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颖
摘要：站在中西方交汇的历史节点，面对国家积弱急需救亡启蒙，国民缺少公德、私德堕落的困境，梁启超将探寻改造国民性、塑造健全人格方法的目光聚焦到审美的道路上。本文将从健全人格的三方面要求，即“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探讨梁启超的趣味说以“趣味”为动力，与其塑造健全人格这一蓝图之间的密切关联及积极意义。
关键词：趣味 知育 情育 意育 健全人格
伴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长期的动荡和考验，强敌环伺，国内积弱，以救亡图存、启蒙吾国为先决动因，诸多有识之士试图找寻摆脱被动挨打的强国之道，梁启超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先驱者。他在《新民说》中说道：“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尤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由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他看到了“民”对于“国”而言的重要性，强国的出发点在于“民”，然而较之彼时西方强国，我国民众私德堕落，且最缺公德，既无自治之力，又乏爱国之心，民众个体“非人”，则国无民而“非国”。
梁启超将“新民”视为当时中国社会第一急务，这是他为强国开出的药方，“新民”的实质是改造国民性，实现个体健全人格塑造乃至民族精神文明的大幅提升。那么如何完成这第一急务呢？梁启超选择了审美的道路，“从强调美的超越性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生思想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美可以激发人生活力，增强群体凝聚力，把美看作是改变国民性，重振民族精神的法宝。‘新民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变‘老大的中国（理性的人、道德的人）为‘少年中国（审美的人）”。他的美学思想以“趣味主义”为核心，将趣味作为人生的价值和动力，并以建构健全人格与理想生活作为充满趣味、诗性的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趣味本身即具有情感性，而人之隋感以艺术的形式加以显现，其独特之处又在于追求趣味的导向，故而梁氏倡导的趣味教育、情感教育以及艺术教育三者是统一的，以“趣味主义”为内在动力，共同追求塑造健全的人格以及人生艺术化。
谈及塑造健全人格这一问题，梁氏说道：“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作‘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个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梁氏认为教育应包含三方面，即知育、情育和意育，梁氏的“趣味主义”为达到此三方面对塑造健全人格的不同要求提供了内在动力保障。
一、“知者不惑”与学问之趣味
使个人成为个人，知育要能教导人不惑。而要达到不惑的境界，梁氏认为有两点极为重要，其一是要养成自身的判断力，其二则是要养成总的智慧。
具体而言，要想培养自身的判断力，有三步必不可少：“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顯然，判断力的养成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初等学校教育由浅入深奠定人的基本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继而为人们提供专门学识的深造机会，完成这两步，再努力学会在变化的生活中拥有遇事灵活能断的能力，进而兼备总的智慧，这才称得上是拥有判断力，也才能够不至于惑了。
知育使“知者不惑”除了依靠学校教育授予知识方法以外，同样需要人们在求学、做学问过程中对自身的主动培养。在梁氏看来，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人们对自己的培养塑造都离不开趣味;他将趣味视作“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变成了无意义”，但又同时指出趣味的性质不全都是好的，学校教育贯穿人生的幼年青年期，在这一时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进;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人下等趣味不可……教育教得如果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也就是说，初高等学校教育要将教授学生常识、专门学识培养其判断力的知育过程与趣味相连，挖掘并引导学生保持有做学问的趣味，而非为一味用繁多的科目灌输知识。这种“注射式”教育诚然有它的必要性但同时也会让学生面对枯燥应接不暇的学堂科目无法养成自发的学习趣味，教育效率低下最终适得其反，不能真正良好地吸收常识和专门知识。
于个体而言，学校的知育若能使之领会为学问而学问，学问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的道理，那么他们就能自发培养维持自己做学问的趣味，这也有益于个人总的智慧的养成。面对学问的广博，如何能“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叫它变成细密而踏实”，“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它，叫它变成清明”？磨炼脑筋、打磨思维，较之掌握常识和专门知识要难上许多，因而更需要以趣味作为其内在的推动力。梁氏将学问列为能有趣味的四者之一，认为学问能始于趣味终于趣味，而当个体自愿以学问为目的，亲身领略过学问的趣味，他便会为之“上瘾”，进行长久不息的深入的研究。这恰恰能推动脑筋的磨炼与将养，使之细密、踏实、清明。进行长久不息的深入研究，一方面能够将学问的趣味越引越深，学问进入更深层，个体的思维同样随之得到更多的思考和打磨，想问题愈发深刻清晰有条有理;另一方面能长久保持做学问的敏感性，头脑不至于混沌生锈，思维判断也能一直保持从容透彻。
二、“仁者不忧”与人生之趣味
