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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王小波《黄金时代》对于杜拉斯《情人》的接受

浅论王小波《黄金时代》对于杜拉斯《情人》的接受

张潇

摘要:杜拉斯是王小波最为推崇的作家,她的《情人》是王小波最为推崇的作品,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暗含着《情人》的神韵。本文试图证明《黄金时代》是王小波对于杜拉斯《情人》的接受成果,论证从接受学的视角出发,沿着叙事空间、叙述策略和性爱与存在这三条轨迹进行,最后发现文本所透露的灵魂的契合,使得王小波《黄金时代》对于杜拉斯的《情人》的接受成为一种必然。

关键词:空间 性爱 存在

王小波和杜拉斯是20世纪东西方文学界两个尤其特立独行的作家,其代表作品《黄金时代》和《情人》蕴含着他们孤独且骄傲的个人气质。王小波在谈及自己创作的师承时,杜拉斯是他提的最多的作家,王小波毫不吝啬其对杜拉斯的赞扬和喜爱,他在《黄金时代》的后记中用“风华绝代”来形容杜拉斯,并且说:“我把杜拉斯看作我的老师。”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情人》是王小波所最为推崇的。他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中谈到《情人》时说:“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王小波对于《情人》的接受并不仅仅是停留在阅读阶段,而是在将《情人》的文艺理念和叙事策略落实到了自身的创作当中,创造出他的宠儿——《黄金时代》。

王道乾先生对于《情人》诗意的翻译将王小波和杜拉斯偶然地联系到了一起,然而这二人的类似的成长环境和在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性格则是他们相遇的偶然中的必然。杜拉斯出生和成长在20世纪初的法属殖民地,在以征服和被征服的殖民社会中杜拉斯以一种双重性的身份存在着,生长出偏执反叛的个性,也对于自己的存在保持著敏感的审视。就王小波的情况而言,他青年时代的成长轨迹在知青上山下乡等运动的时代大背景下曲折前行,在荒诞世界中,王小波选择了一条张扬自我、特立独行的存在方式,这在之后的时间里成为他小说当中人物的最重要的精神品格。正如他们的小说所反映的那样,荒诞和非理性的成长环境在他们的生命体验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杜拉斯和王小波是在现实社会里成长出的富有叛逆性的两个骄傲的灵魂,叛逆是二人的生存之道。基于对于自身生存体验的深刻理解,杜拉斯和王小波将自己成长的环境和自身叛逆的个性落实到了作品当中的空间和人物当中,在真实和虚幻中将自传性和小说性结合了起来,诞生出《情人》和《黄金时代》这样的半自传性写作的文学成果。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将对《情人》的接受和自身的创作融合到了浑融的境界。作为对于自身过往时光的再现和审视,《黄金时代》的内容和形式上出现了很多对《情人》的借鉴,两个作品之间存在着值得探索的研究空间。本文试图证明《黄金时代》是王小波对杜拉斯《情人》的接受成果,论证从接受学的视角出发,沿着叙事空间、叙述策略和性爱与存在这三条轨迹进行。

一、诗意和荒诞并行的叙事空间

随着20世纪末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型,空间理论日益成为文艺批评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杜拉斯作品中的蕴意无穷的叙事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叙事空间是社会、文化、地域的多维存在,是杜拉斯所构筑的文本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作家,杜拉斯具有强烈的空间写作意识,这一点正如劳拉·阿德莱尔在《杜拉斯传》中说的那样:“在她的生命和在她的作品中一样,地点始终具有决定性意义。”基于自身成长境遇中的一系列文化地理空间,杜拉斯从自身成长经历的环境出发,将其艺术真实地应用到了自己的小说中,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理解。印度支那的童年经历给《情人》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杜拉斯说过:“童年之外的任何经历对我再没有任何用处。”王小波同样也将他成长的空间应用到了文学创作的叙述空间中,他的《黄金时代》就是基于他年轻时候知青经历的文学创作,十五队和清平山承载着王小波对于过去的记忆。两个作品在叙述空间的安排中出现了默契的契合,《情人》的空间叙述中所构筑的诗意和荒诞是两种基调,在很多年后出现在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

