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佳妮
摘要：自乐府民歌《木兰辞》起，木兰这一人物形象便不断出现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徐渭的《雌木兰替父从军》与汤亭亭的《女勇士》是其中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性别的两位作者塑造的木兰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蕴含。
关键词：木兰形象中西文化精英话语底层声音
自乐府民歌《木兰辞》起，木兰形象便不断演变，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中外文学作品中，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其中，明朝文人徐渭的杂剧集《四声猿》收录的《雌木兰替父从军》与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都塑造了“木兰”这一人物形象。两个木兰皆为“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但在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作者笔下，“木兰形象”也必然展现出不同特质。
《雌木兰》是徐渭在《木兰辞》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一部杂剧，其叙述相当完整，又增添了许多细节，使得木兰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寄寓着更多的社会心理内涵。相较于《木兰辞》开篇用“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展现木兰从军的被迫性，《雌木兰》则用一段唱词“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汗”展现出木兰的女性意识。不同于《木兰辞》对木兰从军经历、作战过程的焉语不详，《雌木兰》中徐渭以浓重的笔墨描绘木兰之作战勇猛、足智多谋，历数木兰之赫赫战功，肯定其女性能力。在以男权观念为核心的封建社会，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代对《雌木兰》的分析和评价也主要集中于“男女平等”说，认为徐渭在《雌木兰》中表达了对底层女性悲惨命运的理解与同情，体现了一定程度“男女平等”的思想，并肯定了女性价值。但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男女平等”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掩饰，其掩盖的是对女性提出的更为苛刻的要求。
从木兰从军动机看，朝廷征兵，父亲老迈，弟妹幼小，家庭的责任落到木兰肩上，这是木兰替父从军的外部条件。而“秦休和那缇萦两个：一个拼着死，一个拼着入官为奴，都只为了父亲”。这种从小接受的“父权至上”的封建道德伦理思想是木兰从军的内在动因。她并不是为了追求自由、寻求解放、表达“真我”去主动从军，而是在外部条件与内在动因的驱使下，出于“为了父亲”的目的被动从军，仍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雌木兰》中木兰替父从军少了一丝《木兰辞》中的被迫性，但仍未脱离被动范围，更谈不上主动性。木兰形象“男女平等”的外壳之下掩盖的是其摆脱不掉的封建主义内核。
“放脚”“守贞”两个细节则更鲜明地体现出木兰形象所蕴含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明朝以“三寸金莲”为美，但木兰必须放掉一双小脚才能从军打仗。比起替父从军时的果敢，在放脚问题上木兰却犹豫不决，“回来俺还要嫁人，却怎生？”面对这样的矛盾，徐渭设计了一个情节，虚构了一剂“漱金莲方子”：“只用一味硝，煮汤一洗，比偌咱还小些哩。”没了后顾之忧，木兰才安心放脚。由此可见，“放脚”为从军，实际上是为父亲;“收脚”为嫁人，实际上是为丈夫，这脚放与收，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
再说“守贞”，这是木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遵守的准则。从军前，母亲贾氏不担心木兰行军安全，反而更担心“你又是个女孩儿，千乡万里，同行搭伴，朝食暮宿，你又保不得露出那话儿么？这成什么勾当？”木兰立刻向母亲保证：“娘，你尽可放心，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等到木兰回乡，母女相见，先不交流这十二年从军所遇的艰难险阻以及多年未见的思念之情，而是围绕“守贞”展开对话。木兰向母亲表白，“奶奶，我紧牢拴，几年夜雨梨花馆，交还你依旧春风荳蔻函。怎肯辱爷娘面？”可见“贞洁”在她们心中的分量，也可见这种“妇女守贞”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在作者心中的分量。