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 王晓航
摘要：《伤逝》以“复调性”的叙事特点成就其启蒙文本的经典性。在它的启蒙话语体系中，涓生的启蒙意图是显在的，他不仅把子君作为启蒙的对象，同时也以意定的形塑目标，无意识地遇合着男性中心话语的合法境遇。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启蒙与生命醒觉之间仍然存在距离，它们以晦暗未明的形式言说着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精神隔膜，也暗示着在启蒙话语下寻求妇女解放之路可能出现的历史迷误。
关键词：鲁迅 《伤逝》 精神启蒙 生命醒觉
鲁迅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着“灵魂在杰作中冒险”的生命体验，同时也形成了“回到鲁迅去”与鲁迅阐释偏误共在的命运。钱理群先生用“复调性”来理解鲁迅作品中出现的这种深刻的多意性，他认为在鲁迅的作品里“总是同时有多种声音，在那里互相争吵着，互相消解、颠覆着，互相补充着，这就形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性，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找不到许多作家所说的和谐，而是充满对立因素的缠绕、扭结，并且呈现出一种撕裂的关系”。这样的创作状态自然带来了作品本身的多义性以及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作为鲁迅精神文本中的杰出之作，《伤逝》的创作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正如茅盾所言：“《伤逝》的意义，我不大看得明白。”
一、启蒙角色的话语优势
1924年10月，鲁迅完成了《伤逝》的创作，这是鲁迅白话小说中唯一一篇直接以婚恋关系为题材的小说。研究者把更多的阐释热情或者放在对青年男女婚姻悲剧成因的探讨上，认为《伤逝》立意批评的是“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和幸福，缺乏更高远的社会理想来支撑他们的新生活，因而无力抵御社会经济压力”。或者直接将反思批判的锋芒指向以长班的儿子、搽雪花膏的小东西、局长、久不问候的世交为代表的社会势力，指出“倘若没有外界的更大压力的话，涓生本来可以依靠这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理智的道义观念将二人表面的和睦关系支持下去的”。或者结合鲁迅与许广平、朱安的情感纠葛，点明这些表现在“恋爱结婚中的两难困境及其解脱方式”未尝不是“鲁迅的一次个人心路，或者说是其以个人的处境、心路为基础的一次推衍”。这些基于《伤逝：》显在意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使一些批评的话语成为一种历史的定格，左右着人们对《伤逝》多重文化意蕴的深入理解。
《伤逝》是一篇典型的启蒙小说。在《伤逝》中，涓生既是这个悲剧故事的当事者，也是叙述者。外加叙述语气极尽哀伤和悔恨，开篇即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入题，自然成为引导、控制作品情绪、情节和伦理价值观的主宰。涓生拥有言说这个悲情故事的话语权，涓生说什么和怎么说，成为关键。他直接塑造了子君的形象，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涓生、对子君的认识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我由对他者的理解而创造出来，他者因区别自我而创造出来。它们彼此创造，并维持彼此的经验。每一种均使对方成其所成”@。因此，当读者阅毕全篇，自然会对那个挣扎在沉默，开口、充实，空虚、爱，不爱之间的“启蒙者”充满同情，并把涓生的“悔恨”与“悲哀”最终坐实在他不该或不该早把“不再爱她”的事实告诉子君。
爱的选择抑或不爱的放弃均属个性追求的范畴，并以“真实”来命名，自然会为涓生的选择冠以合法化的徽号。以此作为痛悼“伤逝”的理由，换来的是对伤悼者的伦理同情，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以涓生为代表的个性主义者的道德谴责。为此，人们更加理解那些生活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启蒙者及其精神痛苦。他们要么为了遵循伦理道德的良善牺牲自己，以文化的改良和对他人的救赎为使命，要么“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领受着“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父母之邦矣！”的悲苦命运，达到个性精神的彰显并义无反顾地承担苦难。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叙述症候中，无论是孤独的战取，还是殉道的牺牲，多少都会得到某种精神的礼遇，也决定了两性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人们会毫无例外地对涓生的痛苦和挣扎致以同情的了解，将他自圆其说的“自言自语”作为合法言论的精神基础。而把更多批评的话语、深以为憾的目光置于子君，赞佩婚前的子君思想的彻底和行为的勇敢，责备婚后的子君从思想到行为的平庸与怯弱，并反复引证鲁迅在《伤逝》中的原话：“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将经济权的获得以及爱情在婚姻生活中的可持续性思考的缺失，归咎于子君，并以“无词的言语”的方式，将子君悬置于无可抗辩也无从抗辩的精神荒野之中。