培养人的健全人格，情育也十分重要，在《为学与做人》演讲中，梁氏指出情育要有“仁”的情感并能培养出“仁”的人生观，达到仁者不忧的境界。他解释了“仁”的内涵，认为“仁”是“普遍人格之实现”，是与他人关系相关联而非个体的，“仁者”能够领悟到“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区别”的道理，进而才会不忧成败，不忧得失。“仁”的人生观对培养健全人格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于“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物我合一，心灵自得富有趣味。
梁氏对“仁者不忧”的阐述显见出这种境界与其所倡导的趣味人生的密切关联，趣味本身即是一种情感，而“仁者”具有不忧得失不忧成败的心灵，这“已不是停留于一般层次的情感……其内涵就比作为正当嗜好的具体琐屑的趣味大为拓展、深化了。在作为境界的趣味中，情感实现了升华与超越，且渗入了理性洞见，心灵在物我合一中呈向外无限扩展而没有边界的自由弥散状态，所感知的欣乐也更具稳定、恬淡、深厚的特色”。换句话说，当作为积极情感的趣味能够帮助个体体悟物我关系、消解人生烦恼、解放心灵自由，趣味就实现了拓展升华，展现出与理相互渗透交融的状态，趣味不再是琐碎的嗜好，而成为一种人生状态，趣味即人生，人生即趣味，于是此时个体的趣味人生就具有自得的特征，这正是梁氏希望通過情感教育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目标，诚如他所言，当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实现趣味的升华与超越即是实现不忧成败得失的健全人格。在梁氏看来趣味从指向某种嗜好转向与人生境界融合的跃进，重点在于领悟“无所为”的精神，“无所为”则心灵能超越一切物欲束缚和功利主义从而获得精神自由;他将“无所为”所蕴含的趣味主义和非功利指向阐释为“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站在与功利主义截然不同的立场上，“为而不有”主义做事从不问“为什么”，“知不可而为”主义则从不关注所做之事会带来何种成效。二者“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人对成败得失有所烦忧是因为将人生所做之事当作是达到某种目的、获得某种利益的谋划手段，故而会担心焦虑于所做之事是否成功、若成功能带来多少利益、若失败则会造成何种损失。陷入这种功利导向的人生观，人格将被利益和理智束缚，被欲望牵制，心灵永远无法获得自由。
富有趣味的艺术化人生则完全不同，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不再将所做之事看作筹谋利益的手段，从心出发，按自己的喜好做事，无论是在求学路上探索，抑或是于生活中劳作，所做之事本身即为目的。当人能全然除去理智计算与利害关系，也就不会因为计较成败得失束手束脚、停止前行。做事靠理性驱动，则会考量应该不应该，而只有从情感趣味出发驱动个体做事，才能发自本心愉悦地做事，无论成败得失处于何种境遇、面对何种挫折，都能乐观向上，蓬勃积极地生活，解放心灵，不忧不惧。
三、“勇者不惧”与审美之趣味
知育、情育教人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除此之外，培养健全的人格还需要个体拥有坚强的意志。梁氏论述了使意志坚强的两件必须之事：其一，要求人“心地光明”，“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其二，要不能被低劣的欲望束缚，认为人一旦受到低劣的束缚影响将很难不受诱惑，保持钢铁般的意志。做到这二者并不容易，一切行为皆能够公之于众，即要求人坐端行正有浩然之气，不做那亏心之事。这就意味着首先心中自然地存在善恶是非的准绳，保持高尚的情操追求;不被低劣的欲望束缚，则要求人能摒弃功利，自己决定并掌握意志，而不是成为情欲的奴隶，任其操控。意志的培养虽与智识、情感的培养有诸多区别，但循着知育、情育与“趣味主义”密切相连的理路我们依然能够从梁氏的趣味说中获得启发。
上文曾述及真正能驱使人去做事的是情感，而在诸多表现人之情感的方式之中，艺术是最为独特的，它以审美的形式陶冶情感，将坚忍的意志追求、高尚的情操修养藏于艺术的趣味之中。梁氏认为艺术不仅仅属于少数精英，它应该能够为全体国民所用，以文学为例，他说道：“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峻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摒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做，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至于社会一般人，虽不必个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社会上生活，不至于干燥无味，也不至于转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通过艺术的高尚旨趣审美接受，人可以富有涵养，不会被劣等的娱乐改变品格，也就能做到“勇者不惧”所要求的不被低劣的欲望束缚，成为情欲的奴隶。艺术的本质是趣味的，这使得个体对艺术的审美接受始于自然的愉悦的情感，而非是强制教育灌输，最终受艺术陶冶而成的人格品性也会自发地呈现出物我美善的统一，个体所做之事也就光明磊落，不惧公开。梁氏的趣味说是“责任心”与“趣味”的调和，艺术教育通过去功利的高尚趣味陶冶性情、磨炼人的意志，责任心的培养同样能够帮助意志保持坚强。在《敬业与乐业》的演讲中，梁氏指出使所做之事圆满的唯一秘诀是敬，即能够具有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其中的责任心，“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在做的事来和他交换”，个体心怀责任心，那么也就不易陷入劣等欲望，意志产生动摇。
四、结语
综上所述，梁氏的趣味说与他塑造健全人格改造国民性的蓝图密切相关，培养“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顶天立地的人，需要以“趣味主义”为核心，做到趣味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三位一体，将趣味从琐碎的嗜好拓展为趣味的人生，通过艺术审美接受实现情感的超越和升华，最终导向健全的人格培养。梁氏的美学思想，站在中西方交汇的历史节点，关注个体、社会和人生，体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审美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