从古至今，“贞操”一直是架在女性脖子上的沉重枷锁;在这种情况下，木兰形象的“男女平等”内涵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从木兰嫁人的结局看，徐渭安排了一个貌似圆满的大结局，让木兰嫁给“王郎”。毕竟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古代，从军十二年后还能嫁人生子，在作者眼里这应该算是一个最为完美的归宿了。王郎与木兰的结合也很值得一提，文中写到王郎娶木兰是因为“木兰替爷行孝，定要定下他为妻”，即因木兰“孝顺父亲”而娶她。木兰嫁王郎是因为“中上贤良、文学那两等科名，如今见以校书郎”，因为王郎“颇有功名”，即因他“忠于朝廷”而嫁他。二人结合的前提是木兰能“收脚”、守“贞洁”，结合的原因是因为二人皆为“忠孝”之人。所谓“圆满”是在封建礼教允许内的圆满，一旦木兰有一点无法满足封建礼教对底层女性的要求和约束，那这圆满也就无从实现。徐渭赞扬木兰的“忠孝”“战功”“守贞”，并不是对女性能力的肯定，反而是对女性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即女性并不是同男性一样天生就是被肯定的，她们必须在封建礼教允许的范围内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对家庭、国家、社会有贡献，才能够获得承认。徐渭在肯定木兰才能的同时，又强调了女性之才能的适用范围——“相夫教子”、为更好地满足男性的生活和精神需要而服务，女性自身的價值和存在意义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关注和肯定。
虽然有人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一生凄苦，风雨飘摇”来形容徐渭的一生，其杂剧集《四声猿》之名更是取“猿啸之哀，即三声已足堕泪，而况益以四声耶”之意，以此寄托哀痛的“自悼”“自吊”之情。但是，在以男权为道德伦理核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身份仍然让他天然处于优势地位，秀才身份又让他正式跨入“士”的阶级，拥有一定特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在《雌木兰》中，虽然花父曾为千夫长，可他也没有任何特权去逃避朝廷的征兵令，反而不得不拖着年迈的身躯去参军，这也就成为木兰“替父从军”的导火索。由此可知，花家始终处于社会底层，是统治阶级驱使和奴役的对象，面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毫无抵抗之力。木兰又是这社会底层家庭中的一位女性成员，可以说她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与此相对，拥有男性与封建文人双重身份的徐渭则自始至终处于精英阶层;作为特权阶层的一员，他与以花木兰为代表的社会最底层女性相割离。因此徐渭始终是站在精英阶层的立场上塑造木兰形象的，发出的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声音，木兰不过是其证明自己某种思想的合法性工具。木兰是徐渭塑造出的“忠孝两全”“能力出众”“恪守贞操”的古代封建社会完美女性形象，作为一个审美肖像，木兰被徐渭当作了精英阶层的政治欲望和利益表达。
不同于徐渭的精英立场，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则是真正从底层女性角度出发塑造木兰形象。汤亭亭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她的父母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在日后家庭生活中也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来教育和约束子女。就像《女勇士）冲写到的“有时候我父母或者镇上的华裔邻居会说：‘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女孩就是爱使坏。唉，‘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就会狠揍她一顿。不过管教女孩子也是白费功夫。‘女大必为人妻嘛”。汤亭亭从小便饱受这种来自家庭内部与华人社区的性别歧视。同时，身为华人移民后代，在生活中她又常遭受种族歧视。号称“民主平等”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公平地对待这些华裔女性移民，她们不曾拥有任何权利，反而备受压迫，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