(一)荒诞空间:现实世界的文学再现

荒诞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所普遍反映的环境氛围,是作家对于混乱无序的非理性社会现实的艺术的思考,加缪在《西绪弗斯神话》中对荒诞做出描述:“在一个突然被剥夺掉幻象与光亮的宇宙里,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一个异乡人,既然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园的记忆或对已承诺乐土的希望,他的放逐是不可挽回了。”这种人与所生存环境之间的疏离就是荒诞的本质《情人》和《黄金时代》的荒诞叙述空间正是杜拉斯和王小波基于人生经历而对于社会现实做出的文学的观照,作品中荒诞的根源是无秩序世界里强权意志和个体意志之间的冲突,这种荒诞由人物的外在生存空间延伸到了内在的精神空间。

在《情人》中,“我”的家庭是摧毁“我”的最典型的荒诞空间,而这种荒诞空间的形成又直接来源于殖民政府对于母亲的压榨。生存的压力让利益取代亲情成为家庭的纽带,在这个家里面自私的人性导致的深刻冲突充斥着生活,母亲的病态、大哥的暴虐、小哥哥的懦弱和“我”的怨恨在混乱的气氛中不断发酵,在日复一日的争吵、打骂中演化成了没有穷尽的痛苦,家在病态、畸形的狂欢气氛中演绎成了扭曲的荒诞空间。《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所生活的十五队是当时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非理性社会的缩影;在十五队人们习惯并且乐于迫害他人,在对他人的摧残中享受着病态的快乐。他者意志毁灭了人的自我意识,陈清扬被人叫作“破鞋”,王二被军代表定义为“坏分子”,而后在两人出逃回来后,大家又乐于给他们“出斗争差”“斗破鞋”,甚至把这些当成了日常的娱乐活动,人性的阴暗在荒诞世界的狂欢中野蛮生长演化成了罪恶,人彻底丧失了人性,沦为被权力秩序所异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奴隶,而王二和陈清扬是荒诞空间里存在着的两个唯“一”的人。

(二)诗意空间:彼岸世界的理想追求

诗意是东西方文学中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品格,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田园牧歌生活,也是中国老庄传统里纵情山水之间的自然之道。在两个作品中,与荒诞空间相对应的,是男女主人公二人隐秘的、自由且浪漫的诗意空间,是《情人》里的渡船和房间,也是王二和陈清扬的清平山。在诗意空间里他们遵循着自由意志勇敢地生活,张扬着自己的生命力。

诗意空间的构筑一方面是来源于和荒诞空间的远离,《情人》里的房间在喧闹的街市里给“我”和他营造了一个安静、隐秘的私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展着极致的性爱《黄金时代》中清平山远离十五队,山上的生活是王二和陈清扬的黄金时代,回到了山下就要饱受“人世间的摧残”。另一方面,诗意是情感和环境的浑融,两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在美好的环境里相互遇见,情感在浪漫的气氛里流淌,在不经意间达到了灵魂的碰撞。同时他们的感情也融入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在情与景水乳交融的过程中升华出诗意的气质,在诗意的映衬中进行着对于事件的叙述。

从叙述空间和主人公的关系来看,与压抑人、异化人的荒诞空间相对应,在诗意的空间里人的自由意志受到肯定,“我”和中国情人、王二和陈清扬可以在诗意的空间里袒露灵魂里最真实的自我,并以这种真实的自我来追求和享受内心渴望的性与爱,在充满着虚伪的世界里享受作为人真实存在的快乐。《黄金时代》将空间的诗意表达到了极致,“陈清扬说她躺在冷雨里,忽然觉得每一个毛孑L都进了冷雨。她感到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忽然间一股巨大的快感劈进来。冷雾、雨水,都沁进了她的身体,那时节她很想死去”。诗意空间里男女主人公通过性交来体验到身体极致的快感,在肉体的接触中灵魂也逐渐浑融,在诗意空间里人性在自然当中获得了解放,他们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体味到了存在的快乐。

