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位
摘要：辜鸿铭和毛姆是东西方保守主义的典型人物，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保守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东西方保守主义的不同特点和结果。20世纪20年代初毛姆到中国专程拜访辜鸿铭，在二人的会见中辜鸿铭始终是主角，他一直在宣传着用儒家思想拯救战后的欧洲社会。因文化的差异，此次会见对两人的影响和作用完全不同。后来两人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其根本原因是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民族发展和文化差异。
关键词：辜鸿铭 毛姆 保守主义 社会发展
一、辜鸿铭、毛姆的生活背景和他们的思想特点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西亚槟城州槟榔屿，祖籍为福建省惠安县。他的父亲是当时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的总管，其父既能讲祖籍闽南话，又能讲比较流利的英语和马来语，这为幼年时期的辜鸿铭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辜鸿铭的母亲是西洋人，讲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是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和文化滋养的先天条件。幼年时期的辜鸿铭深受橡胶园主人布朗先生喜爱，很小的时候就被布朗收为义子。布朗先生培养小小年纪的辜鸿铭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对辜鸿铭的影响极大，布朗后来把辜鸿铭带到西方接受教育，有的传记称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获得过十三个博士学位，这虽有夸张之嫌，但部分地表达了辜鸿铭在语言上的修养和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钻研高度。辜鸿铭是较早把中国儒家经典翻译为西方语言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翻译虽然意译较多，准确度不够高，但比当时的翻译尤其是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水平要高出许多，因此受到西方的高度重视。辜鸿铭翻译的儒家经典以儒家“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为最早，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汉译英儒家经典。辜鸿铭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张文襄幕府纪闻》等。
毛姆（1865-1947），全名为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英国人，生于法国巴黎。毛姆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毛姆幼小时其父在英国驻法国使馆工作;不到十岁时，毛姆父母先后去世，小毛姆被送回英国由伯父抚养。毛姆幼年时期孤獨冷漠的生活，在其心灵上留下了较重的阴影，致使他成年后性格孤僻、敏感和内向。也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帮助了毛姆，使其在创作中注重细节，在描写中呈现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也正像其主修的医学专业那样，他在观察社会生活时冷峻而犀利。毛姆的主要创作领域为小说和戏剧，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卡苏里那树》《阿金》、戏剧《圈子》等。
辜鸿铭与毛姆生活于同一个时代，辜鸿铭又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与毛姆有很多相似性，在保守主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特点。但是辜鸿铭在深厚西方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反叛了西方思想，其有力武器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儒家思想。辜鸿铭年龄长于毛姆，他们会见时辜鸿铭已经六十多岁，按照儒家思想的观点已经过了“耳顺”的年龄，但是辜鸿铭在与毛姆的交谈中还是那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由此可见辜鸿铭的保守思想有多么严重。
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儒家学说的践行者。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尽管并不是完全正确和透彻，但是始终不渝的坚守和推广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尤其是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最为明显，他本人也成为那时最具影响力的东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著名人物。
辜鸿铭幼年时期即求学于西洋，精通欧洲多国语言和文化传统。回中国后辜鸿铭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执着、用功，他推崇君主专制和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倡导克己恕人、义礼并重等儒家思想作为治世良方。他认为尊重权威、服从秩序的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精髓所在。作为具有彻头彻尾的保守思想的中国近代社会的代表人物，辜鸿铭认为中国的小脚、辫子、纳妾、酷刑以及贵族暴君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并且极力为这些落后思想作辩护，甚至达到荒唐可笑的境地。他非常嫉恨西方近代启蒙文化，认为近代西学的输入严重地破坏了东方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毛姆是20世纪初英国具有浓厚保守主义思想的作家，其保守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一系列作品中。毛姆主张在全世界版图中扩张英帝国殖民地，维护英帝国的国家财富和殖民利益。其思想偏激，怀有白人优越论的种族偏见，在其作品中毛姆常把中国人描写成为愚昧麻木、邪恶神秘的劣等怪人，其民族歧视十分明显，民族偏见颇为严重。在人性论方面毛姆相信人的本性为恶，在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恶和恶的惩罚等内容的细致描写。毛姆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大多属于中间阶层，他们的猥琐性格和恶的本性常常是毛姆描写的重点。这些人物如法官、种植园主、行政长官等，他们或者是懦夫，或者是势利之徒，或者是谋杀犯，或者是诈骗犯，而不是肩负着崇高使命的上等人物。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毛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教徒，他对宗教的基本价值观念深信不疑。在其他思想方面，毛姆还拥护私有财产制度，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和穷人的生活困境毫不同情，认为等级制度和社会等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辜鸿铭接受毛姆拜见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
