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
摘要：周学熙，安徽东至人，1902年任袁世凯幕僚，1903年，奉袁氏委派赴日考察工商币制，后撰《东游日记》一书。访日期间，考察zU，参观学校，详细了解当地社政民情，关注面广泛。此外，还游历名胜古迹，与工商各界往来交谈，对日本近代化所取得的成果大加赞赏，得出了“日本之兴也，其在工商乎”的结论，愈发坚定“工商兴国”的理念。归国后，创办各类企业，又两度出任民国财政总长，纵横政商两界，成为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此段考察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思考。另外，书中关于日本铸币、印刷、冶炼、采矿等业的概况多有介绍，内容翔实，为该书特有价值所在。
关键词：周学熙 《东游日记》 日本 工商兴国
自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日新月异，国势蒸蒸日上。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昔日亚洲巨人终败在蕞尔小国的脚下，举世哗然，民情激奋。学习欧美不如学习日本，欧美远隔重洋，日本近在咫尺。日人输入西洋文化，去芜存菁，取精用宏，仅仅数十年就雄踞东方，如果能借由学习日本以吸收西洋文化，必定事半功倍。于是，负笈东渡以求富强者络绎不绝。而各地的督抚则出于各自的目的，也派遣大量的人员赴日。这些人在归国之后将其在日本的游历见闻以日志的方式记录下来，纷纷刊印出版，有些还专门撰文上禀督宪，微言大义，希冀得到当局的重视。@本文正是以其中的佼佼者周学熙的日记为研究对象，通过他的日本之行，叙述在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上，中日间存在的差距，特别是在技艺、制造等工业领域的落后现状以及周氏由此产生的“工商兴国”思想渊源，这对于研究周学熙这一人物和近代中日的变革历程都大有裨益，颇具价值。
一、周学熙早年事迹及与袁世凯的关系
《周学熙东游日记》，清周學熙撰。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安徽东至人。关于其生平详见《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可考其大略。父周馥，初人李鸿章幕府任文案，受其器重，长期从事洋务事业，后官至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周学熙出身官宦之家，本应走科举仕进之路，但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之后，遭遇各种变故，屡试不第，愤而转向实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奉北洋大臣裕禄“札委会”办开平矿务局，十月总办矿务局，自此开始了其“实业救国”之路。在周学熙的发迹之路上，袁世凯一直鼎力相助。究其原因，一是家族关系，袁、周两家既是世交，又是姻亲;二是周学熙个人的才干，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委任周学熙总办山东高等学堂，这是二人的初次共事，互生好感。同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因遭庚子拳变，民生凋敝，为整顿经济、缓和制钱短缺，袁世凯又委派周学熙出任银元局总办，创办造币厂，周氏不辱使命，三月而大具。其在办学和实业上突出的能力，正是袁氏巩固自身权力和地位所急需的，二人一拍即合，从此周学熙前半生的命运就和袁世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荣辱与共、祸福相依。时值袁氏仕途的上升期，每有升迁必大力提携，周学熙则竭力回报，其身价地位亦随袁氏而水涨船高。
二、周学熙《东游日记》之概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袁世凯的派遣，周学熙一行数人赴日考察“工商币制”事业。三月初七日，自天津登火车动身，初八日，在塘沽登“大连丸”号，于十六日抵达日本长崎，二十一日到大阪，四月初四日至东京，五月初九日返津，考察时长两月有余。复周历仁川、汉城、木浦、釜山、长崎、神户、大阪、奈良、东京、西京（京都烊城市，先后遍观汉城典圜局、三菱造船所、三井洋行、八幡制铁所、川崎造船所、兵库县署、渊钟纺绩厂、川崎氏园林、正金行等处，日人待客殷勤，主宾相聚甚欢。在大阪期间，周氏驻足安治川筑港工程，此日本超级工程也，竣工后将利于大阪海上商贸之繁荣，此外还有幸登上日本海军敷岛战斗舰。此舰身躯庞大，火力凶猛，较之北洋水师平远、镇远，相形利钝，不待战而决。除参观军舰之外，周学熙等人还在大阪游赏博览会、造访新闻社、观摩造币局等，收获丰厚。