(三)空间对照

《情人》和《黄金时代》在文本的世界里构筑了荒诞空间和诗意空间这组二元对立的关系。主人公从压抑人的荒诞空间逃离到张扬人的诗意空间,性爱所代表的对于存在的追问是他们实现逃离的手段。在这组对立关系中,象征着美好的诗意空间观照着丑陋的荒诞空间,在美与丑的对照中体现出诗意的裁判。然而,这两种空间不对等的地位势必会破坏对立关系的稳定性,荒诞空间的基础是最普遍的社会现实,而诗意空间的基础则只是两个人的美好理想,理想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性决定了诗意空间势必无法彻底摆脱荒诞空间的作用,并且在男女主人公热情过后,荒诞空间吞噬了诗意空间《情人》和《黄金时代》的结局都是诗意幻灭,在人物的诗化空间被现实中荒诞的狂欢空间所毁灭的过程中人物明白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主人公各自别离,回归到各自现实的生活轨迹。这种境遇的设置是杜拉斯和王小波对于现实深刻的认识,诗意的黄金时代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而现实才是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难题,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使得文本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现实的生命力。

二、以性爱来追求真实的存在

在《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借用十五队牛被骟的故事来暗示在极权社会里人在环境的异化中个性的丧失,而异化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性压抑。性是生命的原始沖动,代表着生命本质的存在,所以王小波借王二之口说自己永远不会被骟,会永远坚挺。王小波试图通过性来挽回人存在的意义,他在《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中说:“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成为生活的主题。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王小波的这种通过性来思考存在的文学理念和杜拉斯形成了巧妙的默契,性是《情人》和《黄金时代》的主要内容也是两部作品的魅力所在,与性相伴相生的是男女主人公深藏一生的爱。在性爱当中,他们曾经获得过存在的真实。

(一)存在的困惑

关于存在的讨论是两个作品共同的主题,也直接决定了故事的生成和走向。存在是人类面临生存困境的20世纪文学所表达的普遍主题《情人》和《黄金时代》分别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当时的人的存在进行了审视。在故事情节里,关于存在的追问直接决定了人物的生命轨迹:《情人》中“我”之所以会坦然和他发生联系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远离家庭里让“我”厌恶的存在境遇。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把故事情节和存在之间的联系更加丰富化,陈清扬找王二是因为本质上是为了讨论她的存在;王二为了更好地存在跑到了山上却又因为证明自己的存在回到了山下。

人的存在本来是一件客观事实,却因为荒诞空间里“他者”的意志而消解,《情人》里大哥哥的野蛮支配和母亲的偏爱让小哥哥和“我”在这个家庭里活得并不快乐,缺失了存在感。《黄金时代》里特立独行的王二因为和人们不同的利益关系而“存在”或者“不存在”,他触犯了军代表的利益,直接成了“不存在”。所以就连王二也疑惑自己的存在。在个体意志被忽略的荒诞空间里,个体的存在是身不由己的,在这种状态下此在的可能性遭到了环境的否定,自我被存在空间所扭曲,无法体会到存在的快乐,对于自己的存在充满困惑,所以主人公们必须做出改变来寻找丢失的存在感。这种情况下作为人的原始欲望的性爱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在体会到性爱的快乐后回到山下的王二发现人的存在,与他人无关。

(二)由性爱来追求真实的存在

《情人》和《黄金时代》里的男女主人公是“非人”的世界里难得的人,他们在情感荒芜的世界里有着强烈的情感诉求,性爱是他们自由意志下追求真实存在的自由选择,正如《黄金时代》里王二所说的,他的生殖器正如他的存在之本身,在性与爱的快乐中,他们体验到了真实的存在感。

1.由性及爱

性爱是由性和爱组合而成,一个是肉体的缱绻,一个是情感上的融合。在《情人》和《黄金时代》的故事中两个人的状态是由性到爱,由肉体的结合过渡到灵魂的结合,最终成了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情人《情人》里面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这段关系,但是当“我”在邮轮上听到一个年轻人弹奏的华尔兹时候却泪如雨注,很多年后中国情人打电话说永远爱“我”。杜拉斯和王小波都是追求绝对爱情的人,爱情在他们的生命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情人》和《黄金时代》作为半自传性的小说,客观反映了他们这种情爱观,性是通向爱的路径,性是当时的欢愉,而爱才是永恒。

