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周妮
摘要：本文以《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书中的女性。她们的悲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爱情悲剧、婚姻悲剧、身世悲剧和名利诱惑，这四方面表现出特定历史环境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格异化。
关键词：《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女性 悲剧
《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黾一部书写女性的文学作品。作者陈亚珍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审视特殊时期的女性，全方位地描绘1949年后乡村女性的生存状况。正如著名评论家董大中对《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的评价：“对文学作品来说，好的不一定有名，有名的不一定好，陈亚珍的这部小说便是如此。它可能不是‘著名作品，但它够得上杰出。”陈亚珍在叙述的过程中隐去大历史背景，退去男性的主角光环，将男性背后的女性放置在舞台中央，使其具体化、鲜明化。本文将对其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挖掘《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冲女性悲剧的现实意义。
一、《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女性悲剧的独特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即正常人由于性格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悲惨结局。所谓悲剧就是剧中主人公在各种活动中与现实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引起悲惨的、灾难性的结局。悲剧通过剧中人物悲惨命运向人们展现生活的不幸，调动人们的感官使其产生崇高情绪，从而提升思想境界。
《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女性悲苦命运突出了它的时代特性。张爱玲小说以上海大都市为背景，虽写的是繁华大都市，但人们的思想依然沉浸在千年以前《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甘心做封建家庭的金丝雀;《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为了在封建家庭中生存，不惜出卖感情;《倾城之恋》中的自流苏认同封建大家庭的伦理观念，逃脱不了旧式婚姻模式，把金钱看作衡量爱情和婚姻的天平。《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的女性生活在乡村，战争打破了乡村平静的生活。正如作者所说，战争给男人带来施展威武的机会，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女性的生存困境在不断升级。
萧红小说也写乡村社会，萧红本人的经历使她成为一个有自觉意识和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的作品《生死场》着眼于乡村社会，一个近乎原生态的农村生活，在那里人们忙于生死，为生而死。萧红关注乡村女人的生存状态，《生死场》中生育对乡村女性而言，是单纯的身体酷刑，不仅不会被关心反而被漠视、抛弃《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虽写的是乡村女性的悲惨命运，但又不同于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展示的是1949年后的女性生存现状。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所写也是新时期女性的命运，王琦瑶生活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上海，她依然生存在男权社会中，对这里的人们而言，女人只是附属品，公认的门第观念和贞洁观念紧紧地束缚着女性的命运，王琦瑶因美丽被选为上海三小姐，美丽使她拥有入住爱丽丝公寓的权利，美丽也成了她一生悲剧的根源，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体悲剧，实则是女性悲剧的缩影。
张爱玲、萧红、王安忆、陈亚珍都是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是历史车轮碾压的牺牲品，她们命运多舛有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自身性格的原因、愚昧落后思想的原因等。张爱玲小说描写的是旧上海大都市的女性，萧红着眼于1949前原生态的乡村社会，王安忆小说展现1949年后上海大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而《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是书写1949年后乡村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展现了女性悲剧的时代生成性。
二、女性悲剧在《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的体现
