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灿
摘要：《孔子的智慧》是林语堂海外著述中的一种，林语堂立足-TN典，以中西文化的横向对比为导向，对四书、《礼记》《史记·孔子世家》等经典文本予以编译与阐发，不但重新诠释了孔子的形象和思想，而且体现了作者本人的文化理想，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高扬了中国原始儒家的人文精神，促进了儒学的海外传播及现代复兴。
关键词：《孔子的智慧》林语堂文化理想
孔子形象曾一度被“神化”，儒学也随之上升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现代文学文本皆“力图剥去其‘圣人道德的外衣”。由于家庭及其个体境遇的独特性，林语堂的作品及思想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前期在国内曾著文批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后期在国外却致力于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的智慧》是林语堂海外著述中的一种，涉及四书、《礼记》《史记·孔子世家》等经典文本的翻译、编辑与阐发，重新诠释了孔子的形象和思想，也体现了作者本人的文化理想。
一、“仁”与“礼”的流动性
林语堂通过《孔子的智慧》揭示了“仁”与“礼”之内涵的丰富性。首先，“仁”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内在与外在有机统一的结果：“‘仁字有‘慈爱的意义，在孔子则指最好的人，是人性发展到理想的圆满。……而‘仁则发展为‘真人性的哲学上的意义。”林语堂认为，“仁”不局限于一种客观教条，而源自人之“真性情”，是人性顺其自然的产物，从而挖掘了原始儒家“仁”之内在的精神动力，有利于促使“仁”在人生实践中恢复其活力。其次，林语堂对“礼”的阐发体现了“礼”之多元性，林语堂认为“礼”既代表外在的礼仪规范，又呈现内在的精神诉求，具有无比丰厚的意蕴：“‘礼是一种诚敬的心境，是行为的道德纪律。……最后，是礼貌、是风度。”在此，“礼”既是“礼仪规范”又是“诚敬的心境”之外现，并非束缚人生发展之僵化教条，而是人的自然情感由内而发之结果。这一阐释有利于我们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礼”文化。
林语堂对“仁”与“礼”这两个儒学基本范畴的诠释是基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基础之上的，林语堂认为中国文化源于一种“抒情哲学”，更具人文色彩，而较少僵化的“理性”的控制，故“仁”与“礼”皆“内在”与“外在”、“情感”与“理智”之有机统一，而非绝对的金科玉律，孔子从来不以其思想为解答人生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孔子学说……接近乎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林语堂认为孔子思想虽然接近宗教，但本身还不是宗教，原始儒学将“天道”与“人道”合二为一，认为尘世就是唯一的天堂，近情合理地度过此生遂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故尽管孔子被尊称为“圣人”，但却并不具备西方上帝的那种神圣性，而“仁”与“礼”也不等同于西方之“神圣真理”，原始儒学十分关注现实生活之人情与人性，因此，“仁”与“礼”在人生实践活动中具有较大流动性和变通性。
二、儒学关于教育的双向互动
林语堂还利用西方现代学说对儒学教育思想做了新的诠释：“从现代心理学上看，这条道理可以分而为二，就是习惯说与模仿说。”按照林语堂的阐述，“习惯说”是指“由下及上”的教化方式，“孔子、孟子都分明说，在家养成了敬爱的习惯，将来对别人的父母与兄长也一定会恭敬，对国家元首也会敬爱”。这就是儒学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个人修养的提升到家庭的和谐友好，由家庭和谐友好到国家安定团结，由国家安定团结再到天下太平，从而达至国家治理的理想之境;另一方面，“模仿说”则指“自上而下”的教化方式，“模仿学说，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产生了知识阶级与‘贤人政治。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含义”。故与普通民众一样，治理社会的精英阶层也应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文化道德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上行下效”之社会风尚。
林语堂借现代心理学的“习惯说”与“模仿说”来说明孔子“身教”之政治效用，并揭示这种教育的双向性，即应包括“由下及上”和“自上而下”两方面。封建统治阶层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更强调“由下及上”，且片面强调普通民众之“愚昧无知”，而林语堂在译著中阐述的孔子形象则颠覆了封建等级制下教育的单向性，使被遮蔽的“自上而下”的教化方式得以凸显，所谓“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㈣。因此，“自上而下”之教化方式与“自下而上”同等重要，精英阶层以身作则是社会发展之无形助推力。只有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之中，国家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同时，林语堂借助孔子的教育思想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理想，阐述了一个缺乏上帝的“异教”社会是如何借由“教育”而实现国泰民安的。
三、林语堂的文化理想
儒学由于被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树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产生了变异，遂与原典中的原始儒家思想拉开了距离，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也日益沦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实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中则对孔子思想的多元性予以阐释。“孔子差不多可算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因此，管理社会的政府已然没有必要。……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林语堂曾将孔子比作“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孔子有志于通过道德的自觉运行来消解封建专制与暴政，以达到“无讼”之社会理想之境。在林语堂眼中，孔子很看重普罗大众的切身权益，并非一味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林语堂将原始儒学与封建专制统治之结盟关系予以解构，使之与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划清了界限，令儒学从封建社会的“官方学说”之神坛上走下来，有利于我们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重新挖掘儒家思想之合理性来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林语堂试图探讨儒学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和意义：“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中对孔子形象及思想予以重新阐发，促使我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文化予以反思。林语堂认为孔子虽然曾经被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利用来维护其专制统治，但又具有消解封建专制的一面，孔子意图通过“仁义礼智信”来维系社会各阶层道德之自觉运行，这对于我国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并非毫无裨益。李泽厚曾提出“新一輪‘儒法互用”之主张，认为儒家思想应当能够在“以法治国”的当代中国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故孔子思想不仅曾与古代中国休戚相关，而且应当成为构建我国现代文化的一种有效的思想资源。
四、结语
林语堂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虽各有其优点及弱点，但却不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双方皆可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西方文化在理性思辨及宗教意识等方面十分发达，尤其其科学精神是中国构筑现代文化所必须加以吸纳的。中国文化则缺乏理性思辨、宗教传统而颇具人文情怀，追求“情”与“礼”和谐共生，这对处于唯科学主义和唯理主义控制下的名作欣赏/项目呈现>西方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中对孔子思想的重构是对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孔”之主流倾向的双重超越，体现了林语堂中西融通的文化理想，并且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高扬了中国原始儒家的人文精神，促进了儒学的革新及现代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