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
摘要：宋传恩是徐州文学高地沛县作家群中的先行者和典型代表，其小说可分为喻世的民间故事和警世的官场现形记两大类。以《伤心之旅》《鬼打墙）等为代表的来自民间的故事，通过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带给读者民间的智慧与启迪。以《招商》《我心永恒》《选村长》等为代表的官场现形记是宋传恩主动承担知识分子警世、醒世作用的载体。宋传恩自觉传承沛县文学观念，注重小说的思想深度和故事性，其故事原型大多來自故乡，表现的却是对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等的深沉思考。虽然也有一些不足，但宋传恩的小说既是沛县文学的代表，也是淮海文学以及江苏文学的重要收获。
关键词：宋传恩 小说 沛风
淮海文学高地是徐州，徐州文学高地是沛县。两千多年前，刘邦一首《大风歌》或就了沛地的千古名胜歌风台，也激发了沛人的诗心与灵性。改革开放以来，沛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沛县人的文学情思随之飞扬，截至2018年，沛县已有各级作家协会会员三百余人，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十人，江苏作家协会会员三十余人，形成了以本土文学期刊《歌风台》为核心的作家群。
宋传恩（1954-）男，既是沛县作家群中的先行者，也是典型代表。他既是改革开放后沛县人在纯文学期刊小说的第一人，也是出版个人小说集的第一人。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宋传恩一度放弃写作，但文学之情一直萦在心头，读鲁迅，品卡尔维诺，玩味《百年孤独》，默默体会着小说创作的技巧和核心。2008年，沛县成立文学创作团，他被推选为团刊《歌风台》的执行主编，文学激情再次被点燃，作品以每年十多万字的数量迅速增长，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说特色。总体来说，宋传恩近十年的小说可分为喻世的民间故事和警世的官场现形记两大类。
一、喻世的民间故事
宋传恩是地地道道的草根作家，中学没读完就务农，后来在沛县供销总社做了十余年临时工，长期在底层挣扎的经历使他深知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当再次拿起笔时，写普通百姓，并写给普通百姓，成了宋传恩的自觉追求。
《伤心之旅》是一个来自民间的网恋故事。小公务员郑新与高中女生寒星恰巧乘同一列火车赴杭州私会网友，分别被骗后，又同车返回，郑新被寒星的母亲误解，先遭毒打，再丢升迁机会，继而不能上班，最后身败名裂，夫妻离异，被迫只身奔赴另一城市谋生，而寒星则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艺术家和诗人的长处就在能够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直录式的新闻报道，宋传恩深谙其道《伤心之旅》发表于2010年，当时新闻媒体上关于网友行骗的报道很多，宋传恩发现这是一个时代话题，但他没有简单地陈述事实，也没有为郑新和寒星的遭遇痛心疾首，更没有摆出诲人不倦的面目给读者以忠告，而是着重呈现主人公们网恋的原因。郑新是个科长，但他没权没势，职务很可能被下属反超，常常担心、惶恐、焦虑，想送礼打通关节，妻子却抓住钱不放，想去旅游，妻子却要加班，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他都像个受气包，活得很窝囊。他想找点刺激，于是选择了貌似安全又浪漫的网恋。寒星是独生子女，母亲是饭店老板，父亲是中学教师，两人都忙于工作，寒星与父母没有任何情感的沟通，网恋成了她获得自我认同和情感慰藉的主要方式。郑新与寒星，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富家女，都是民间的“人上人”，但宋传恩轻轻掀开了他们光鲜的外表，让读者看到了他们荒原般的内心，而横行于我们时代的金钱与权力的拜物教则是这荒原的缔造者，它们异化着母女之情、夫妻之义、朋友之礼。宋传恩深受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作品虽然取材于现实，但更倾向于揭示人与时代的精神困境《伤心之旅》启示读者，我们的时代之心已被金钱与权力伤害，只有驱除金钱与权力拜物教，我们的心才会重见光明。
如果说《伤心之旅》讲的是我们时代的民间故事，那么《鬼打墙》讲的则是颇有些历史的民间故事。主人公张广胜是个亦邪亦正的民间奇人。他是“道地的赌博鬼”，是杀人劫财的强盗，还是勾引有妇之夫的猥琐男。他立场不稳，国民党来了，他当保长;共产党来了，他当村长;国民党回来了，他又当保长;共产党回来了，他又当村长。但与此同时，他力大无穷，能把石磙翻动得像风车;身体强壮，致人死亡的柿子配酒对他全无作用;勇敢无畏，能从十八盘热鏊子上走过;重情重义，他觉得国民党的区长王学增为人不坏，就以鬼打墙的谎言骗过共产党的干部，放王学增一条生路;也觉得共产党乡长姚根生对老百姓很好，以同样的谎言救下姚根生。
