会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他的意识才有可能聆听到身体的声音，他才有可能认识到身与心的彻底分离不过是痴心妄想。
1929年夏，他对友人说“我喜欢在德国的时光”并表示“希望明年能够去巴黎”。柏林、巴黎以及后来奥登的持续漂泊乃至永久移居他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力所能及地创造那个“无须征税的所在”。尽管柏林之行的潜在目的是实践身与心的分离，但旅居德国却让他品尝到了身心调和的可能性：灵魂（意识、精神尉身体（母亲、地球母球、自然）断了奶，但又不是彻底分离，而是某种“自立”。奥登没有详述过这种理想状态，倒是衣修伍德在半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奥登旅居德国的情形，尤其写到了奥登租住德国乡间旅舍时怡然自得的生活：
威斯坦从柏林领来了一位开朗、温厚的年轻人，一同住在小旅馆里。他已经让自己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了。他的房间，就像他以前住过的那些房间，杂乱地堆叠着书籍和手稿;他一如既往地阅读、写作，精力充沛却又缺乏耐性。他欢迎克里斯托弗的到访，如同欢迎客人来到自己家里，气定神闲仿若拥有整座村子和所有村民。显然，他定是村民们茶余饭后最重要的谈资。他经常到火车站的茶点室弹钢琴，兴致勃勃地演奏德国的流行乐和英国的圣歌，让当地人一饱耳福;转而又会在附近的草地上与他的伙伴赤身裸体地纠缠一团，不免令人惊讶不已。
奥登怀念德国的生活，与其说身体怀念本能的释放，不如说意识怀念身与心同时得到解放后的和谐，而这在英国是绝无可能实现的。随着解除婚约，奥登的同性恋倾向已经不可能再向家人隐瞒了。作为信徒的母亲对此忧心忡忡，作为医生的父亲虽然接受了他的性取向，却千叮万嘱他不可以公开此事。孤独且依然承受内在痛苦的诗人在林中兀自徘徊，“要离开这夏天”“要看着秋天到来”，接着“要离开秋天”“去守望冬天”，最终“要预想死亡”，因为“我们死时才会找到自我/而不是无助地疏离于新的状况”。夏去秋来，冬天也在迫近。冰雪覆盖的冬天自有一份素淡的宁静，善感的人们往往由此联想到死亡的寂静，难道奥登解决身心分歧的第二个尝试是死亡？答案是否定的。“死亡”的寓意藏在组诗第四首里。
三、熵原理与诗学取向
组诗最后一首的开篇第一句“消灭错误现在正当其时”（it istimeforthe destruction oferror）呼应了组诗第一首的尾行“做出抉择看来是个必要的错误”，再一次让组诗成为一个紧密连接的有机整体。身与心的彻底分离是一个错误的尝试，并没有真正解决身心分歧的危机，而“抉择”之后的疏离感则让奥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境况。诗歌第一节和第二节渲染了一种死气沉沉的画面，无论是海滩上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还是疗养院里更为可怖的平静，抑或形同工业废墟的足球场地，在结构上承接了组诗第三首尾声部分的暗示，在语义上为诗歌第三节也就是最后一节频繁出现的“死亡”做出了铺垫：我与你一同愉快地散步，相会，或者等待，因为深信良善犹在，我们了解善，也知道爱所需要的不单是结合时的渴慕与激动，也不单是满怀自信的不辞而别;名作欣赏/项目呈现>那踩在锋利草叶上的脚踵，那自以为是的倒伏的树根，是它们需要死亡，谷粒的死亡，我们的死亡，年老者的死亡——他们将被遗弃在无亲无故的阴森山谷，而一到春天老家伙们就会被人遗忘，刻薄的恶妇和擅驭的骑师，直挺挺地长眠地下;而在深澈的湖底，新郎慵懒地躺着，有一副俊俏模样。
关键词“死亡”反复出现，包含了多重来源与指涉。最先印入眼帘的是“谷粒的死亡”（death ofthegrain），结合奥登的宗教背景，我们不免会联想到耶稣说过的那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富勒对此做了补充说明，认为奥登很有可能在此隐射了安德烈·纪德（Andrew Gide）不久前出版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这个补充并不是推翻前者，而是进一步证明了这段内容的典出。纪德喜欢引用圣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在自传里提及一粒麦子必须死了方可结出果实，同理人类在达到更高境界之前必须先品尝一下罪恶和逸乐的滋味。正是在这本自传里，纪德大胆披露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和荒唐的生活经历，是故奥登的“谷粒的死亡”便带有了双重内涵：一是宗教意义上的生死转化;二是人生境界上的内在转化。关于第一重内涵，“刻薄的恶妇”（thehardbitch）和“擅驭的骑师”（the riding-master）是呼应，这两个形象可以比照《启示录》里出现的“大淫妇”和“骑白马者”，天地万象失调的灾难景象与耶稣身骑白马、口吐利剑的再临形象揭开了末日审判的序幕;但随后的诗行指出他们“直挺挺地长眠地下”，暗示了这里的生死转化并非末世的“死亡”，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节点，甚或具体化的个人经历，由此引出了第二重内涵，即人生境界上的内在转化。