二、启蒙对象思想发展的正常式
在涓生的阐释中，婚前的子君更富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光芒，她俨然催生于那个时代，成为凤凰涅槃式的“时代女神”。那些来自涓生那里的精神启蒙，勇敢的子君不仅充满憧憬、欣赏和信任，而且很快就有了啟蒙后的效果，在思想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就连她的精神导师涓生也不得不为之叹服。而且这种“比我还透澈、坚强的多”的思想很快就有了实际的行动，子君可以大无畏地镇静地穿行于“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目光”，“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作为思想导师的“我”则“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这些叙述内容敞开了子君作为“五四”之女的思想觉醒和精神风貌，她的自信、勇敢和独立给涓生带来极大的精神震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照见他灵魂深处的“怯懦”和“瑟缩”。然而，子君的变化也是迅即的，之如她迅速地接受崭新的思想。伴随“安宁而幸福”的婚姻生活的到来，那些“精炼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逐渐黯然并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形貌上的怯弱、颓唐和犹疑。子君由那个封建家庭的背叛者退守到自己用双手营造的家庭中，直线地完成着“娜拉”出走离家到出走回家的过程。“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都全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催促吃饭而打断”。子君耽溺于婚后的家庭生活，在饲油鸡、饲阿随，以及与小官太太的暗斗和怄气中分散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很快引起涓生的不满和不快，于是，“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对于相恋的男女而言，隔膜的产生源于爱的消失，源于交流的中断和阻塞，源于精神世界里出现了完全不搭界的区隔。那些“放怀而亲密的交谈”为何会在婚后不过三个星期就不复存在？那些热烈而纯真的爱何时成为“盲目的爱”？当我们细查涓生反复申诉甚至是一厢情愿的理由，不得不对男主人公是否是一个可靠的说话者产生怀疑，对以涓生为代表的启蒙话语产生反思。恰如帕特里克·哈南所言：“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尽管满心悔恨，却并没有在道德上和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他‘并没有特别说谎，但却并没有充分反映事实，也没有真正凭良心说话。”
在笔者看来，婚后的子君并不是婚前子君突变后的结果，而是子君思想发展的正常式，是她在家庭这一更日常性的也更人性的环境中，自然而真实地呈现着自己。正如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思想实际一样。子君一腿迈向现代的同时，另一腿仍然深深埋在传统观念和传统制度的束缚之中，支撑她行为的还是那个生活在转型时代未曾摆脱传统束缚的思想事实。她属于过渡时代，她的思想也体现出过渡时代特有的“间色”，而这些正是为涓生所忽略的。应该看到，子君在婚前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爱的启蒙和激发下，显现出思想的彻底和无畏，在这里，爱是基本的前提。而婚前和婚后迥然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变迁，而且是涓生正视的所谓不同，不仅局限于对精神导师思想启蒙的现实回应，也是对爱及爱者的回应。当无爱或者无爱人关注的时候，自然会退到思想出发的始点，固守在一个长期生活在封建闺训和传统体制下的思想状态，甚至可以说，对于生活在旧式家庭和封建闺训中的子君，远远没有走出旧式家庭。因为，“千百年来，爱不仅一直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领域，而且事实上一直是女性能够实行她们一切愿望的唯一或重要门径”。