不管是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还是王二和陈清扬,都是在自身存在被否定的境遇里通过性爱来获得生命的真实快乐,他们需要通过性爱来寻找肯定的自我,在这种寻找过程中,性只是为了确认,爱才是真正的所求。人物以性养爱,在性的过程中确认了彼此的爱,陈清扬在后山上的一次性交中体验到了脚底腥辣的感觉,在王二偷偷亲吻她的肚子时,说:“好危险,差点爱上你。”也是在王二扛她上山拍她屁股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从而确认了这种猛烈的爱。爱是最透彻的生命体验,是永恒的灵魂交融,陈清扬说这是无法改变的罪孽。

2.两性关系

就性爱双方的关系而言,女性地位的张扬是实现狂欢式性爱的关键所在。在传统文学的男性话语体系当中,女性一直都是“他者”和“被看者”形象,在男女关系中一直都是被支配的对象,然而《情人》和《黄金时代》颠覆了这种女性的被压抑地位,赋予了女性独立的自我。在两个作品故事的开头女主人公依然是处于一种“被看”和被从属的地位,《情人》开头着重描写了“我”在别人眼中的样子,《黄金时代》里陈清扬一开始就被人稱作“破鞋”。

针对“破鞋”的问题陈清扬说她丝毫不怕成为“破鞋”,她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面对支配人的社会体系,两个女主人公是不屈服的,自我张扬的需求使得她们在接下来的性爱关系中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第一次性交的发生都是女方的决定,女性的意志直接主导了情感的走向。相对于女性而言,《情人》的男主人公处在一种弱化的地位,甚至像是一种象征;然而到了《黄金时代》,男人的形象得以丰满,作用也趋于上升,王二让陈清扬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在性爱关系中两人处于水乳交融的状态,难分彼此。

阶级差异是两性关系中无法忽略的因素,在一个混乱的荒诞时空里他们因为彼此的情感需要而走到了一起,然而情爱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性让他们在情爱之后必须回归自己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轨迹。很多年后,王二依然浑浑噩噩地度日,陈清扬却早已经变回了一个香喷喷的lady。

3.性爱的快乐和真实

性爱作为人的原始欲望,就像使得亚当和夏娃成为真正的人的“禁果”一样,能够给予人最真实的存在感,人的自由意志在性爱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性与爱的发生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基于对爱的渴望。在这种过程中,他们透过自身的力量感知到了真实的存在感,也在这种充满着性爱狂欢的存在中体验到了生命最为本真和极致的快乐。两部作品的人物在性爱中构筑了他们诗意的空间;回首过往,这就是他们人生的黄金时代。

这种感觉的表达在《黄金时代》里面达到了浑融的境界:“坐在小屋里,听着满山树叶哗哗响,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翘翘地向上。到潮退时我也安息,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寻找存在的陈清扬走进山来的时候,四野空旷,山风浩荡,她看到王二赤裸如童子,端坐在草屋的竹板床上:“阳具就如剥了皮的兔子,红通通亮晶晶足有一尺长,直立在那里。”她登时惊慌失措,叫了起来,终于把所有的世俗考虑与身上的白大褂一同脱下,走上前去,两人共同进入那种自由放达、物我两忘的身体狂欢。在这远离尘嚣的身体乌托邦中,两颗原本相去遥远的心脏开始相互靠拢,虽然陈清扬一再告诫自己不要爱上王二,然而身心合一的自由欢愉终于战胜了世俗方面的理智考虑,他们在性爱中把握了自己的“此在”。在清平山王二扛着她过河时一巴掌拍在她屁股上的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王二,而且她说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三)回归现实

通过性爱和诗意空间,杜拉斯和王小波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世界,然而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构筑这种理想的同时就已经看透这种理想无法持久;在普遍的荒诞现实面前,两个人的情爱是无力的,并且终将被现实所吞噬。所以《情人》中“我”回到了法国,他娶了中国的新娘;《黄金时代》里陈清扬选择回到人世间接受摧残,并且和王二各自别离。人的存在始终摆脱不了现实,虽然他们为了获得存在感会有诗意的追求,然而现实才是他们存在的基础,他们必须回归现实《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下山后本来有很多选择可他们偏偏要选择回到十五队,这是他们命运里犹如《俄狄浦斯王》的“三岔路口”一样的偶然当中的必然。