陈思和说民间文化“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进发除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鬼打墙》中的民间有两个层面，一个以无知、可怜又可悲的村民为代表，他们没有是非，明知张广胜杀人劫财，但一看他趟过十八盘热鏊子，非议立马变成了崇敬;他们崇拜权力，贱视生命，看到乡长给张广胜烧纸，“都很感动”，得知乡长还给张家送来四百斤小米时，就说张广胜“死了也值了”;他们无知而残忍，看杀人时，只要有一个没死的，“人群中一阵喊叫，没死！没死！”还要“挖点人脑子”，“给俺儿治疯病！”……对于这个民间，宋传恩继承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有揭露与批判，也有同情与悲悯。另一个层面以张广胜为代表，他是村民的一员，但又超越村民之上，他像村民们一样追求食、性、赌的欲望满足，为活命而撒谎、杀人，但为了义，他能从容赴死，他有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爱憎，他的身上既充满着原始的生命活力，又闪耀着善的光辉。对于他，宋传恩是欣赏的、钦佩的，认为他的生命力、他的精神才是民间生生不息的根源，于是为他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让王学增的后人自香港归来，给他修了墓。通过《鬼打墙》，宋传恩不仅使读者认识到既藏污纳垢，又朴实善良;既冷漠无情，又热情似火;既静如死水，又波涛汹涌的民间文化的复杂形态，也彰显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间信仰。
除《伤心之旅》《鬼打墙》外，《郑家鸡汤馆》《鸟柏觅踪》以及《村头那一家》讲述的都是民间的故事，书写的都是普通人家的喜怒哀乐，但透过一个个普通的故事，每一篇又都带给读者一些来自民间的智慧与启迪，或揭示“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心中有则有，心中无便无”的哲理，或使人明白“人间是非纷纷扰扰……莫理论，理不出个青红皂白”，劝人该放手时就放手。
二、醒世的官场现形记
萨义德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作为南北交汇、兵家必争之地的精英，同情弱者、敢作敢当、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向来是徐州知识分子的本色，不管是古代的刘义庆、白居易、苏轼、阎尔梅，还是现代的马可、李可染，抑或当代的赵本夫、周梅森，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流寓客居于徐州的艺术家大都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宋传恩即是徐州知識分子中的一员，一篇篇官场现形记便是他发挥知识分子警世、醒世功能的载体。
《招商》写银州市发改委主任黄山清一行五人在香湖州招商期间集体嫖娼，却发现随行翻译、发改委第三副主任谭云阁没嫖，其他四人尤其是黄山清格外恐慌，秘书高君买通宾馆、妓女和警察，陷害谭云阁，使他有口难辩，只得承认嫖娼，进而成了招商失败的罪魁祸首，其他人都夫妻恩爱，或官运亨通，只有他妻离子散，丢官离职。
《我心永恒》写安监局党委书记郑啸林一行六人突击检查隐瞒重大世故的小煤窑，在听取乡镇领导汇报时，刚参加工作的周钢发现材料袋中装了五千元钱，回单位后，他把钱交给了局长黄山清，正想扳倒郑啸林的黄山清将周钢带到市纪委，得知消息的郑啸林联合小煤窑所在县的领导，众口一词，说所谓受贿是周钢在黄山清授意下的诬陷，等待周钢的是女朋友的离去和诬陷罪的法律制裁。
《招商》与《我心永恒》表现了县处级官场的三大怪现状。第一怪，德才兼备被排挤。众所周知，党和国家选人用人的标准之一是德才兼备，但《招商》中的谭云阁与《我心永恒》中的周钢都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却不光不能被重用，反而身败名裂，不仅被排斥在干部队伍之外，而且还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第二怪，衣冠禽兽受重用《招商》中的黄山清带头嫖娼，却是副市长人选，吃喝嫖赌、阴险卑鄙的黄君却荣升县委副书记;《我心永恒》中的安监局长郑啸林贪污受贿，局长黄山清心狠手辣，而他们却稳坐书记、局长之位。第三怪，“机关算尽”是重心。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其工作的重心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发改委主任考虑的理应是如何招商引资，但《招商》中的主任却醉心于如何除掉异己，又如何远离阴险的部下，安监局的书记、局长们理应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遏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我心永恒》中的书记、局长们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保全自己、扳倒对手。
宋传恩认为优秀的作家要直面生活，要有对社会的清醒认识和独立判断。他没有当官，但经常接触县处级官僚，独特的身份给了他审视基层官场的便利，也给了他明确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立场。在《招商》与《我心永恒》中，宋传恩都承担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使读者认识到当前基层政府机关没有落实中央选人用人标准，任人唯亲，导致人浮于事、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英才蒙辱的严重问题，他的立场是鲜明的，既为基层官场的乱象而担忧与愤慨，也为被排斥的英才扼腕号惋惜。