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中讲述了一个想象的女英雄木兰的故事，其中的木兰形象已与《雌木兰》中的木兰形象大相径庭。木兰七岁那年在飞鸟的指引下误入丛林，偶遇一对长生不老的神仙夫妇，拜其为师，学艺十五载。十四岁那年，她想下山帮父兄报仇，但师母劝阻她，认为她学艺未深，且时机未到，待到二十二岁时才放她下山。木兰回到家里，父亲说“我应征了”，木兰却说“不，父亲，我代你出征”《雌木兰》中父亲从军是因为“朝廷征兵，不得不从”，《女勇士》中父亲从军却是主动应征《雌木兰》中木兰替父从军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朝廷征召而不得已为之，但《女勇士》中木兰替父从军却是有着多年准备的主动为之。她是为报仇，同样也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从军，体现了真正的女性意识。在从军过程中，不同于《雌木兰》中木兰小心翼翼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女勇士》中的木兰对女性身份是否暴露持无所谓的态度，她虽然“穿上男装，披挂上盔甲，头发挽成男式”，但却从未刻意隐瞒过女性身份。换句话说，她并不认为暴露女性身份后就不能上阵杀敌、报仇雪恨了，她在军队树立的威信、在战场上立下的战功，均来源于她的能力，而不是性别《雌木兰》中木兰从军是为了“忠孝两全”，兵役对于花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面对帝王的权威，从花父到木兰都选择了默默承受，以致最后出现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样的结果。但《女勇士》中，木兰不止没有“为朝廷效忠”，反而一路杀人皇宫，砍了皇帝的头，彻底颠覆了帝王势力。这也喻示对一切上级权威的颠覆，体现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雌木兰》与《女勇士》中的木兰最后的结局都是嫁人生子。前者嫁王郎，一是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是因为王郎“颇有功名”“忠于朝廷”;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道德伦理观念基础上”的婚姻。而后者嫁人生子、侍奉公婆，看似是在重复中国传统女性的道路，但从易装从戎到恢复女装再到嫁人生子都是木兰自主决定的结果。她要证明的是女性虽有其固有的社会责任，但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和男性一样富有力量，这早已脱离儒家忠孝思想的范围。所以汤亭亭笔下的木兰，不是用来传达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工具，而是“肩负着为华裔妇女和所有的妇女以及受压迫的人报仇申冤的使命”。
这样一个木兰形象在华裔文学家内部与中国批评界是饱受争议的，赵健秀等人认为汤亭亭追随传统华裔自传作家，以个人经验写作，迎合和验证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华人形象的种种歪曲描述《女勇士》对“美国华裔小孩耳熟能详的真‘花木兰故事”的篡改，表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华人身份的“自我厌恶”，对中国文化“自卑”的否定。“花木兰”在《女勇士》中变成了“一个白人优越论创造出的中国式女人被禁锢在丑陋的中国文化中，并成为其牺牲品”。
但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有着黄皮肤和黑头发，汤亭亭毕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她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其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都深受西方价值体系影响。对于汤亭亭来说，“木兰形象”是一个“他者形象”，这注定《女勇士》书写的不是中国故事而是美国神话，“木兰”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出来的，用来观照自我、理解自我的一面镜子。作者正是通过“木兰”为自己，也为其所属的华裔女性移民群体发声。文章结尾写道：“我和女勇士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要把要说的话藏在背后。汉语里说‘报仇，意思是‘告发和‘牵连五族，而不是非得砍脑袋挖心肝不可，需要的只是说说而已。我可是有不少话要说，有好话也有坏话，但不适宜于刻在我的皮肤上。”木兰要说的话是她的仇恨，她将仇恨刻在背上，奔赴战场报仇雪恨。汤亭亭要说的话则是长久以来对种族与性别双重歧视的愤懑，她不能把这些刻在皮肤上，于是只能写在作品中，“用文字报告怨恨”。就这样，主人公“我”、女英雄“木兰”、作者、作者所代表的华裔女性移民群体，这四种声音交叠重合在一起，共同发出属于底层女性群体自己的声音。
在徐渭笔下，木兰是精英阶层用以证明自己某种思想的合法性工具。但在汤亭亭笔下，她成为华裔女性移民群体的發声代表，发出的是底层女性真正的声音《女勇士》一经发表便赢得美国主流文坛认可，底层女性声音被主流社会倾听。从这个意义上讲，汤亭亭塑造的“离经叛道”的木兰形象与所谓“真实”的木兰形象同样具有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