20世纪20年代初期，五四运动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度，宣传科学至上和物质文明的西方自由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的主旋律。相反的，在当时的欧洲，却是科学思想和物质主义的破产，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兴起，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国际形势也逐步地影响了中国，直接导致了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国内保守思想的抬头，很多学者回到传统文化领域里，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甚至他们还设想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社会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这些人中间辜鸿铭就是著名的代表，他认为“一战”根源于商业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是德、意、法、英等帝国使用“残暴不仁之武力”的结果，是扩张私欲、疯狂掠夺的直接后果。辜鸿铭认为“一战”的发生和严重破坏标志着欧洲文化的没落。要想治病疗伤、重振信心，只有吸取中国儒家仁义思想才会有出路。要想制止战争，要想挽救西方文明，“爱人以礼的良民宗教是一种受益无穷的新宗教”，这一直是辜鸿铭不变的思想观念和执着的信念坚守。当时中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想急剧膨胀，毛姆的拜见适逢其时，为辜鸿铭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为他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给予了极大的便利，也更加坚定了他儒教救世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念。
毛姆在1921年的东方之行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传统文化冲击很大，战后人们对科学主义的信念幻灭，传统社会道德也极度滑坡，“唯物论被打碎，唯心论再次复兴，物质主义一转而为精神主义”。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到处弥漫着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许多人对现实悲观厌弃，在生活中产生了幻灭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对毛姆思想信念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神话已经破灭，白人优越论幻觉也已消散。毛姆对人性恶的偏爱被憎恨的情感所取代，新教的价值观念也失去了神性的光环，在毛姆心目中摇摇欲坠。毛姆在精神上处于极度苦闷的状态，产生了浓厚的虚无主义思想，创作上陷入了低谷。正是在这种信仰危机、创作艰难的人生境遇中，风靡欧洲的东方文化热潮激起了毛姆认识东方、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希望通过东方之行摆脱虚无思想的纠缠，走出创作的低谷和人生的困境，去获取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观念。
在1921年的会见中，辜鸿铭始终以主人翁身份主宰谈话的内容与氛围，整个会见几乎是他的个人演讲和独自表演。辜鸿铭独裁式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一是批评了欧洲殖民者们傲慢无礼的蛮横态度。他认为具有优越感的白人从物质的贫困、黄色的皮肤和环境的破败等方面，就断言黄色人种是落后的民族，这是一种肤浅的观察，是一种错误的论断。白人应该看到在贫困衰落的外表之下，中国人有着高尚的内心修养、伦理道德和良好的秩序。这样的个人修养、生活方式和民族优势是高贵而且优雅的，是欧洲人不可理解的，与欧洲人的自私自利等习性是格格不入的。也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是疗治西方痼疾的良药。
二是辜鸿铭以一串凌厉的反问语气，提出了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地位更高影响力更强的论断。辜鸿铭认为中国人以智力和德行来统治四方，几千年以来都是成功的。中国人具有远比西方人古老发达的文字和文化，有更加精深的哲学和艺术，“当你们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近代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征服，靠的仅仅是武力，靠的是穷兵黩武，而不是以德服人的高尚形式，这种野蛮落后的征服是不会持久的，最终只会惨败在东方思想的强大攻势之下，是会被中国的儒家思想攻克的。
三是辜鸿铭批评了英、美等国的实用主义、商业化的哲学思想。辜鸿铭指出英国人不适合搞哲学研究，这是因为英美文化属于实用主义的商业扩张性文化，这种文化只能使人人作恶、寡廉鲜耻，为放纵私欲而各自为政，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人丝毫不会关心、顾及别人的心理感受。这种观念、哲学思想只能导致文明的堕落和人性的退化，“实用主义，只是信仰不可信赖的无奈逃避”。真正的智慧哲学和人文信念，只能在中国儒家经典之中才能找到，儒家思想精华对道德心性、伦理秩序的重视是英美帝国物质主义不能相比的。中国儒家思想主张克己节欲、想人所想，具有尊重权威、服从秩序的良民思想，是帮助战后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思想。
四是辜鸿铭通过对历史上儒家思想兴盛状况的回忆，含蓄地表现了对今日传统文化衰颓状况的惋惜。中国当时的状况饱受列强的掠夺，但那是短暂的，是因为儒家思想是求大同的，是保证人类发展方向上的不竭动力。西方列强在全世界的扩张注定了不会一帆风顺，“一战”的深刻教训就是明证。靠武力征服，激起的不仅是反抗，还有列强之间的厮杀，他们的掠夺注定了是不会持久的。
五是辜鸿铭以中国文人的一贯方式，以放荡不羁的方式，向毛姆展示了东方文化的悠闲与雅趣。辜鸿铭临别时赠给毛姆的诗歌是一首民间风情诗。当毛姆要求辜翻译解释所赠诗歌时，辜鸿铭却说“给它翻译就是给它伤残”，说出其含义不仅会大大降低诗歌的意蕴，也会丢失东方文化最精髓的特征，只有以敬仰的情感、无功利的心态去体验，才会感受到中国诗歌婉约幽远的美感。