除县处级的官场现形记外，宋传恩还带领读者深度观察农村的官场怪现状《选村长》中的刘桂林想借选举扳倒现任村长张东洋，因为后者私分集体收入，占有村里的女人，尤其是丝毫不顾表兄弟情面，竞调戏刘桂林的儿媳。他动员村里的男人竞选，但他们害怕张东洋的淫威，只有刑满释放的刘东城敢于参选。刘桂林给镇长送了红包，得以揭发张东洋贿选的事实。张东洋下台了，但令刘桂林错愕的是，刘东城比张东洋还要霸道，不光利用公款吃喝，甚至扬言“谁有意见，叫他把吃的给我吐出来”。
我国农村实行普选制，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选出的本应是德高望重之人，但随着青壮年的流失，村里能胜任干部的人很少，只能瘸子里挑将军，于是无德无才之徒竞成了干部，又由于缺少监督和制衡，无德无才的村干部们便可为所欲为，成为村霸。近几年，村干部贪污涉黑、欺男霸女，甚至闹出人命的事件屡见不鲜。对此，蒋子龙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早已做了非常全面、细致的反映《选村长》另辟蹊径，以德高望重的老农民刘桂林取代村干部，将之作为叙事的聚焦点，不仅写出了普通农民对“恶”干部的憎恶与对“好”干部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合情合理的渴望实现不了的悲剧，张东洋是恶霸村长，但他侵占集体财产时尚且有所遮掩，刘东城则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对于刘桂林和村民们来说，这真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更可悲的是，刘东城还是刘桂林费尽心机扶上台的“好”干部。亨利·詹姆斯说：“不必过多地考虑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试图抓住生活的本质吧。”《选村长》的目的不是悲观地展现农村干部的丑恶以及村长选举的暗箱操作，而是要揭示这些现象背后农村的衰落、凋敝、式微，以及农村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使读者意识到农村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了。
“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作为刘邦的故乡和苏鲁交界处，沛县深受汉刘邦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爱家国、重情义、讲实际、崇伟力、热情豪爽、敢作敢当的精神气候，这造就了沛县的文学与艺术，无论是沛筑还是沛县武术，都带有简洁实用、质朴无华、粗犷豪放、大气磅礴的特征。影响所及，沛县作家大多视文学为改良社会、启迪人生的工具，多有情有感而发，无无病呻吟、故弄玄虚之作，表现出直面社会、干预现实的勇气和胆识，结构多大开大合、简明清晰，语言多追求本色、简洁、准确与形象。
作为《歌风台》的执行主编，宋传恩对沛县文学观念的继承与传承是自觉的。他认为小说的作用是让“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或至深的生活体验表达出来”，“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他也主张“小说应该好看些”，但持这种主张的原因是如果小说不好看，“读者读不下去，作者的意图就无法达到”;他热爱家乡，但并不认为作家必须局限于家乡，而要在家乡的故事中探讨整个国家、整个时代，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话题。宋传恩的小说是其文学观的体现，不论是民间故事，还是官场现形记，他的小说都有头有尾、生动有趣，故事性很强，但透过故事，读者总能感受到宋传恩对国家、社会、城市、乡村、文化、哲学等深沉思考。他小说往往采用单线或双线结构，一篇小说大多围绕一两个核心人物或事件展开，读来不枝不蔓，很有条理。他小说的语言大多是明白晓畅的普通话，喜用常用字，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来皆可一气呵成，但他也经常不自觉地使用一些沛县方言词，比如“您现在充好人，关心我了，早干啥来？”（《伤心之旅》]其中的“来”相当于“了呢”。宋传恩小说中方言词的数量很少，不影响阅读，却使宋传恩的小说带上了“沛风”特色。
虽然宋传恩在《歌风台》歌出的“沛风”曲调悠扬，但毋庸讳言，这些“沛风”还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问题，首先，宋传恩创作的都是中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受到一定限制;第二，宋传恩大致形成了自己的题材特色，但这也限制了他的创作;第三，宋传恩虽然爱文学，但更看中生活，缺乏为文学献身的精神，这一方面使他的创作不够严谨，有些作品校稿不严，时有错字或别字出现，另一方面使他在批判现实时有所顾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小说的思想力量。但瑕不掩瑜，宋传恩的小说不仅是沛县小说的代表，也是近年来淮海地区以及江苏省小说的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