关于第二重内涵，我们可以在奥登写于1929年的日记里找到线索。他在论及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death-wish）之后，指出“熵是绝望的另一个名字”。说到“熵”（entropy），不得不提及荣格在1928年引入精神分析学界的“熵原理”：“只要我们的经验继续存在，熵原理对我们来说就是各种部分过程的原理，这些过程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心理也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开始强烈震荡之后，对立的双方相互调整，渐渐地形成一种新的状态。”固熵是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数之一，荣格用这个术语表示心理能（psychical energy）的流动，认为每一个人的心理能都是相对固定的，在心理某一结构中投入较多，在另一结构中的投入便会减少。由于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需求，心理系统便处于一种永不止息的接近熵的平衡状态和打破这种平衡状态的变化发展之中，而且只有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才会产生新的可能和“新的状态”。健康而成熟的人格由此逐步形成，而不是存在于完美无缺的绝对平衡状态之中。因此，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熵原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生境界上的内在转化。
那么，奥登经过一年的沉潜所寻获的“新的状态”是什么？现在，我们重读上述诗节里出现的诸多“死亡”：“我们的死亡”“年老者的死亡”“老家伙们”，无疑隐射了新老更替;淹死在清澈湖底的俊俏新郎，是不由自主地爱上自身的纳喀索斯，弗洛伊德用他的故事引申出著名的“纳喀索斯情结”，即个人将自我视为唯一目的，对外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奥登研究者理查德（Richard Davenport-Hines）为湖底的新郎形象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认为很有可能来自于安徒生的童话《冰姑娘》。奥登的儿童读物里应该有过安徒生童话，《冰姑娘》又颇为与众不同，准新郎在新婚前夜淹死在了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底里。奥登是否在隐射自己的悔婚行为？无论如何，伴随着解除婚约，奥登已经亲手扼杀了那个循规蹈矩的自己《1929》以纳喀索斯或者准新郎的死亡收尾，都暗含了一种心理能的消亡。当心理结构中的这些心理能“死亡”了，从熵原理的先决条件——能量守恒的角度而言，这些能量流向了何方？
门德尔松教授的提示至关重要。他指出，奥登在5月份创作组诗第二首时，已经读过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巴罗（TrigantBurrow）刚刚出版的著作《意识的社会基础》，但彼时仅仅关注巴罗有关“成长的挫折”的言论，到了10月份创作组诗第四首时，才发现巴罗除了谈“成长的挫折”，也谈到了“集体无意识”（thecollective unconsiousness）。“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在修正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指向种族的先天遗传。同荣格一样，巴罗的理论起点也来自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巴罗的“集体无意识”的侧重点是让个体回到与其他男人、女人的真实关系中，回到互相接触的真正状态中，通过放弃自恋和自己造成的孤立感找寻一个可以成为他自己的机会。