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盈盈
摘要：歌剧《骆驼祥子》是国家大剧院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的原创性歌剧。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对小说原著进行了情节的精简、人物的重塑和主题的凝练，从而使得歌剧的故事性更加集中，人物形象越趋符号化，主题聚焦底层市民精神世界的毁灭，具有明显的寓言化倾向。
关键词：歌剧 《骆驼祥子》 改编 寓言化
2015年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骆驼祥子》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是国家大剧院第一部改编自现代文学名著的原创性歌剧。其原创性不仅表现在从小说文本到舞台歌剧这一体裁上的变化，更表现在改编过程中所呈出的寓言化倾向。歌剧对原著发散式地表现底层市民生活的全景式描写删繁就简，集中展现了祥子的命运悲剧，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在形象塑造方面围绕人物各自主题不断渲染强化，使人物形象带有象征意味，趋于符号化;歌剧对祥子悲剧命运的讲述最终指向对祥子精神世界的揭示，暴露了底层市民精神毁灭和人性堕落的过程。本文将从情节改编、人物重塑、主题凝练三个方面来详细阐述歌剧《骆驼祥子》在改编过程中的寓言化倾向。
一、情节改编的寓言化倾向
老舍擅长在铺写市民日常生活的世态中表现社会变革背景下城市市民的悲剧命运，小说《骆驼祥子》的成功就在于“其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他总是不吝笔墨对市民生活进行全景式的描写。小说开篇首先对北平底层的洋车夫做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其后才对祥子进行定位;在刻画几个主要人物之外，对杨、曹、夏三个宅院的主仆都有详细的描绘，同时塑造了相依为命的老马祖孙形象以及革命投机者阮明等，以展现城市各色市民形象;在“三起三落”外宕开一笔穿插各种情节，如曹先生对祥子的帮扶，老马祖孙受到祥子的帮助，夏太太对祥子的引诱以及阮明被祥子出卖等，展现市民的人生百态。老舍对祥子悲剧命运的呈现，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中，通过描写他与城市各色市民的交际碰撞、在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中逐渐展示出来的;正是这些分散在各处的“细枝末节”具体而微地展现了祥子不断堕落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三起三落”的情节仅仅作为串联散落在文本各处的世俗生活的线索，而非祥子与命运抗争的主线。这些展开的“枝节”拓宽并丰富了文本內容，小说变得复杂而有深度。但故事情节的“节外生枝”也使得小说在结构上略显松散，节奏缓慢，冲淡了小说整体的故事性。
编剧徐瑛结合歌剧本身的戏剧性和抒情性特点对原著素材进行合理的选择和安排，将其凝结为情节结构简单、人物关系单纯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在情节改编上表现出寓言化倾向。“歌剧具有自己的特点，由于它的主要表现手段是音乐（声乐和器乐），故在剧本创作上需要尽量集中和淡化情节”。因而歌剧将原著发散表现全景式市民生活的笔墨收拢，将旁逸斜出的故事情节删繁就简，最终确立“三起三落”为表现祥子悲剧命运的故事主干，围绕“祥子买车、丢车、租车、攒钱买车到卖车安葬虎妞来展开祥子这个底层车夫梦想的破灭与最后的堕落”。在此基础上，歌剧仅保留祥子、虎妞、小福子、刘四爷、二强子，以及孙排长（侦探）六个主要人物，以事业和情感两条线索串联人物，删去其他次要人物;同时删除原著中的穿插情节，淡化与曹先生相关的情节，补充了祥子与小福子之间的情感线索。歌剧将原著发散的故事情节高度凝聚在六个主要人物和两条发展线索上，集中表现祥子在事业上的起落与情感上的离合，以简洁高效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车夫如何经历种种不幸从一个底层市民变成一个流氓无产者的故事。歌剧人物构成简单，情节凝练，如寓言故事般简洁，并以简练的情节将人们引向背后蕴含的深层寓意。
二、人物重塑的寓言化特点
歌剧对小说的寓言式简化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的重构，还体现在人物重塑的符号化。歌剧塑造的六个主要人物，不论是对祥子形象的逐步呈现，还是对虎妞、小福子形象的层层强化，抑或是刘四、二强子形象的出场定型，每一位都有各自的主题，并通过歌剧的展开进行浓墨重彩地渲染。歌剧中的人物形象在高度浓缩的前提下越趋符号化，带有象征意味，表现出寓言化的倾向。
祥子形象是所有底层市民的缩影。他的身上凝聚着广大劳动者的一切美好品质。他勤劳能干，质朴善良，积极乐观。他的身上包藏许多小生产者固有的人格缺陷。他思想狭隘，不懂变通，无法抵制诱惑。他的身上也集中了广大劳动者经历的一切苦难。他背负沉重的劳动负担，被城市资本家剥削压榨，被横行的地痞流氓敲诈勒索;用微薄的经济收入勉强维持生计，美满的家庭生活只是奢望。其形象正是杂取种种底层市民而合成的一个经典人物。
