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
摘要：《俗世奇人》中，作者融入天津方言，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跌宕起伏的叙事，讲述了民国时期天津卫的各种奇人轶事。但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这吸引眼球的“奇”上，而是要透过这“奇”，探讨背后的理儿。
关键词：《俗世奇人》 语言 叙事 悲剧
2018年8月，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斩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作为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俗世奇人》由三十六篇短篇小说构成，极为精简，短则千把字，长亦不过两三千字，却篇篇耐读耐品，让人在轻松幽默的阅读中，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拍案叫绝，而掩卷后却回味无穷。
一、充满天津味兒的妙语
冯骥才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天津方言里的那些个字眼穿插文中，如鱼得水。即使不是天津人，也会忍不住学了那种口气，读出声来。单谈一个“赛”字，开篇的《苏七块》便有注释：“赛：有‘好像或‘似之意，天津方言”。在我看来，“赛”可比“似”要好太多了，上来直接二话不说，管他有生命没生命，形似神似韵似，都拉过来赛一赛，非要争出个你高我低、优胜劣汰似的。这般有趣得当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喜欢用“神”字，“嘛神气”“最来神儿”，简单几句就读出天津人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神气。方言总是互通有无，有些词让人读来便甚觉亲切，比方“各色”一词，读时会心一笑，人那点轴劲儿便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再没有比这更好更恰当的词了。
冯骥才擅长讲故事，这本书里的每个人都是他“讲”出来的。他就像一个高超的说书人，或是茶馆里唠嗑的长者，向我们娓娓道来。“您甭”一类和读者互动的词句随处可见。当这位说书人讲到激动处，蹦出来的感叹号让我们也跟着激动起来，着实过了把瘾;若是他被某人某事搅得糊涂，一连串的问号也绝不给我们时间喘息。在他忍不住发问时，我们仔细一想，是啊，这理儿怎么这样不明白？便再不能怪罪于他，反而觉得心有灵犀了。
作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让语言充满了活力。譬如，冯骥才偏爱的一种修辞——比喻，可不又是“赛”的功劳！在《刘道元活出殡》中有一句，“脸就愈拉愈长，好赛下巴上挂个秤砣”，可真正把那人给写神了。想象一下，他的脸就跟个弹簧似的，在秤砣的拉劲下逐渐变长，再变长，这脸色肯定要多臭有多臭。再看这句：“好赛大年夜里放的那种炮仗‘炮打灯，点着一炸，红灯蹿天。”好猛的酒！十足的酒劲跟炮仗一样在身体里炸开，光是读着就觉得酣畅。若不是天津人与生俱来的豪气，哪里来这样惊天动地的句子？
二、跌宕起伏的叙事
作者在《俗世奇人》中为突出“奇”，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法，但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反衬。也就侧面烘托。如《蓝眼》中，先突出蓝眼看画鉴假水平高超，“据说他关灯看画，也能看出真假”，但他最终花高价买回的画却是假画，栽在黄三爷手里《小达子》中，先说小达子偷技如何了得，但当他在车上偷了一个中年男子的手表后，手表又被对方偷回，而自己却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做到的。
二是反转。剧情突变，让我们意想不到，却又在情理之中。如，《蓝眼》中，蓝眼先是买到真画，后来听信传言，认为自己买了假画，于是又去高价买所谓的真画，买回来后却又发现是假画《蔡二少爷》中，蔡二少爷家道中落，只会变卖家中藏品给黄老板。黄老板自认为对他了如指掌，看不起他的无能。不料，最后却发现蔡二少爷居然是贩卖古董给他，从中牟利。
三是留白。每个故事虽然不长，但耐人寻味。小说里面有大量的空白，供读者自己去想，去解读。如那个偷技更高的中年男子，到底什么来路（《小达子》）？爱听相声却从不会笑的冷脸，为何不再去听相声了（《冷脸》）？神偷李三是如何进得守备森严的直隶总督府，在官印上画燕子的（《燕子李三》）？蔡二少爷是如何与北京毛老板联系上，将古董倒卖给黄老板的（《蔡二少爷》）？这些都没有在文中细细交代，而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四是大量背景知识运用。这部小说的背景取自民国时期的天津卫，在每篇小说里均穿插了大量本地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等背景知识，既开拓了读者眼界，更让小说接地气，有烟火气。如《四十八样》中写的药糖，并比较北京和天津的不同;《好嘴杨巴》中写的本地小吃汤茶;《皮大嘴》中提到当时天津的金店情况等。
三、耐人寻味的理儿
一部优秀作品，语言和叙事只是表象，关键还在于写什么。依笔者拙见，整本书的文眼便是简单的三个字：事，理，人。全书的三十六个人身上，发生了数不清的奇事，而这事中又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妙理。
