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雯静
摘要：“疯癫”是鲁迅小说中常见的意象，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他首先开创的领域。疯癫并不是一种生理学现象，而是一种隐喻、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话语建构。本文通过分析鲁迅小说中“疯子”如何被指认和惩罚、不同“疯癫”类型的隐喻意义，来探究鲁迅如何通过“疯癫”表达出在启蒙理性下的批判与呐喊。
关键词：鲁迅 小说 “疯癫” 启蒙理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狂人”的一声呐喊开启了反抗封建的五四新纪元，也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疯癫”书写的新纪元。癫狂既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疾病，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话语建构。福柯曾说过：“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疯癫”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既处在与理性对立的边缘位置，又与文化、信仰、禁忌、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构成的理性之网有密切的关系。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中充斥着各种“疯癫”因素，也有一个“疯人家族”：“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革命者夏瑜、陈士成、祥林嫂等。不同的“疯癫”类型，在作家不同的心理倾向和启蒙指向上，也被也赋予了不同的隐喻意义和功能。本文将从“疯癫”如何被指认、诊断，不同“疯癫”类型的隐喻意义来探究鲁迅通过“疯癫”在启蒙理性下的批判与呐喊。
一、对疯子的指认和诊断
“疯癫”不仅是一种病理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疯癫”有时并不是病理上的“疯癫”，而是外在权力或文化结构对所谓“疯子”的一种指认和诊断。在小说中，对于“疯子”的病从何而来，鲁迅并不是单纯地从病历或者身体的医学诊断给出，而是错综在故事的叙述、“患病”的过程以及他人对“疯子”的指认和对“疯癫”者的态度之中。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周围的人对他隐隐的“吃人”的目光，“狂人”开始惊惧于他人的“吃人”和自己的“被吃”，大笑起来，十分快活。待他说破他大哥们的隐情时，他们终于显出凶相。这时，指认开始了，“疯子有什么好看”，“他们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用“疯子”的命名压给一个人，“狂人”谵妄的言行已具有了一种潜在的危险性，戳破他们的谎言，直指这世界的真相。“狂人”必须被周围的人指认成“疯癫”，这才有利于他们“吃人”计谋的实施。
《长明灯》中的“疯子”执意要吹熄吉光屯城隍庙里据说是从梁武帝时就燃起的一直未熄灭过的“长明灯”，对他的指认从一开始就被叙述、被公认，从一开始他就被进行了身份的界定——“疯子”，“这是我们屯上一个大害，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出调他”，方头、阔亭、庄七光、灰五婶、四爷等或是想扣上“忤逆”的罪名，或是想尽法子欺骗他。他们甚至通过查家谱的方式来寻求他发疯的理由。在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下，身体的认定自觉地将自我与他者区分，他在被判定为“疯子”之后，肉体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他被关押、禁闭。
《药》中的夏瑜以“革命者”“反抗者”的身份被关进牢里，而对他“疯癫”的指认是由茶馆里的看客们完成的。年轻的“二十多岁”“驼背五少爷”、年长的“花白胡子”，都对康大叔所侃谈的夏瑜在狱中的正义之举显露出鄙夷和愤恨，对夏瑜被狱卒打嘴巴而喝彩，庸众与革命者的疏离完成了对夏瑜“疯癫”的指认。
福柯在谈到大禁闭时曾说：“人们出于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在“狂人”揭示了“吃人”的真相以后，“疯子”想要吹熄“长明灯”之后，夏瑜告官反抗之后，他们被指认、诊断、命名“疯子”，并且被“禁闭”、被“惩罚”。“狂人”被关进黑屋中，“疯子”被关进庙里，夏瑜被关进牢里而被处死。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清除一种与现存社会秩序对抗的“异己”。现存秩序利用暴力、惩罚等手段来制服“疯癫”。这里的道德戒律与理性是在现存的稳固的传统文化秩序之下，而“疯癫”就是在与现存文化秩序，社会规范的争斗、断裂、制服的过程中而被“命名”的。