歌剧在基本还原虎妞形象的基础上，将其作为欲望的象征。编剧突出了虎妞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欲望。歌剧通过她与众车夫的嬉笑调情以及她借用酒精对祥子进行引诱，体现出她对情欲的极度渴求;好吃懒做的生活态度则映射出她贪图享乐的物欲追求。而欲望又反过来支配者虎妞的行为。她假孕欺骗祥子，以种种手段获取与祥子的婚姻以满足自己的情欲;物欲又使虎妞企图劝祥子经商来维持自己吃喝玩乐的生活。她对欲望的追求无形中加深祥子的苦难，成了捕捉祥子的“绝户网”，而她则是引诱祥子堕落的诱饵。
如果说虎妞的存在诱导着祥子不断向下沉沦，那么小福子的出现则引领着祥子积极向上，她代表了希望。编剧试图将真善美集于小福子一身。歌剧在众车夫对小福子的赞美与遐想中表现她的美，用音乐上圣咏的格调将她从淫乱和苦难中解脱出来，上升到道德纯洁的高度，而她深陷苦难仍能默默关心爱护祥子，是善的体现。歌剧起始就将小福子设定为祥子的意中人，她是祥子在爱情上从一而终的渴望，寄托着祥子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小福子成为祥子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具有象征意味。
刘四的形象实际成为代表金钱资本的符号，他凝聚了资本家积累金钱过程中所有的罪恶。人物登场的唱段《这叫做字号》揭露了资本的无恶不作。车厂是剥削车夫血汗钱的工具，请客摆酒、收礼庆寿是捞钱的借口，他的一切行为以敛财为最终目标，而刘四自身也在对金钱的追求中被异化，罔顾亲情，自私冷血。
二强子则是一个失去信念、徹底绝望的老车夫，是绝望的代言人。他不仅自己陷入绝望，更将绝望的情绪向周围传递。在祥子通过三年努力买到新车、对未来充满希望时，他在言语上处处相对，打击祥子的信心。在虎妞去世、小福子终于能和祥子结合时，二强子掐灭了小福子的念想，直接导致了小福子的死亡，间接推进了祥子最后的堕落。二强子绝望的处境也暗示着祥子最终的命运。
三、主题凝练的寓言化追求
歌剧“以角色的人生梦想和理想的层层破灭，来展示人生的无奈以及人的理想和现实的永恒的矛盾。歌剧的悲剧意义在于通过讲述在这座城中发生的故事，将凄美、残酷的人生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而这凄惨的人生悲剧更暴露出祥子精神的毁灭和人性的堕落，是他从一个勤劳质朴、守德自律的农民车夫堕落为一个懒惰麻木、道德沦落的无赖的全过程。祥子的悲剧故事最终指向市民的精神世界，暴露底层市民灵魂的颓败与精神的坍圮。歌剧将主题聚焦于社会底层市民普遍的精神凋敝，在主旨上具有明显的寓言化倾向。
祥子的精神世界正因其身处北京城中而不断受到蚕食。买车的“三起三落”既是他人生理想的破灭，其背后也隐含着信念的消磨。从依靠自己买车到依靠虎妞私房钱买车，其中的变化反映出祥子作为一个独立劳动者的信仰和尊严在不断丧失。卖车葬妻彻底断绝了他的前途，幻想破灭。虎妞对祥子生活的干预则加速了他的堕落。虎妞引诱祥子喝酒、发生关系使祥子违背了三年来恪守的不喝不嫖的道德准则，祥子质朴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侵蚀。虎妞骗婚成功也终结了祥子与小福子爱情结合的可能，在婚姻中的强势使其在家庭中的地位自始至终受到压制，陷入了更深的绝望。而小福子作为祥子最后的生活寄托和精神的支撑，她的自杀断绝了祥子生存的最后的希望，使得祥子彻底堕落为街头麻木的行尸走肉，在镇压革命的枪声里无动于衷。祥子从农村到城市不仅没有积累生存的资本，反而丧失了原有的健康的身体和质朴的灵魂。北京城像一座人间炼狱，吞噬人的灵魂，将祥子和一众底层市民拖人地狱。
祥子的精神世界也是城中底层市民的精神写照。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精神的摧残和人性的异化。虎妞的心理为情欲所扭曲，变态的情欲是她婚姻悲剧的根源。刘四被金钱异化，在金钱的腐蚀下变得冷酷麻木;父女之间仅靠利益维持亲情关系。小福子被迫卖身，深陷淫乱的泥沼，受到身心的双重迫害，精神世界充满无望和黑暗。二强子本身是这个社会中的失败者，精神深陷绝望的深渊，而他又将小福子和祥子拖人其中。这些人物的灵魂都处于水深火热的炼狱之中，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腐蚀和破坏，无可避免地走向精神的沉沦。歌剧对祥子精神世界的暴露也是对底层市民精神的集体剖视，是底层市民精神承受煎熬的映射《庙会》唱段表现整个市民群体失去生活信仰后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对群众观看枪杀革命者这一“看客”式的描绘则深刻剖析出市民群体精神的麻木和人性的冷酷。编剧在专访中谈到歌剧尾声的《北京城》大合唱“是献给那个时代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所有人的挽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首合唱更是为了祭奠他们在炼狱中毁灭的灵魂。
（指导老师：卓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