（一）爱情悲剧
1.兰菊与九斤
乌那穆诺说：“在世界上，最富有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在乡村社会中，爱情对人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们不会为了爱情舍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权衡的只是门当户对。在他们眼中爱情是不见天日的，婚外情更是不可容忍，即便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是犯罪。由于抗战，村中三十五个青壮年被仇二狗带出去革命，而仇二狗的妻子兰菊便成了其他女人泄恨对象，兰菊的生活被完全监控，她必须起到带头作用，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侍奉公婆，养育孩子，替丈夫负起一个家的责任。兰菊为救被日军严刑拷打的公公受伤，九斤搭救兰菊，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兰菊陷入了两难境地。正如书中她与九斤的对话：“那你为甚嫁给他？女儿身由不得女儿，这你是知道的。他要是不回来呢？好女不嫁二夫。”她爱着九斤本也没错，但她是仇二狗的妻子，在乡村社会从一而终才是真理，违背了它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蛇神九斤帮了她，也使她犯了错，她的内心还是思念着丈夫，此时，她的丈夫因为参加革命立了功勋，当了县长，听闻她出轨的消息，便寄了一纸离婚书给她，徹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不仅使她失去了亲人，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2.荷叶娘与士兵荷叶娘敢于向贞洁观挑战，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无奈乡村女性一致认为，贞洁高于一切。荷叶娘在士兵那里接受了新思想：“新社会的婚姻是自由的，结了婚两人不合适，可以离婚。死了男人可以再嫁，男女是平等的，他说等解放后他要娶我……”这是她的期盼和希望，而荷叶二叔恋着荷叶娘，打着死去哥哥的名号，认为家门不幸，她败坏了他家门风，街上的村民认为这是一场好戏，人们不关己事不开口，谁也不敢去触碰多数人所认同的观念。荷叶娘无路可走投井了，纵使没有荷叶二叔的妒忌，荷叶娘也无法与士兵结婚，他们之间隔着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与贞节观念，也许她死了，她是幸运的。而士兵只能在回忆里寻找他的爱人。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虽然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地位高，女性地位低，但是男女两性都丧失了在平等的人际关系中生活的机会。”荷叶娘因为追求爱情失去了生命，而士兵追求爱情，在人们眼中得到了原谅，男女平等的理念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得到乡村女性的认可。爱情观念是可以转变的，而在那里谁变了谁就是错的。
（二J婚姻悲剧
村庄里的婚姻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女人嫁到夫家的重要贡献是生育男孩。“腊月娘因为养了腊月是个女儿，腊月爹不满意未走之前整天挨打，好不容易又怀了一胎，被腊月爹打得落了胎据说是个男胎，腊月爹一气之下就去当兵了。丈夫看不上眼，全家都不把她当人看”。大嫂因她无儿子也整日挤对她，家里没有劳力，自己一人劳作，村中银孩帮了她忙，让她觉得有人疼有人爱比在家做牛做马好很多，听从了自己的心，她出轨被人发现，自己也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万般无奈吊死在了烈士亭，以死谢罪。而村中女人还不解恨，认为她伤风败俗，连她的尸体也不放过，直骂到天黑才回家，只为衬托自己的清白。而张久妮却是个让人爱不起来的角色。张久妮在童年时父母便去世了，七岁成了童养媳，十二岁时丈夫出去革命，她与婆婆一起生活，腊月娘事出后，婆婆便时刻盯着她，为她多看了一眼磨剪子的匠人就把她痛打了一场，之后她问了私塾先生“贞节”二字的写法，最终下了决心扎瞎一只眼睛，这时她十七岁，她言：“留一只好眼侍奉婆婆，一只瞎眼为丈夫守节。”村中人赞叹不已，并为她立了贞节牌坊，这时她已是死去的人了，活着的只是人们的观念。
（三）身世悲剧
仇胜慧，整个村庄故事的见证人。她是以灵魂方式出场的，她在二十年前已死去，却眷恋人世间的“爱”，重返人间寻爱寻根，灵魂无形可穿梭时空，游历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强化了她身世的悲惨和梨花庄女人的不幸命运。她出生在抗战时期，父亲去战场时她还未出生，母亲屋里意外出现的小花蛇在她出生后便没了踪影，村人认为她是花蛇转世，可以通灵，可以保佑远在战场的家人平安，于是五道庙里便日夜香雾缭绕，其中胜慧是主角，她必须跪三十五个昼夜，想象爹与干爹们的样子（因为她从未见过他们），祈求他们平安回来。别人可以轮流休息，只有她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睡，只能跪着，终于跪了七天七夜后昏倒了。医生也没办法医治她，那时她只有四岁，村里不断收到烈士名单，谣言不攻自破了，村人不再相信她，却来骂她心肠毒只保佑自己亲爹。母亲为了给她治病，惹上一生的麻烦。在仇二狗回来后给胜慧出了个难题，和母亲住还是和父亲住，她只能二选一。母亲为了她的名声，把她赶出去让她去找父亲，而父亲并不认为她是大女儿，因为她母亲的原因父亲怀疑她的身份，父亲允许她来只是为了完成奶奶的遗愿（把胜慧留在身边，为她找到一个好归宿）。仇二狗物色好的张世聪是自己的秘书长，便私自为胜慧定了婚姻，胜慧也并没有反抗，她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张世聪的圆滑殷勤俘虏了她的心，她不知道张世聪只是为了权力而娶她，“文革”时张秘书原形毕露，对她毫无冷惜之意，逼迫她指证父亲有罪，她曾几次自杀却被张世聪救起，他还说她活着比死更能让他开心。她终于逃回了家，村人认为她六亲不认，家人也认为她心狠指证自己的亲爹，她无法辩明，最后回到丈夫张世聪身边，死在了他手里。在她生的日子里也认为是母亲毁了她的幸福，让她得不到父爱，而她却忘了没有母亲自己可能早就死了。