二、不同“疯子”的隐喻和文化意义
刘传霞按照人物形象的文化叙事功能，将现代文学中的疯男人分为四类：一是思想先驱者、文化启蒙者;二是时代病患者;三是亲近自然、超越尘世，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温情烂漫的“超人”;四是历史与现实罪恶的控诉者。而在鲁迅的小说中，“疯子”谱系中各类的“疯人”“疯癫”指向呈现在传统文化结构和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之中，又有其“癫狂”话语的不同结构和指向层面。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疯子”的划分与梳理，“疯癫”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思想者与先觉者
《狂人日记）冲的“狂人”和《长明灯）冲的“疯子”都属于蒙昧时代的思想者与先觉者，他们是“铁屋子”中少有的清醒的人。“癫狂”者常常以先驱者或叛逆者的身份出现，西方未来主义者宣布：“疯人，这个名词是被用来压制一切创新者的，现在应当把它看作荣誉的称号。”
“狂人”是一个迫害恐惧症患者，他敏感多疑，颇具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及的古典时代疯癫诸相的“疑病症”的特点。他置身于“吃人”的梦魇，以他人的“吃人”和自己的“被吃”的眼光审视一切，人吃他，他吃人，最后得出结论，整部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他认识到个体“吃人”与“被吃”并存的命运，一语道中了以封建专制和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本质，映射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反思。他是一位封建专制文化的叛逆者和精神界的战士，是保持着清醒并作战的“独异个人”。
《长明灯》中的“疯子”更接近于一种偏执狂，他执意要熄灭封建统治者借以愚弄和欺骗百姓的“长明灯”。当他被周围人禁闭、压制，发现自己无法去熄灯时，仍然高喊“我放火”，企图用毁灭的方式熄掉稳固秩序的象征物。即使被告知“就算熄灭了灯也不能怎么样”，他仍舊没有就此作罢，而是“姑且这么办”地战斗下去。相比“狂人”来说，“疯子”将内省式的意识启蒙转为更激烈的行动，战斗下去。与此同时，“狂人”和“疯子”都受到了来自家族的压迫，“狂人”被哥哥说成“疯子”并企图“吃掉他”;“疯子”被闲客要求被“家族”忤逆而处，就如同福柯所说的疯癫在“家庭”中被双重异化（疏离）。
（二）革命者
鲁迅对《药》中的夏瑜虽然着墨不多，完全从侧面描写来展示这一革命者的形象。从革命者被害的余波写起，夏瑜的形象是在茶客的闲谈中丰富的，“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问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作为企图拯救下层民众的革命者，夏瑜在入狱之后还企图说服统治阶级的打手——狱卒们认识到“天下为公”的理念，却挨了无知狱卒们的打，也最终意识到革命的失败和民众的可怜。革命者被庸众认为是“疯子”，被自己的母亲认为“被冤枉”，都是民众对革命的无知，与革命者的隔膜;夏瑜的鲜血竟然成了“药”，华老栓夫妇企望以这鲜血蘸沾的人血馒头能救活痨病儿子华小栓，民众的愚昧麻木竟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
（三）封建制度的受害者
鲁迅小说中写过两种封建制度的受害人：一个是为封建科举所迫害的异化的读书人——陈士成，一个是被封建礼教压迫致死的祥林嫂。
《白光》中的陈士成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从而精神恍惚，追随眼前出现的“白光”企图发财，最后命丧水塘。封建社会追求功名，书中“黄金屋”和“颜如玉”成为他最大的诱惑，他的癫狂无疑是封建体制异化的结果。当他一次次科举失败，无法通过传统科举的体制平步青云时，“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其扭曲的精神也就指向了现实人生的功利性——发财，而在幻象与“癫狂”之中，投水而死。陈士成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他的“疯癫”是封建科举制度压抑和规训下无数牺牲者代表的必然生成。
而《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死亡不仅来自于封建礼教的残害，也源于各种权力的多重压迫和周围无形之阵的“集体谋杀”。她是顽强劳动妇女的代表，生活的沉重打击，夫死子亡没有使她屈服;而真正摧毁她意志的是神权的参与和礼教的谋杀，她被“世家存在魂灵吗”折磨，希望洗掉自己的“罪”，在神权、族权、夫权的多重压迫下，在周围人的迷信骚扰中，她绝望了。她一半是同谋，为了重新祝福祭祀而竭尽全力;她一半是受害者，被封建礼教无情残杀，鲁迅在对祥林嫂的书写中完成了权力话语共谋关系的深化。
三、启蒙理性下的批判与呐喊