巴罗的路径，是将个体诊疗与社会诊疗结合在一起，从而发现大众的精神疾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关注精神分析学的劳伦斯（D.H.Lawrence）才认为他用群体分析的方法代替弗洛伊德的个人分析法更为深刻，也更有生命力。奥登在巴罗作品里的新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暗示，即他已经将自恋的“自我”和循规蹈矩的“自我”沉死在了湖底，而“新的状态”是从自己的“小世界”走向社会的“大世界”，写诗则是他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产生真实关系的行为方式。
事实上，该诗节开头几行对此已经有所铺垫。与“我”一同散步的“你”，奥登曾明确指出是其中学同学罗伯特·麦德雷（RobertMedley）。1922年，正是在他的提点下，奥登才决意要走诗歌之路。可以说，麦德雷在组诗末尾出现，暗示了奥登的内在心理能的流动方向。而此前创作的组诗第三首最后一节的初稿，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这一点：“被一只松鸦的尖叫声吓了一跳/我走进屋内，写下这些诗行，/加工语词的兴致丝毫不知疲倦/写了诗，拨散火堆的余烬，/爬上楼进入了梦乡，/莫名地指责白日的诸般行径/又或者，那可能就是自然原欲，/她善意地预示我们在死亡中找到自我，/而不是无助地疏离于新的状况。”对比定稿，初稿里并没有出现季节更替的细节，而是直陈孤独的诗人在林中漫步之后，回到房间里埋头写诗，随后在梦境的无意识中看到了自然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当奥登下定决心与母亲、家庭“断奶”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在身心分歧的内在痛苦中选择了身体——“自然原欲”。意识不再脱离身体独存，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尝试;意识必须与无意识和解，必须回归它的自然本源，才有可能找到它真正渴求的爱。
组诗第三首的初稿，更为流畅地表现出奥登思想演变的轨迹。惟其如此，组诗第四首中的“你”的意义才更为明朗，“死亡”所代表的心理能的重新分布和流动方向才会有迹可循。被压抑的自然原欲，被贬斥的身體需求，不被理解的同性恋倾向，都在意识返回其自然本源的时候获得了新生，从而明白了爱“不单是结合时的渴慕与激动”（爱欲），也“不单是满怀自信的不辞而别”（自恋），爱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事实上，组诗第二首里的一个细节已经预示了奥登之后的诗路选择：“此时的夜晚到处都不安分，/街上筑起了路障，传来了枪声。”这里指的是1929年5月1日发生在柏林的左翼支持者和警察爆发的冲突，前后持续了近一周，各有伤亡。奥登当时正旅居柏林，亲历了这一事件。正如他晚年在《依我们所见》里所坦白的，学校生活使得他们那群年轻人“太过与世隔绝，陶醉于自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白痴，对政治话题也漠不关心”，因此他要走出牛津大学，走向社会生活更宽广的舞台和人生历程更丰富的体验，寻找“自己的声音”固。
四、结语
奥登很早就为自己的生活装点了诗人的梦想，犹如天命在不期然间植入了他的心扉，此后执拗又执着地清扫沿途的一切障碍，只为了更为匹配他心目中的诗人角色。早在1927年，他就已经萌生了为理想做出必要牺牲的念头，这可以在他写给哥哥约翰（JohnAuden）的信中看出端倪：“我觉得一个有价值的人需要孑然一身。真正的艺术家并不友好。他们把最好的感情都献给了作品，生活只分配到一些残渣。”然而，作为稚气并未完全消退的青年，奥登不足以强大到与整个家庭、阶级和社会分庭抗礼。他的订婚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后续产生的焦虑和犹豫则是妥协的代价。伴随着组诗《1929》的完稿，他的内在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调和的出口，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和孤独的生活道路的同时，也暗含了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自我养成和自我期许，充分预示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化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