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梅仙
摘 要：本文主要从新月派的“个体贵族文学意识”来试图探析《新月》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提出“个体贵族文学意识”这个概念术语。其和以绅士风情论新月派不同之处在于绅士风情是《新月》的情趣精神态度，而其个体贵族文学意识却重在指新月派的文学观和创作风貌，并且与新月派的社会地位、绅士风度也是比较契合的。个体贵族文学意识既包含新月派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态度，又包含从个体贵族精神立场来审视文学的独立、审美意识。论文主要从贵族的平民的、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新月派格律诗：普遍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新月的自由话语策略和无产阶级文学集体话语的差异。
关键词：《新月》 个体贵族文学意识 贵族的平民的 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 普遍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
贵族本是指与平民阶层相比享有更多的特权和政治权利的上层阶级。由法国新理性主义文学渐渐引申到关于文学的贵族性的概念，它表示的是文学的不平等观念。周作人曾说：“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1}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把贵族分为两种：精神意义上的贵族和社会意义上的贵族，即人格贵族主义和社会贵族主义。“社会贵族主义是種族的贵族主义，不是个体人的贵族主义，即具有种族的质，不具有个体人的质。”“精神贵族主义是个体人的贵族主义，拥有个体人的质，凝聚着个体人的高贵和才华。”{2}别尔嘉耶夫认为“自由是精神贵族主义的特性”，“实现个体人格，意味着人成为贵族型的人。这样的人不容许自己混同于非个体性的世界，他具有独立的自由的内在”{3}。所谓“贵族文学”在本文像周作人所说不一定是贵族写的，专讲贵族的生活，也不一定是给贵族看的，主要是指一种文学精神。它注重完美、对世俗的超越，比普通的生活更深一层的对于人生的探索和对于超越精神的追求。本文的“平民文学”是相对于贵族文学而言的专注于现实、现世而相对忽视文学的超越性、个人性的如“大众文学”、革命文学之类的文学。这种定义又显然有不准确之嫌，就是单对大众文学的解释就有很多种，大众文学的特点是它的群众性、通俗性，革命文学也不是与“贵族文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但是，革命文学家当时批判《新月》确又是对其贵族性的批判，讥之为“有闲的阶级”，包括他们为人处世的绅士作风和文学创作的个体贵族精神态度。革命文学的阶级性理论和大众文艺的普遍性理论都有让文学失去个体独立人格的危险，从这点来说，《新月》在精神的自由和独立、保持个体人格的完整方面确是具有个体贵族意识的。梁实秋在《忆〈新月〉》中说：“《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4}他们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政治危机时刻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新月》月刊的《敬告读者》就郑重声明：“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5}
朱寿桐先生对于《新月》派绅士风情的特征界定在学界已得到公认{6}，如果仅以绅士风情界定新月派的精神品质，好像觉得还不够。他认为“新月派是一个以绅士趣味和精神相聚合的文人团体，而不是一个以主义或思想相号召的单纯的文化社团”{7}。有绅士趣味还构不成一个长久的松散的团体聚合。看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文化、文学发展史，一直都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派别斗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信仰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种最基本的力。再看从《新青年》分裂后的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不管是激进还是保守之间的激荡，还是留英美派和留日派之间的纷争，最终都可以基本归结为两种不同的信仰之间的摩擦和斗争。情趣和态度只能暂时把一些人联系在一起，但不可能构成一条线，一个无形的框架，将这些深思敏锐的知识分子长久地联系在一起。像《现代评论》当初是创造社和太平洋社的联合，但是随着《现代评论》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坚持，创造社日趋无产阶级革命化，后来就很少看到创造社的人员在《现代评论》《新月》上发表文章。创造社的郁达夫和徐志摩曾经是同学，私交很好，但在个人信仰和情趣上有很大的不同，成仿吾后来成为革命文学的理论家，与《新月》的自由主义文学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子。应该说，信仰、志趣是凝聚《新月》一班人能长久在一起共事的纽带。在左翼和新月派之间的矛盾粗看是情趣的不同，实际上来自于他们对欧美意识形态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情趣和精神态度。按照梁实秋在《绅士》一文中借牛曼（Cardinal Newman）在《大学教育之范围与性质》里对绅士的理解：“一位绅士（gentleman）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这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定义了……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免除那些障碍，使不致妨碍他所接触的人们之举动的自由与坦然……他的意思也许是错也许是对，但他头脑是清楚的，绝不失为公允。”{8}从这些对绅士的定义中可以看到绅士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与人无害”，你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心所欲做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你不妨碍别人。这也是以赛亚·柏林所定义的英国式的消极自由，与法国的积极自由不同。积极自由指政治参与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私人生活的自由。绅士风情可以表达新月派的部分本质，用绅士风情来界定《新月》可以说抓住了新月派那么多人能彼此聚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梁实秋所说的“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者”，那点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态度是《新月》人员能够聚在一起办刊甚至面对专制独裁敢于无畏反抗的原因。