与辜鸿铭酣畅淋漓的宣教气势完全不同，毛姆在此次拜见中只是个被动的聆听者。毛姆始终不动声色地聆听着、观察着，偶尔也提出几个问题，或者略略表示一下自己的不同观点，可是毛姆每一次反对马上会引起辜鸿铭辛辣的嘲讽和反问，毛姆只能够回到被动的状态，再次静静地聆听和观察。所以毛姆把辜鸿铭看成是能言善辩的斗士，把辜鸿铭看作是个固执己见的哲学家。作为善于观察、敏锐捕捉细节的小说家，毛姆对辜鸿铭的独特个性极其欣赏。毛姆认为辜鸿铭从东方文化的精华着眼，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入手，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中肯而且有效。毛姆认为用儒家文化来疗救欧洲当时的顽疾痼病，正是处理当时欧洲人苦闷和焦虑的一剂良方，毛姆在与辜鸿铭的谈话中深受启发并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辜鸿铭和毛姆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原因
1921年的拜见对辜鸿铭和毛姆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辜鸿铭由于始终坚守着保守主义信念，坚持用五德五伦的封建观念和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作为医治“一战”后西方道德思想滑坡和社会衰颓的救治方剂。在同毛姆的会见中，辜鸿铭始终以输出者和拯救者的姿态自居，没有给毛姆任何表达思想和对不同意见辩解的机会，更谈不上向毛姆请教西方人的思想和进步合理的观点。所以这次会见只是为辜鸿铭提供了展示保守主义思想的场所，丝毫没有改变辜鸿铭的陈旧观念和落后意识，更谈不上在思想上的更新与提高。这种固执己见的封闭思想，使辜鸿铭不能适应“五四”以后的新形势和社会的发展，很快他就被社会潮流边缘化，为社会主流所抛弃，辜鸿铭自己顽固、保守、封闭，最终成为时代的障碍和逆流，成为封建制度的孤独守护者。辜鸿铭晚年时期备受舆论的漠视、冷落，他自称是时代的落伍者与老朽的人物，“是神经有毛病的不受重用的人”，过着清苦落寞的生活，此外他也别无选择。
毛姆在此次会见后却大不相同，东方之行后的毛姆收获巨大，首先是他修正了白人优越论的偏见，减弱了他对东方人的冷漠和傲慢习气。毛姆在其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中，对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表现出了较多的同情心，对贪婪邪恶、残民害民的统治者给予了贬抑和嘲讽。对于批判欧洲文化的辜鸿铭毛姆十分佩服，毛姆承認辜鸿铭的批评切中肯綮。辜鸿铭的机智博学、自尊自重的品行和民族气节，也赢得了毛姆的敬仰。
其次，会见后的毛姆深受东方思想启发，出现了创作上的第二次高潮，此后毛姆的创作成果颇丰。回到欧洲后的毛姆发表了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创作出长篇小说《彩色面纱》和剧本《苏伊士之东》。毛姆的后期创作几乎都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毛姆所描写的人物大多具有新的特点，他们融人群体、克己助人、反省体验、崇尚高尚的新生活。毛姆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摆脱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困扰，找到了新的人生，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增强了信心，对未来生活增添了信念。毛姆的小说迎合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其作品在欧洲深受欢迎，他的小说、散文集成为欧洲当时的畅销书，毛姆跻身于当时欧洲畅销书作家的行列，他也成为欧洲的社会名流和文人中收入丰厚的富翁。
第三，会见后的毛姆还改变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与辜鸿铭的会见改变了他“人性恶”的成见，毛姆接受了东方“人性善”的观念。毛姆在其后期作品中减弱了对人性恶及其惩罚主题的描写，更多转向对人性弱点的同情和人性善的期盼。也正是这个转变使得毛姆的作品更加受到当时人的青睐，毛姆的作品不仅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有所提高，也在欣赏的层面上得到更多人的喜爱。毛姆在文坛的地位也与其后期的作品有很大关系，毛姆能够跻身于著名作家行列，与其思想的转变有很大关系，与辜鸿铭的会见、与辜鸿铭对儒家思想的阐述和推广关系很大。
辜鸿铭和毛姆作为同时代人，他们对东方文化的理解虽然有所不同，但具有共同倾向，都是时代认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和毛姆所得到的社会待遇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民族使命所造成的。
20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国力衰微，内外受困，国家和民族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民族的使命是推翻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面临启蒙和救亡的迫切任务，国人迫切要求彻底清除民众思想上封建意识的残留，树立起科学与民主意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自然成为当时中国的迫切所需。相反的，倡导三纲五常、心性道德和王道与霸权思想的儒家观念，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而遭到各界猛烈批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辜鸿铭是背道而驰的，其命运遭际就不可能一帆风顺。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一战”后的欧洲社会经济萧条，基督教信仰一落千丈，科学至上主义和物质纵欲主义也遭受到冷落，虚无主义和民主仇恨思想潜滋暗长。人们反思这场由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血腥掠夺和残酷竞争带来的灾难，迫切需要重树信心来填补心灵的空虚，来安抚精神的创伤。毛姆生当其时，他借鉴中国的儒家思想，迎合了欧洲人的精神需要，弥补了欧洲人的精神空虚，满足了大众对新觀念的渴求。毛姆在创作上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保证了毛姆顺利进入名作家行列，毛姆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奠定。
辜鸿铭和毛姆具有同样的思想，却遭遇不同的命运，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所面临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发展进程是不同的，这正是中西方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和世界各民族不同任务的差异的直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