四月初四日至十六日，又至东京，日人陪同导观各类学校，于大仓商业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府立师范学校、商船学校、成城学校等一一踏足，纵观晚清各类游记，但凡来日考察者，多对日本教育推崇备至，先进的教学理念、完备的学科建设、充裕的资金设备，加上民间私人办学之风盛行，周氏也对资助办学者多多褒扬，“大仓商业学校，为大仓喜八郎所独捐。盖八郎徒手起家，不数十年，致富数百万，而能栽培后生、体恤寒唆如此，其胸襟非寻常人所能及，可钦佩也”。此外，周氏又不辞辛劳，于十八、十九两日，翻山越岭察访周遭矿坑，入洞了解采铜事宜，获悉不同工序技法，开采效果各不相同，又听闻矿水含硫，过滤才能排放，感叹于日本社会前瞻的环保意识。观此周氏日本之行，正如傅增湘序中所言“凡东西京大校名厂，及数百里外之炭坑铁冶，无不躬历而目验之，于工商竞争关系，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兢兢焉”。其拳拳报国之心，可见一斑。
三、周学熙《东游日记》之精华处发覆
周学熙出访前夕，正值清末新政伊始，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率先响应清廷号召，并以积极的态度付诸实践，在其辖区直隶境内实行了较为完整的振兴经济措施，力促传统价值观之转变，掀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浪潮，直隶农、工、商各业的近代化全面启动。此次周学熙等人的东游考察正是袁氏支持的，意在躬历目验，掌握日本维新的奥秘，从而激励新政在直省的开展落实。
与经学之士、科考及第者不同，周学熙作为一个倡西学并通晓洋务的官员，没有走马观花式的赏玩，也没有笔谈交友、吟诗作赋。他肩负袁氏嘱托，考察工商领域，以其专业化的知识结构分析不同国家间商业竞争状况，关注币制矿冶等生产制造领域，特别是针对这些企业的运营管理、工艺技术、人员结构开办经费等详加研究，多次往来造币局、金属场矿、印刷局以及各地的陈列所处，常与日人及在日华人洽谈工商采购事项，因此可以明确本次出访是具有目的性的。
目的一，学习日本的先进造币技术，以整饬混乱的国内币制。在大阪期间，多次莅临日本造币局及关联之金属冶炼场。三月二十四日，第一次造访造币局，在日人引导下，获悉该局规模和规章制度，并在试验场观看化学验银法。二十六日，第二次前往造币局，观金银币之溶解场、伸延场。二十七日，三临造币局，先观摩极印场烘洗、过秤、印花法全过程，又细看精制场之镪水化分以及精炼场、制作场、雕刻场之流程工序。四月二十九日临别前再访造币局。往复四次，日人造币的规章、工序、技艺没有保留，都被周氏所掌握，日人又赠《币制论》一书，“局长长谷川允我派工徒来学刻模，又言，凡银元机，有作山专吉者善制之”，临别之际又代刻一钱银元，及获赠熔铜炉图等。综上观之，日人此举似乎有合作币制、共促经合往来的意图。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前去住友伸铜场、硫酸晒粉会社、三菱精炼所、岛田硝子工场参观，在伸铜场，观熔化、碾片、撞饼、烘摇洗各法，周学熙比较日人技法，认为“大致与我局相同，惟器较利”，日中差距，不全在技法的不精湛，多在机器设备的陈旧。硫酸制粉工艺为染布之用，其工厂开办五年，获利颇丰。三菱精炼所之电气化铜分金银法乃世界最新法，“现该所每月约提银二吨、金千数百两。所分铜质尤净，多售欧洲”。而岛田硝子工场之玻璃器物法，“其炉工程甚巨，余事尚无大难”。可见日本工业水平提升迅猛，其冶炼工艺较为成熟，并能不断突破创新，以致能开拓海外市场，大获其利。相较之下，国内除外商垄断外，没有能与之媲美的企业，如能东渡取经，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岂不美哉。
目的二，考察印刷事务章程及评估相关经费。在东京期间，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三、二十四日周学熙一连七次造访印刷局及附属部门，除观摩工场情景、交流各国专长之外，多与日人商討开办事宜，统计各项开支，另录细单。日人多慷慨，传授技艺经验，还“赠全图，工厂人数、机械马力及学校人数、今昔比较图标，劝立火警操演法”。造访期间，周氏还关注到日人对工人素质、规章条例、安全措施等项有严苛要求：“日本凡民家工厂，男女工皆取寻常小学校卒业者;官设工厂，男女工皆取高等小学校卒业者，故人皆守分，厂规严肃。”“初创一事，非十数年经营不能尽善，如日本曾用意大利雕刻师，十五年然后尽得其妙，若三五年而弃之，安有今日。”最初创办印刷局时，因强绘房图，不符合工厂规制要求，结果传为笑柄。此外，日人时常演习火警，各部处置恰当，井然有序，毫无慌乱迹象，这都是日人经营管理多年的经验积累，“愿中国事事各就专家通人讨论，勿蹈此辙”。细细考量日厂合理之处，谨慎借鉴，这将有助于我国振兴工商各业。