在对不同“疯子”形象的刻画中，“疯癫”话语也得到了不同形式的阐释，其背后文化隐喻意义也有不同的指向，启蒙的理性化以及其鲜明的指向性在“疯癫”话语中得到更进一步阐释和呈现。
（一）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说到创作小说的缘由：“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也曾在其中解释《狂人日记》的缘起时提到著名的“铁屋子”，面对“昏睡”的人们和“无可挽救的临终的痛苦”，他感受到了“寂寞的悲哀”，但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想要以其写作揭示国民性的普遍弱点，唤醒“铁屋子”中沉睡麻木的人们。
祥林嫂和陈士诚的“癫狂”症状集中体现了国民性乃至人性的集体性症候。他们既是传统礼教文化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又是这种扼杀人性的道德规范执行者的帮凶。这一群体的“疯癫”隐喻带有了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瘤疾的强烈反思意味。“狂人”所提出的“救救孩子”是对民族精神救治的直接的启蒙宣告。苏珊·桑塔格曾说：“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疯癫”是在非正常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鲁迅小说中的“疯癫”人物，如祥林嫂和陈士成，他们的“疯癫”隐喻着非正常文明对人的戕害，有着现实的病根，需要引起疗救的注意。
（二）现代性的追求与启蒙的反思
疯癫者通常偏离社会的道德规范而被排斥，被视为异端，他们与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存在对抗、反叛，他们向“正常人”所维护的“无物之阵”发起进攻，他们是“文化反叛者”和“思想的先觉者”。“疯癫”这一精神现象本身就是一种与传统和现实坚决的反抗乃至断裂，是非理性对现实理性的叛逆和出逃。鲁迅认为，立国必先立人，“人立则凡事举”，也正是在五四时期，才有了知识分子对于人和个体本身的关注，追求个体精神、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启蒙需要“立人”，“疯癫”历程由启蒙始，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想了他们所谓的新文学和新文化的集体认同——“人的文学”。《长明灯》中的“疯子”企图毁掉稳固的封建文化的象征物——长明灯，审视文化体制的弊端，这种强烈反叛的背后是对现代性的追求;“狂人”呼唤“救救孩子”，不仅是对于“立人”的追求，也是对启蒙和现代的一种热望。启蒙的主题已由单纯的社会政治价值层面延伸了人的主体的建构。
《药》中的夏瑜被砍头，革命者的鲜血成为治疗华小栓肺痨的药。他的反抗行為被认为是“疯癫”，对现存秩序的人来说是一种谵妄的言行，被愚昧者加以蔑视、嘲笑。启蒙者的“启蒙”消解在革命者与庸众的疏离之中，这“疯癫”背后寄寓着鲁迅对启蒙的反思和深切的文化忧虑。集体对启蒙者的禁闭、惩罚，恰恰预示着启蒙者的孤军奋战和悲剧性命运。
（三）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拷问
“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也揭示了更为普遍的人类的生存困境。“疯癫”是对普遍社会认同的一种反叛，对公共理性的抗拒，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从内在向度揭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生存困境。20世纪美国小说将“疯癫”隐喻成“荒原”，这恰恰反映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困境。对于个体生存来说，“疯癫”又像一张面具，“当我们戴上面具，掩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自我”。这个真实的自我是个体存在不可逃避的焦虑、孤独、迷茫、失落等精神困境，是自我存在的本质层面。“狂人”“疯子”出于孤独个体死亡和对绝望的反抗，“疯癫”指向人的生存困境和永恒追求、个体的苦闷、人格分裂的一面，这是一种个人与其生存的外部世界的永恒的分裂与对抗。
鲁迅《狂人日记》所开创的“疯癫叙事”谱系，是鲁迅对于社会现实和人类本质深刻的思考。“疯子”的被指认、被惩罚的一系列“被边缘化”的放逐，都是现存文化秩序的权力压迫。鲁迅小说中不同类型的疯子也指向了不同的隐喻意义。“疯癫”所蕴含的精神内质就不只是一种反抗压抑人的正常生存发展的一切力量的隐喻形式而存在，它也是作家和现代知识分子本身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的隐喻。事实上，当将一切“疯癫”“他者化”，“疯癫”却恰恰存在于身边、周围、存在的一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