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巧
摘要：品味小说《银灰色的死》中月亮的意象、色彩的寓意，体会郁达夫作品中“颓余者”形象，体会早期郁达夫风格中感伤的、颓废的唯美主义倾向中的现实主义。
关键词：意象 “颓余者” 唯美主义
《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1921年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小说讲述的主人公多病的不幸福的妻子已经凄惨离世，“我”有一个残缺破败的旧家庭。“我”在东京求学的生涯异常孤独、贫困，但是却一度沉迷于声色享乐的欲望之中。后来“我”逐渐在一个叫“静儿”的姑娘那里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情和淡淡甜蜜的爱情，但是静儿后来的出嫁再一次让“我”感到了生活的绝望。最后“我”在感官的放纵与享受中品尝了生命的孤寂与飘零后，最终因脑溢血惨死在了异乡的大街上。小说讲述了一个颓废公子最后惨死的故事，全篇笼罩着一种唯美主义的颓废感、感伤主义的无助感。相比后期思想深度达到高峰的《沉沦》等作品，郁达夫的这篇小说还不怎么被人关注。
但是，细细品读这篇小说中的月亮、太阳的意象，色彩的处理，人物的形象，等可以帮助我们体会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唯美主义风格之形成。
一、意象与色彩：理性的冷静与情感的悲凉
小说中的月亮一共集中出现在四个地方：第一次的月亮，主人公“我”半夜寂寞地在酒馆买醉之后，伫立在大学的铁栏杆上，“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我”“背靠着了铁栏杆”，“尽在那里看月亮”。年终时节，家家户户的繁忙与热闹与“我”孤独买醉、寂寞望月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月亮将独在异乡的“我”的孤冷、漂泊展现出来。第二次的月亮，“我”回忆自己的新婚之夜，“我”与病态的妻子在夜里相拥哭泣，“望望窗外，遠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那时，“我”面临着与妻子的离别，担心着妻子的病痛，忧心母亲与妻子的关系;操心着未来家庭生活的安定与平和。“皎洁的月光”是“我”与妻子之间平等真诚之爱圣洁的象征，是美好幸福的象征。但是，现在，妻子已经独自凄然离世。“我”只能借现时“对了月光追想过去的情节”，追想过去的“月光”、过去与妻子相拥而泣的幸福感。但是，现在人世间生离死别所造成的凄楚、落寞就像月光一样将颓废的“我”包裹得一丝不漏，直到月亮下山，“我”度过了又一个孤寂荒唐的一夜。
第三第四次的月亮都出现在“我”快要死的时候。“我”花光所有积蓄，给静儿送完了新婚礼物，“街上岑寂得很，远近都洒满了银灰色的月光，四边并无半点动静，除了一声两声的幽幽的犬吠声之外，这广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经死绝了”。生活无序、无节制的“我”已经荒废了学业，虽一度落魄贫穷，仍旧不能自制，照旧沉湎于醉酒与放纵之中。“我”生活在自我的颓废而不能自立的羞愧之中。静儿订婚之后，“我”更是消沉，甚至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最后在同乡会的集会中结识了一个漂亮的女子，还不曾来得及与漂亮女子搭讪，“我”却因脑溢血瘫倒，死在了大街上。“银灰色的月光，洒满了那一块空地，把世界的物体都净化了”，月亮成为主人公谢世的旁观者。主人公凄凉离世是可悲的，但是，并不那么值得人的同情。因为主人公是一个蹉跎、颓败的，不能自立自强，难以成长的旧公子。“银灰色的月光”充满一种冷静淡然的心态，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另外，小说中的色彩运用也十分值得注意。金黄的日球、红白的女人的脸、淡青色的天空、皎洁的月光、“大理白石”似的苍白的妻子的脸、银灰色的月光……小说中唯一的亮色就是那个金黄色的日球，但是它却如世外闲人般地“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首先，“日球、月亮一人”这种自然意象与人世间物像形成了一种对立感，形成一种“看与被看”的距离感与荒凉感。其次，所有的冷色调色彩的运用都给小说渲染着一层寒凉、凄清的末日色彩，给人的主观感受就是不安分的焦虑感、压抑感与堕落感。最后，从小说对月亮、太阳的意象的运用，色彩的处理等方面都增加了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绝望感，也增加了读者情绪感受中的抑郁感。
二、“颓余者”的形象：不自立的时代弃子
在小说的背后，郁达夫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孤独、飘零，但颓败无能、不能自立，沉湎于情色满足的落魄公子的形象。这篇小说中的“我”充满了颓废的悲观主义、个人的享乐主义，相比《沉沦》里面的“我”，并没有展现深刻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怀和悲悯的家国情怀。这篇作品里面的“我”并不是一个多余的“零余者”形象，“我”还没有被灵性启蒙，只能算是一个被塑造成功了的“颓余者”形象。“颓余者”，不关心国家社会、被动地沉迷于自己的生活之中，难以承担起除了自我情感之外的一切生命重责。这样的“颓余者”，如曹禺《北京人》里面的曾文清，一个身体孱弱的少爷，一度吸大烟，不敢面对破败的家族，不敢挑战权威，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还有《原野》里面的“巨婴”焦大星，一个未脱乳的，甚至失去尊严的男人。他们都属于落寞的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代，内心懦弱，无法行动，没有生存能力，最终成为旧时代最后的寄生虫。就像《北京人》所说，“颓余者”们，都“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