人物在逃离和回归中逐渐由个性向社会性妥协,以陈清扬的表现最为典型。在一开始,陈清扬在被支配的境遇里是不屈服的,对于人世间的丑陋也是不理解的,她不明白别人对于她的迫害,她认为自己是无辜的,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来化解现实对于她的迫害,并寻求自己的幸福。然而,在和王二逃离后她逐渐明白理想的世界只不过空中楼阁,她所厌恶的现实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她选择回归现实接受人世间的摧残,在被摧残的过程中她在交代材料里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即使她直到很多年后仍然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她也仍然不曾理解这个社会,但她已经学会了适应这个社会,由主动积极地同现实生活做斗争改变为圆滑地适应现实的规则,甚至是病态地享受,“她很愉陕,人家要她做的事情她都做到了,剩下的事与她无关”。她和世界妥协了,也正因为妥协让她在很多年后有了相对于王二的落魄的体面的生活。然而,陈清扬却仍然坚持对于王二的爱,是无法改变的,这是黄金时代里她唯一的残存。

王小波借王二的口吻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还不相信自己会受锤,觉得自己会永远坚挺。“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然而恰恰是他所厌恶的最世俗的东西摧毁了他的理想,“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他和陈清扬如同《情人》里的男女主人公那样为逃离现实而相爱,又因回到现实而分别。对于他们来说黄金时代只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与现实的相处,在现实当中的存在,才是人一生的主题。

三、契合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最接近《情人》的作品,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穿梭在二元对立的虚幻的诗意空间和现实的荒诞空间之间,试图逃离荒谬的秩序,选择用性爱来体验生命的乐趣,思索人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这种文本的传承是20世纪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来当代文学学习西方文学的普遍现象当中的一个鲜明的个例,然而,这种接受的形成在这种时代氛围的共性当中又存在着深刻的个性,就是王小波和杜拉斯之间的灵魂的契合。

《黄金时代》和《情人》作为小说却具有深刻的自传性,故事的内容和作者的经历感受息息相关,表面的小说性背后,蕴含着他们生活的体验和思想的积淀。作者的意志主宰着文本的构筑,所以作者本身的相似就必然会影响作品相似风格的形成。杜拉斯和王小波是特定时代里扭曲的东西方文化空间里生长出的骄傲的灵魂,他们于无爱的世界中追求爱,在异化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本性,与丑陋的现实保持着诗意的距离,在这种距离中观照现实,也捍卫着自己的存在。他们无法忘怀发生过的事情,同时也将记忆幻化为诗意,他们愿意将自身的生命体验借由文学表达出来,一半是现实,一半是虚幻。他们敢于再现时代的丑陋,又毫不吝啬地给予其以诗意。在《情人》和《黄金时代》中,现实的异化和存在于性爱之中的诗意是故事内容里最为核心的轨迹,这两条轨迹是美与丑的相互观照,它们的汇合之处就是人的存在困境。作品当中的主人公在性爱中获得了超脱于现实的快乐,然而,杜拉斯和王小波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把故事的走向偏离与现实的规律,结局都是以诗意被现实所吞噬而结束。故事主人公曾经逃离过现实,却在最后又不得不回归于现实;对于他们而言,相爱的黄金时代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关于存在的苦苦挣扎,才是生命的全部。但是,爱是不可忘记的,早已经成了他们永恒的罪孽。

王小波接受了《情人》,并且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空间将中国版的“情人”付诸实践,在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延续和传承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二人对于人最原始热忱的爱。王小波《黄金时代》在接受《情人》的同时,也做了相当程度的变异,将空间和性爱的浑融达到了极致,这使得《黄金时代》具备了有异于《情人》的审美意蕴,也使其成为有如《情人》一般伟大的作品。在二十年的雕琢中,《黄金时代》达到了王小波的叙述和思想感情融合的最佳状态,他本是有可能在《黄金时代》之后,以其为基础写出超越《情人》的作品的,但是,正如他作品所反映的那样,现实将美好的可能变成了遗憾。 杜拉斯和王小波都是极富个性的伟大作家,他们之间的联系因为王小波的离世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黄金时代》当中,在阅读和研究《黄金时代》的过程中依然可以感知到王小波生命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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