目的三，购买器械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仿效日本改良工艺，实现国产化。书中多次提及商讨购买器物事宜，如“谈及工艺学堂购机器、延教习匠目事，惟所交凌润台太守函仅托买物事”。“三十日，作山专吉来见，呈造币机器价单。”日人揣度周氏来此采购物质，因此热情款待，“四月二十七日，堺市酒业、酱业、刀物业各商十一人及干事二人皆藤井友，公宴茅海楼，各以其精制品少许见赠”，推销商品之意，不言而喻。此外，参观大阪商品陈列所时，来自中国器物，质粗工拙，无法参与竞争，急需工艺改良，而日人多有经验，赠《大阪府工业概览》《陈列所十年纪要》以展示其法，简捷高效，“今日本通国无一不需洋货，而无一洋货非出自本国仿造者，此所以区区小国能自立于列强商战之世也”。日人精于学习，不断创新，最终能与欧美竞争，都是因为振兴工商从而启发民智、贯通风气，反之我国由于工商不兴，民气涣散，无由联通，因此国贫民弱，被列强欺凌。
周氏考察日本，除了完成主要任务外，也带有个人的偏好，每到一地，必对当地经营状况和风土人情细心观察，多有记录，以备参详，这对于了解当时东亚各国面貌，发展水平，颇有价值。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途经朝鲜境内，其对朝鲜的工商环境和民众的生活状况做了如下的描述：日人居主导地位，铁道、电报、航路、钞币，都由日本人经营。朝鲜土产大量出口日本，华人仅贩运红参，但收益丰厚。“仁汉商务，华人数不及日人，而资本较厚，力尚相敌。”“日商及作铁路工逾万人，华商不满百。”反观朝鲜，“市皆草舍，檐高碍眉，瓦屋十不得一，楼惟华洋商及各使署有之”。民众皆传统装束，“民情朴陋，男惰女勤，家鲜盖藏”固。由此窥见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殖民者的手中，华人以商贸为主，较少涉及工业，而普通朝鲜人则很难享受到近代化带来的益处，依旧过着较为传统的生活。
朝鲜作为落后的农业国，饱受欺凌，而日本却大相径庭，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景象。三月十六日和十九日，周学熙先后造访了三菱、川崎二所造船所，日志中写道：“规模宏备，机械极大，且最新式，为日本船厂之最。工匠五千人，能造六千吨艘……”比较青泥洼俄国船坞仅容两千吨舰，三菱船厂无疑是巨无霸。对川崎船厂的描述更为全面：
各厂全用电机，该厂三十年来逐渐扩充，至今规模大备，有铸钢炉，能容四吨。公司资本，川崎家十之九。全厂占地一千五百亩，新成一坞，底宽七十五尺，面宽百十尺，门上口九十尺，长四十二丈八尺，深二丈八尺，水二丈五尺，费金百七十五万圆，六年竣工……
巨大的厂房、先进的设备，众多的工匠以及巨额的资金投入，日本船企盛况极具震撼力，无不显示日本作为工业国家的先进生产力。二十日，参观渊钟纺绩厂，“女工四千人，该公司在日本总分厂十七处，共二十七万锭，为日本纺绩家第一”固。三菱、川崎、渊钟等迅速壮大的背后反映了明治政府保护、扶植私人资本，大力促成民营企业发展的国策，由此推论：近代民族工业的成长是与国家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的，正如日本的崛起一般。失去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在外来资本的侵略和渗透下，民族工业将举步维艰，濒于破产，这对于新政伊始的中国来说极具借鉴意义，亦对周氏等人产生深远影响。
四、总结
周学熙作为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学界将其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足见其影响之大。此篇日记作为其早年的考察经历，与其辉煌的人生历程相比，也许不足道哉，但结合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加上其参与洋务的丰富阅历以及着眼于工商事务的独特视角，就显得弥足珍贵，清末赴日考察者如过江之鲫，但多留意于练兵与兴学两项，对于商务、制造多泛泛而谈，不能深入，究其原因，一则传统儒家思想视工商为末务，不予重视;二则考察者精于经史子集，而对商务、制造多一窍不通，较少研究;三则其行多为政治目的，联日抗俄，抑或是探听日方虚实等。而周氏目的明确，即为工商币制而来，辗转奔波，留心考察，得出观点：
吾国言富强旧矣！前十年喜言兵，近十年喜言学，举倾国之财以驰骛于东西人之议论，效未见而力已疲，是求富强而适得贫弱也。嗟夫！商业之不讲，工艺之不兴，利权失，漏卮巨，地产坐弃，游闲滋多，其求富强而得贫弱也，固宜。
只言练兵、言兴学，决意不讲商业、不兴工艺，这是贫弱的根源。
今日中国兴学校、废科举、倡工艺、予专利，既屡奉明诏，不为不切，然而学堂则捐款难，工场则集股难……盖所以开通风气者，必有要领。其铁路、轮船、电报、得律风之数者之足以大启民智欤！
贯通风气、启发民智，观日本今日之振奋，皆在工商兴国。诚如周氏所言，即代表了一批实业救国者的改革主张，由于清政府未能满足他们的诉求，转而支持立宪派、革命党，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影响清末民初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