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纯怡 李昌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是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我国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力，要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下，从传播理念到研究思路全面创新。
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 “一带一路” 文化传播力 对外传播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1.国外的相关研究。在西方，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总体上属于对外战略的范畴，冷战结束后，研究者们从服务国家总体利益需要出发，将文化对外战略放在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理论上，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文化对外战略的意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历史时期，美国必须警惕其他文明的崛起;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理论，“……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这些理论都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提供了理论注解，为其推行文化霸权提供了主要理论支撑。
在应用上，文化对外战略体现为跨文化传播。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最早提出“跨文化传播”的概念，在其之后，萨摩瓦和波特的《跨文化传播读本》、汉姆斯的《跨文化传播学》、古迪昆斯特的《和陌生人的交流：跨文化传播研究》等，对发达国家文化对外战略的意义及文化输出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2.国内的相关研究。在国内，“传播力”的概念由刘建明在2003年最早提出，他认为“传播力是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传播力”这一概念，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此后，传播力的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梳理国内关于“传播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视角：“能力说”和“实力说”。在“能力”视角下，传播力被理解为一种传播能力。比如，孟锦认为“传播力是指传播载体的数量，传播机构的数目，从业人员的数量，传输技术、传播速度等，这些硬件构成传播力的基础”;在“实力”视角下，传播力被理解为一种实力。比如，喻国明认为，传播力是影响社会的一种最为重要的软力量，是影响人们情感认同、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最为重要的力量。
结合上述两个主题，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的是隗斌贤和张昆，二者都充分论证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认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则需要文化先行。
二、新时代提升文化对外传播力的意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故事”的概念，要求新时代的对外传播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此为起点，“中国故事”成为对外传播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可以说，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是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然而，相比较西方国家文化对外战略研究的实用主义取向，国内关于文化传播力的研究仍然是理论有余实践不足，研究者们虽然也零星地提出了文化对外传播的相关策略，但其研究总体上属于思辨研究的范畴，因此，所提出的策略也是由理论推演而来。以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实地调研人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文化对某一特定区域传播力提升策略的研究尚未出现。
“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沿线一些国家以及美、日等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疑虑甚至是偏见，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受宗教、民族和利益诉求的影响对“一带一路”战略缺乏理解和认同，这些都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应对这一挑战，首要的任务在于“通民心”，而实现民心相通，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作为“民心工程”的内核，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文化先行可以推动我国与沿线各国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实施过程中，虽然“一带一路”是由沿线一个个国家或地区由点到线的串联而成，但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不一定非要逐个推进，可以采用“蛙跳式”策略实现重点突破，以点带线。在具体策略上，有研究者提出“必须考虑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地域特征、政治环境、民族特点、宗教意识、风俗人情、生活方式、利益诉求、接受水平”，同时从“重点突破”国家或地区实际出发，按照讲清目的、传达善意、宣介合作机遇的指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去阐释，并采用“中国故事、世界表述”“世界内容、中国创意”的方式交流传播。
三、新时代我国文化对东南亚传播力的提升策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时代提升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力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然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提升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力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下，新时代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的提升需要从传播理念到研究思路的全面创新。
首先，在研究范式上，要改变过去思辨研究的范式，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区域进行实证研究。如上所述，“重点突破”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对外传播的实施策略，按照这种思路，东南亚地区显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理想的“重点区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东南亚地区是“一带”和“一路”戰略的结合点，是中国走向印度洋、实现21世纪发展大战略的重要通道，是中国确保西南边境安全稳定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有效提升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传播力，通过文化传播向东南亚国家宣传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仅可以更好地强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地区的实施，还可以辐射、带动、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播。
因此，从现实需要出发，在吸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对东南亚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实地调查，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对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力的提升策略，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上突破以往的研究，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其次，在指导思想上，要综合“文化传播能力”和“文化软实力”两种研究取向，把文化传播力理解为文化对外传播的能力，而提升文化传播力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因此，当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力提升的根本出路是“中国故事、国际话语、本地讲述”。依据这一思路，开展文化对外传播力研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内容：
1.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及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形式研究：这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在全面论证文化对外传播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意义基础上，通过对比研究发达国家文化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总结归纳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形式和成功经验。
2.当前我国面向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现状研究：具体的研究可以从传播主体的选择、传播内容及其组织、传播渠道的使用、传播方式等方面调查分析当前我国面向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的现状，科学评价其效果，进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我国面向东南亚文化传播力提升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3.东南亚地区社会、文化环境调查：文化适应是传播效果实现的前提，有效的文化传播在策略上必须考虑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地域特征、政治环境、民族特点、宗教意识、风俗人情、生活方式、利益诉求、接受水平、接受习惯等。具体的研究可运用实地调研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了解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使我国面向东南亚文化传播力的提升策略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