无论是曾文清、焦大星，还是《银灰色的死》中的“我”，他们都是时代的“颓余者”：他们都不能自立求生存，最终将会在家族的没落中成为废人;他们都将自己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曾文清对于愫方、焦大星对于金花子、“我”对于静儿的爱，这样的爱或多或少都是畸形的、依恋的，甚至变态的爱），他们最终会在情人（或妻子）的离开中成为废人。毫无例外，他们最终都以死亡告终，我们可以很明晰地觉察到曹禺和郁达夫对于“颓余者”所给予的相似的冷静的同情和深刻的批判。在《新青年》（1915）发表的《敬告青年》以来，有志有为的青年逐渐成为时代主旋律之下的主角，曾文清、焦大星、“我”这样的“颓余者”终将走向坟墓。
三、唯美主义倾向与潜在的现实主义精神
很显然，无论从意象的选择、色彩的运用，还是“颓余者”的形象塑造，郁达夫都受到了西方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唯美主义起源于19世纪初的法国，消沉的“世纪病”、愤世嫉俗的越轨、无法无天的反叛成为当时的理想主义者对抗丑陋现实的一种方式。戈蒂叶认为艺术独立于政治、道德、社会之外而“自治”，艺术美在于形式，因此他“力图将语言产生光和色彩”，将人的感官印象用准确的赤裸裸的语言表现出来。
《银灰色的死》中的“我”的悲剧代表了一个时代终结的懦弱者的悲剧，他们不关注国家社会，将享乐当成生活的唯一目的，无法攻破自我欲望的牢笼。不过，这个“颓余者”与法国唯美主义时期主动性的反抗和堕落不一样，这是一种被动的没有灵性启蒙的不自知的“颓余者”。这“颓余者”的背后浸透着郁达夫理性的批判、冷静的同情以及与对旧时代的反思。其中银灰色的月光、银灰色的死亡、色彩的运用等，无论是从理性感知力还是感性感受力上，都沾染了颓败的唯美主义色彩。这些都是理解郁达夫早期个人风格所不能忽略的一环。
当然，在“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正在大力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念，提倡现实主义精神的时候，作为“为艺术”而兴起的创造社却提倡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就有郁达夫，他的作品纯属于个人精神气质的自剖小说，里面所有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唯美主义，看起来似乎是非现实主义的。不过，这样不深入的评价似乎不太合理。尼采曾经说：
“为艺术而艺术”——这是同样危险的一个原则：由此人们把一种虚假的对立引进了事物——它对现实的诽谤达到了顶点（“理想化”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如果某人将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他就会贬低现实，使现实贫乏化并诋毁现实。“为美而美”“为真而真”“为善而善”——这是敌视现实的三种形式。
尼采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这个命题本身就存在着危险性，为此提出了质疑：艺术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的行为，是不可能脱离生活的，所以“将艺术和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进而以艺术的名义攻击现实便在根本上误解了生命，也误解了生活与艺术”。因此，我们不妨不要迅速地将“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对立起来;我们可以合理地理解，与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作品相比，“表现自我”的小说更加隐晦、婉转地参与了现实主义。
《银灰色的死》就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的悲剧来介入现实，用个人的悲剧展现整个时代同一类“颓败者”的悲剧，进而隐晦地展现背后那个滋养堕落者的社会，进行委婉的批判《胃病》故事里面的“我”病在客中，在世情浮薄的现实环境中伊哭红了脸与我分手，“我虽然爱你，你却是一个将亡的国民”，靖国神社的华表与落败国家的主题两次出现在小说里面，“我”生活在国家弱小和自我的卑微的阴影里，爱情、理想均不得志。
在《沉沦》中国家主题更是反复出现，人物命运的悲剧同国家命运的悲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潜在的现实主义精神展现得更为深刻。可以说，郁达夫对现实生活的观照都通过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悲剧来展现。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精神气质，但是其现实主义参与精神和批判精神委婉地通过个体生命的悲剧展现出来。
四、结语
总的来说，作为郁达夫处女作的《银灰色的死》这篇作品从意象的使用、色彩的寓意、“頹余者”形象的塑造等都给我们展现出一种浓厚的唯美主义的风格倾向。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该小说所隐晦介入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不可忽视其对早期郁达夫作品风格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