我们先来看看书中这三十六个奇人。“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视野。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而文学的关键是视野的果实——人物”。作者决不肯以真名相称，统一用了绰号取代，更增加了历史感和传奇性。这绰号的来历人人不同：有的人靠自身绝技名留野史，如刷子李、蓝眼、泥人张;也有的人因闹笑话一炮成名，如死鸟、黄金指、背头杨。单是一张嘴，一个契机，就足以让人在天津那块地方炙手可热，但也仅仅就凭一句流言，天津码头便再无你的容身之处。
在本书的序中有这么一句：“每人一篇，各不相关。”但我们又觉得，他们之间的关联不容忽视。粗略看来，大抵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人，有着最令人钦佩的侠义风骨，也是作者极尽赞扬的那类。最通俗的侠义莫过于救人于水火，像神医王十二那样，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又总能保你性命无虞。但侠义当不仅如此。对于苏七块和燕子李三，谁也不能下一个“好”与“坏”的定论。苏七块固执地坚守自己立下的规矩，甚至有些迂腐，但他骨子里的那份侠义，正在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坚持。燕子李三呢，响当当大盗一个，却尽做劫富济贫的善事。他从来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顾世人眼光。这自然是另一番侠义气概。
第二类人，看似作者明嘲暗讽的对象，却也是小人物的悲剧缩影。书中有近二十篇文章都含有对这种悲剧性的人物或调侃或同情或讽刺的评价，足见冯骥才的用意。试举现实生活中时常上演的例子，两个讨好领导的法儿——“拍马屁”和送礼。作者写时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一暗一明，一前一后，极度讽刺挖苦却绝不表明，只把这两样称为他们的“能耐”《死鸟》这篇文章里，介绍贺道台时道他有两个能耐，“一是伺候头儿，二是伺候鸟儿”。读到这儿，让人不禁想要拍手叫好了：把人和鸟放在一起比较，这不明摆着把头儿当畜生看嘛！冯氏深谙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所以在他眼里，人和畜生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开头，结局更加精彩。八哥当面大骂总督裕禄“裕禄那个王八蛋”，透露了贺道台心底最深的话，同时也毁了他的前程。鸟儿终归可以一走了之，人却不能。也许，这种悲剧的发生早是命中注定《陈四送礼》电写得讽刺，开头便是“人世间最吃得开的有四大样：钱、权、爹、长相”。俗，俗不可耐。后文又称送礼是陈四的“好法儿”，是人人羡慕佩服的高明手段。作者这话挑得太明，让人无所适从。和鲁迅先生一样，冯骥才对这些注定一生悲剧的小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无法怪罪。要怪，只能怪这世界太俗，奇人太少。
每个人、每件事，无不围绕着或大或小的理。有的理说得清，有的理却道不明《酒婆》中，酒馆老板常年卖假酒，大家相安无事。待年近六十的老板终于有后，决定老实做人，诚实卖酒，再不往酒里掺水掺假了，那个常来喝酒的酒婆醉酒过马路时，却一命呜呼了。酒店老板发出这样的困惑：“到底骗人不对，还是诚实不对？不然为嘛几十年拿假酒骗人，却相安无事，都喝得挺美，可一旦认真起来反倒毁了？”作者明白，这是个没有定论的理，便干脆将它丢给读者自己琢磨去。
类似无法厘清道明的理儿还有很多。譬如，杨二小姐头次听到“革命”二字，立马就铰了头发，仿照维新的男人们留个背头，结果不男不女的模样，连上厕所都成了难题，“不知是她把事情扰乱，还是事情把她扰乱”（《背头杨》），最后只得闭门蓄发，恢复了女相。这些看似喜剧闹剧的背后，无一不直指那根深蒂固的“悲”。
在《刘道元活出殡》中，作者从刘道元的视角看明白“原来人死了是这么回事，老子全明白了！”看似将理说得清清楚楚，却也像海明威的“冰山”那样，藏了许多在文字间——毫不留情的落井下石，为了名利的虚伪善变，这世间的种种人情冷暖全在这儿了。我们痛恨人性的这一阴暗面，却无法阻止更多的人甚至包括自己，逐渐成为这样的人。作者看透了这个理，于是用它写成了一本《俗世奇人》，于是这本书里必须要有那十几个真正的奇人存在。
冯骥才曾经这样谈及自己写“奇事怪谈”类作品的初衷：“写民族文化劣根的顽根性，不是写劣根的内容，不是国民性批判，而是文化批判。但是写这种抽象的对象，必须找一个象征，就选中了辫子。”
俗世之悲，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旧天津卫，折射出一个时代：有钱有权便能横行，流言蜚语就可以置人于死地。人人拜金，坚信“金子能使鬼推磨”;个个作假，因为“乱真是个大能耐”。不仅如此，由于官场险恶，这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只能把生活寄托在小吃小喝小玩小乐上，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只懂得跟风和盲目崇拜，所以，甚至连偷鸡的王八都能名满全城。如若生活不如意，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鬼神。书中曾写到那种令人害怕的场面，“红灯照一进城门，便一齐跺脚。数千人跺脚响声震地，尘土遮天，铺天盖地，气势压人”（《红莲圣母》）。这些，都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乐趣，却也正是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