书中結尾，所有爱她的人和她爱的人都已死去，活着时所有的束缚便不存在了，娘与爹终于在一起了，胜慧与天胜结为夫妻，这些美好的画面只有在死后才能看到未尝不是一种悲哀。她死后妹妹珍儿为她哭泣，让胜慧觉得人世间还有爱，她想唤醒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们，爱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抗战时期人们有爱不能爱;政治斗争时期，人人都在高喊爱却没有爱的自由;和平时代有了爱的自由，却由于个人欲望失去了爱的能力。她一路走到现在也无法改变人们的生存局面，只能看着这一切洒泪离去。
（四）名利诱惑
玉米是梨花庄的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懂得如何在拥有权力和金钱的同时全身而退，伤人不伤己，与胜慧争父亲、男朋友、丈夫，将自己嫁给莫家，在“文革”中利用莫家的关系打倒疼爱她的仇二狗，当上造反派总司令。她宣扬兰菊的不贞，她的每一句话都会得到人们的响应，她利用权力害死了一起长大的天胜，将别墅盖在荷叶的坟墓之上，用金钱引诱按摩师与自己发生关系等，在她眼里金钱和权力可以收买世间的一切，她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滴眼泪都是伤人利己的工具。在梨花庄遭到汞中毒后，她回来想带她的母亲银宝婶看病，而她的母亲因她势利圆滑，害人性命，自私自利，不肯让她进门，也不出去见她，她托付村长三毛给母亲灌了迷药，抬她去美国看病，扬言再也不回梨花庄，而她母亲却没被迷药所迷倒，怎么说都不肯去，最后撞死在了玉米的汽车上。玉米始终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讨厌她，她开车离开了生她养她的梨花庄，再也不回头，忘了自己曾是这里的人，忘了这片土地是自己的家园。而她还在梨花庄开了两个煤矿，煤矿塌陷伤人死人她都无动于衷。
三、《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女性悲剧的现实意义
（一）唤醒我们对女性的关注
书中的女人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只是银宝婶、腊月娘、天胜娘、荷叶娘等。出嫁前她们都有自己的名字，结婚后曾经的名字便再也无人提起，只是某某妻子、某某母亲、某某家的媳妇这些称谓。荷叶娘，银宝婶等的不幸，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严重的从众心理导致的，即使中间有人同情她们，可怜她们，也无法做到为她们发言。也许自救是最好的办法，无奈，她们跨不过这个时代的门槛，卸不掉生来就已存在的枷锁。陈亚珍以沉痛的笔调写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以期唤醒人们对女性关注。
（二）呼唤大爱重回人间
书中玉米不仅仅是作者塑造的形象，她也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在村庄时她是村庄文化的忠实守护者，走出村庄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她的“聪明伶俐”便派上了大用场，将村庄文化隐藏在脑后，她的都市体验巧用巴尔扎克所说的“宁做坏蛋，不做傻瓜，坏蛋有足够能力吃人，但傻瓜只配被人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吃与被吃的食物链，而这条食物链并不能维持生态平衡，顺应万物生长。那些懂得如何吃人的“人”有所谓的智慧、胆识、人脉和资金，可以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间发现煤炭（当然不仅仅是煤炭生意），雇用他人为他们劳作，而这些被雇佣的人当中，有的人的生命随时因为矿区塌陷或劳累过度而死亡，而那些主人以“慈悲”为怀，为他们买来“父母”“兄弟”“子女”，灵堂里哭声震天，不知情的人们也被主人的“仁爱”打动了。男人，女人，在这里性别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吃人的“人”不限性别，也不限年龄。玉米是“先行者”，这是女性的悲哀，未尝不是人类的悲哀，当男女平等变成了这样，世界也会为之震撼。作家陈亚珍是对的，她知道这些事情的可怕，当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或是正在发生，或是将会发生，我们该做些什么，是不是要扪心自问：“我要的，不是这些。”
陈亚珍《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将故事转入村落文化，关注人本身，关心女性的生存现状，她的小说创作与她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这些经历让她不断思考，小世界的个人需要爱，大千世界千万人同样需要爱。同样，对一个民族而言，爱也是不可缺少的《羊笑了，猪笑了，蚂蚁病了》的主旨是爱，是对个人生命凋敝的黯然神伤，是对人类同类相残，却又乐在其中的无奈和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