蓝棣之先生在谈到《诗镌》的创刊时说：“《诗镌》寄托着两位雄心勃勃、希望露棱角、导潮流的诗人的追求，它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这种以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背景为基础的结合，对新月派日后的动向有很大影响。”{9}蓝先生提到了“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背景为基础的结合”对新月派日后的动向有很大的影响可谓精辟之论，欧美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应该是《新月》的灵魂。所以说，新月派用“绅士风情”概括毕竟不太全面，像朱湘就是比较平民化的《新月》诗人，对《新月》的绅士风情是不敢苟同的，就是徐志摩也说：“petty bourgeois的味儿我第一个就受不了！”{10}如说用绅士风情来形容新月派人物，恐怕新月派中是不会有多少人认同的。左翼评论家彭康在《文学的健康与尊严》中痛斥的就是《新月》的绅士风情，鲁迅给予他们的词语是“绅士”“正人君子”“教授”之类称呼。应该说“绅士”风情更多是左派加给《新月》头上的，与《新月》人对自己的看法却并不一定相同。梁实秋称“‘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11}，那么左派赐给“新月派”这顶帽子的来由是什么呢？这个来由应该是《新月》的本质，就是它的自由的个人主义态度。此外，从绅士风情定《新月》性质是从精神情趣方面来谈的，《新月》在文学主张上基本是尊崇的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但这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用新古典主义来整个地概括新月派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还有待于理清里面不同的人之间和个人自己内部的冲突。endprint
本文主要从新月派的个体贵族文学意识来试图探析《新月》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其和以绅士风情论新月派不同之处在于绅士风情是《新月》的情趣精神态度，而其个体贵族文学意识却重在指新月派的文学观和创作风貌，并且与新月派的社会地位、绅士风度也比较契合。个体贵族文学意识既包含新月派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态度，又包含从个体贵族精神立场来审视文学的独立、审美意识，所以说是比较合适的。梁实秋曾说过：“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鉴赏文学者。”{12}按照梁实秋的说法，文学有贵族和大众之分，但这不是从他的政治经济地位来分的，是从他的文学素质和禀赋来分别的。大众仍然要有文学，不过，一般都是“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13}。“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14}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新月》的人员组成几乎都是欧美留学生，都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像剑桥绅士文化对于徐志摩的影响，白璧德新古典主义理性之于梁实秋的影响，从梁实秋的《绅士》里我们也可看出梁实秋对绅士的赞许和向往，闻一多的绅士趣味与“拉丁区趣味”的混杂，正是新月派的绅士风度、“有闲”情趣成为左翼炮轰的着眼点。左翼主要从无产阶级大众正在受苦未得平等这个角度来斥责《新月》的“有闲”趣味的，其实这个批判的角度正表明了左翼文学的集体话语立场。他们对于新月派的个人快乐、恋爱痛苦和人生苦闷都斥之为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是空中的梦呓和幻想。无论是从“绅士”“有闲阶级”“布尔乔亚”等，都无法全面地概括新月派诸人诸作的面貌。按照别尔嘉耶夫对贵族的划分和对精神贵族的界定，我们似乎能找到一条既可以表现他们的精神情趣，又可以用之来探讨他们的创作和理论特色的路子。此外，新月派的整体风貌只能在论述的摇摆纠缠和在“之间”的这个角度进行，只有这样，似乎才能接近让新月派呈现一个比较真实完整的风貌。
综观《新月》，除了第一卷外，其余各卷诗歌、小说、政论每期几乎分量相等，在上面发表小说的主要是沈从文、凌叔华，发表文论的主要是梁实秋，政治时论主要是胡适和罗隆基等人的文章，发表诗歌的有徐志摩、孙大雨、陈梦家、林徽因、方玮德等。因《新月》主要以其自由立場和主张格律诗的“新月诗派”闻名，所以本文主要以“新月派”的个体贵族文学意识为出发点，着重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文论和新月诗歌为参照系，从思想自我、表现自我、形式自我这三个思考角度四个错综复杂的方面来探讨新月派的创作实践和美学观以及其与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第一，贵族的平民的；第二，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及梁实秋新古典主义文论的“混乱”；第三，“新月派”格律诗：普遍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
{1} 仲密（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晨报副刊》（1922年2月5日）。
{2}{3}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徐黎明译：《人的奴役和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第129页。
{4} 梁实秋：《忆〈新月〉》，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5} 《敬告读者》，《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
{6} 比如吴中杰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孔范今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都持此说。
{7} 朱寿桐：《绅士风度与新月派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8} 梁实秋：《绅士》，《新月》第1卷第8期（1928年10月）。
{9} 蓝棣之：《新月派诗选·前言》，《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0} 徐志摩：《欧游漫录·给新月》，《晨报副刊》（1925年4月2日）。
{11} 梁实秋：《忆新月》，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2}{13}{14}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