波伏娃这样提道：“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这种等同于全部生存的爱情应该就是涓生所说的“盲目的爱”。在涓生“为人生”的启蒙视野之下，这种爱是无力的，并且是可鄙的。而事实上，“盲目的爱”首先是一种无功利的爱，它表征着人们在爱情生活中的沉迷状态，也意味着爱的纯粹。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子君对涓生的爱都是无可置疑的，带有浓郁的“盲目性”。是爱，让婚前的子君变得勇敢无畏;同样也是爱，使婚后的子君忘我地不辞劳苦地操持家务。即使当涓生将不爱子君的事实告诉了她，始终深爱涓生的子君在离开之时，仍然不忘将兩个人最后的生活资料留下来。可以说，子君是以她的方式竭尽所能地去爱着涓生，在爱的给予和付出方面，子君达到了其思想范畴内的极致——“爱就成为一个人”。也如黑格尔所言：“爱是不可思议的矛盾，绝非理智所能解决的。”
三、未完成的生命醒觉
比之出身于旧式家庭，对近现代个性解放思想知之甚少的子君，涓生更多是以知识的布道者和思想的启蒙者，出现在两个人的爱情关系中。所以，从恋爱之初，在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天平上就存在着不平衡状态，在爱的给予和付出方面也相应出现不对等的现象。一个是启蒙者，一个是被启蒙者;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涓生作为知识分子，领受着“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所以在精神上决定了子君仰慕和仰赖于他，这也是二者爱情发生的精神始点。正像绝大多数的师生恋一样，在那爱情发生之初，显然已经种下了牺牲的种子，并且在本质上也决定了子君对涓生精神上的依附关系。
事实上，这个子君无限爱慕并依赖的涓生，正如“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一代青年一样，对苏生的新路也是茫然失措的。纵观《伤逝》全篇，诸如“空虚”“寂静”“虚伪”“枯坐”“清静”“虚空”等词多频出现，昭示着作为启蒙者的涓生迷茫惶惑的心理状态。所以那种“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的“盲目的爱”，同样在精神层面完成了对涓生的救赎，仗着它逃出“寂静和空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涓生对子君的爱并不是纯粹而成熟的爱。
正如涓生并不是—个完全成熟的启蒙者一样，对未来的新路他同样迷惘困惑，他只是抓住了启蒙主义的表象。
这样的思想认知，决定了涓生对子君的爱情更多是从启蒙视野表层出发，他迷恋的是回应其启蒙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子君，是那个抛弃了封建家庭、背叛了传统世俗、有决断力有自信的出走的子君。换句话说，当涓生与子君交往的时候，更多的是将子君作为启蒙者理念化或想象化的人物进行预设和形塑的。当涓生看到自己得意的门生，在他的引导之下走上新生的道路，既是他启蒙成功的时候，也是涓生爱情理想得以践行的时刻。而当子君与涓生的爱与启蒙理想相左，他马上将这份爱定义为“盲目的爱”，并让位于所谓的其他的“人生要义”。他对那个满心憧憬而又满腹心事的子君，其实是知之甚少。婚后的隔膜实质上在婚前就已经潜存的，只是涓生无暇了解或无从了解罢了。涓生更多乐于从自己热衷的领域出发，发挥着话语权力专属的作用，忽略了或者从来未曾设身处地从子君的角度出发，去对接子君的思想实际。而事实上，所以，《伤逝》中的子君不仅面目模糊，而且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点头的回应和无语的沉默是她在作品中的常态。她没有言论的空间，甚至没有言论的机会和勇气，自然无法唤醒真正意义上的生命醒觉。
子君的思想状态，这一方面源于她的思想能力，另一方面不得不归咎于作为男性中心话语对她的天然威慑。对于子君而言，她一方面长期接受着父辈文化的压抑和剥夺，另一方面，当涓生以爱的名义对她进行思想启蒙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压抑和剥夺。那份活在男人心灵深处的男权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便在现代的进步的社会，也时常会以另类的形式隐约出现，也许他们无从知晓，也许是有意或无意地践行。而女性，正如作品中的子君一样，因为囚守而离开父亲的家，又在丈夫的家里得到了新的囚守。在这走不尽的生命轮回，走不完的生命怪圈里，倾诉着臣服在父权、夫权所构成的男性话语下的女性个体的生命隐痛。行走在这条悲苦之路逆向救赎的道路上，除了权利环境的改善之外，那份源自女性自身的生命醒觉急需尽早地被召唤出来，除此之外，别无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