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瑛莹
摘 要：佛道之争自从佛教传入并成体系后便一直贯穿在我国宗教的发展史中，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宗教思想拉锯战，在唐初到唐末的这段历史中达到极盛，并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酉阳杂俎》作为一部极物博览之书，自然对其有所反应。然而作者段成式对于佛道争锋本身态度又是否持中，则与他个人所受的宗教影响关系深远。
关键词：《酉阳杂俎》 段成式 佛道之争
宗教对于文学的影响，从里到外能够分为三个层面，即于作品、作者与社会背景之中的反映。虽然于作品本身和作者个人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易于表达，然而其对于社会背景的宏观影响经由作品所反映而呈现出的当时社会风貌，却是研究一代文学所不可缺少的。佛道二教均历史悠远，而为争夺有限受众、思想高峰与执政者青睐，从佛教自西土传入中原发展壮大便一直伴随有佛道之争，千百年来纷扰不休。自东汉明帝时枷摄摩腾与诸道士论争开两教争锋之先河，后争斗不断，在不断纠缠和抵抗中互相进步，其争斗亦愈演愈烈，于唐代达到高潮。
唐代佛道二教发展均可谓“极盛”，诸如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因素在当时都成为二教消长的助推力，因而两者在当时的交锋可谓空前。作为一部可谓是唐代社会生活大杂烩的《酉阳杂俎》，对于贯穿全唐的佛道之争，自有其文学性折射。以下将就三个方面于佛道之争中《酉阳杂俎》及其作者所表现出的态度进行浅探。
一、段成式与《酉阳杂俎》 段成式，字柯古，唐代志怪小说家。他嗜书如狂，博闻强识，学识渊博，年轻时曾随父亲段文昌转徙各地，了解各地风俗人情及趣闻轶事，开拓了生活视野。加之他精研苦学，博览包括官府秘籍在内的大量图书，方有《酉阳杂俎》而后之成。其晚年居长安时闲放自适，对佛教典籍爱不释卷，加之幼时所受熏陶，信佛读经，避匿于佛理。段成式诗可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其中多避世消极之意，如《醉中吟》：
只爱糟床滴滴声，长愁声绝又醒醒。∥人间荣辱不常定，唯有南山依旧青。
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遭遇不满时，段成式信佛读经的生活给予其一定的宗教皈依。
《酉阳杂俎》为段成式所作之笔记小说集。其中“酉阳”一词有梁元帝“访酉阳之逸典”意，自认其作之庞大驳杂、包罗万象，堪比酉阳逸典。作者段成式自言其成书乃“固役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因而其中有大量的关于仙佛鬼怪故事的描写。具体分为前卷20卷，续卷10卷共6篇，内容涉及广泛，志怪写实无所不提。在志怪猎奇之余，《酉阳杂俎》因其内所含的大量有关唐代风土人情及社会风俗的历史材料，其对于唐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酉阳杂俎》的诸多篇目之中，有涉及对佛教与道教叙述内容的篇目有许多，如《玉格》《壶史》《诺皋》《支诺皋》《怪术》等，其中多有佛道二教经典故事载录，亦有诸多对于当时社会所涉之奇闻逸事的描绘。例如，不空与罗公远陛下斗法、一行阅典、王布之女，等等，后将详述。
二、唐代佛道发展轨迹浅述 历史发展至唐朝，统治者对于宗教相争，身份已从一开始的超脱在外的旁观者、劝谏者演化为主导者和控制者，而佛道二教也将更多视角放置于统治者，将谋求统治者认同当作一个传教的重要手段。因而政治原因成为唐代佛道之争导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氏建国后，为抬高门第、求祖先之名荫蔽，上认道教教主老子李耳为祖，而道教因此也成为李唐国教。然而之后随着玄奘取经和武周立国，佛教的地位也随之一步步得以提升。武则天通过伪造经籍等行为，借佛抗道，为自身谋求与李唐足以分庭抗礼的宗教力量，使得佛教在唐朝得以进一步昌盛发展。之后随着政权回归李氏，佛教道教地位又一次发生改变。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平息，战火动乱、民生凋敝、经济下滑等李唐国运走向颓势的征兆，使得统治者归于佛教寻求慰藉。而随之来的弊端则是，由于寺庙僧众过多，佛教的不断发展影响到了社会经济和人口的进一步发展。在一系列矛盾的不断堆积下，最终于武宗时爆发了“三武灭佛”之一的“会昌法难”，佛教地位跌落谷底。而后随着社会情势的不断恶化，统治者对于佛道二教相互斗争的控制力减弱，二教又趋于平衡。
三、《酉阳杂俎》中的佛道之争 历来佛道争锋，其由有四：一为夷夏之辩，二为教长长幼，三为经籍述典，四为治世惑世。
首先，道教徒认为道教为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一脉所成，为华夏自家，而佛教则来自印度，故而为夷狄之教，夷不及夏，故中土之人不屑于佛而多归于道。于此佛教徒有华夷之道外异内同的辩驳。
其次，教主生诞先后的问题也是双方争论的一个重点。为此双方不惜伪造历史。最为著名的是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而佛教徒也宣扬过三代时即有佛陀现世，周代佛法已传入，而孔子已知佛教，编造《清净法行经》宣称儒童菩萨即孔丘、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等妄说。于《酉阳杂俎·玉格》中，有“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弋、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支《复位经》是也”{1}，“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气如弹丸，入口而孕……又曰老君有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2}等说，可证二教发展至唐代，其于教主生诞方面的争锋依旧存在。
再次，佛教徒以佛典浩瀚完备而贬低道教，更对道教徒为求在数量上同佛教齐平而大肆拟造的经典而进行不遗余力的揭露，以达到贬斥对方的目的。
最后，道教徒以不奉佛教的帝王治国年份长远，而信奉佛教的朝代国祚短的三破论攻讦佛教“修身破身，修家破家，修国破国”，而佛教徒则反驳以“接尧舜独治，不及子孙，夏商周秦，王政数改”{3}，指出国祚长短取决于帝王本人而非是否信奉佛教。
佛道二教的争锋虽多以典籍互讦、唇枪舌剑为形式，然而争宠于上位、相互詆毁、递相贬斥的行径却同样存在，而诸如僧道斗法、经籍互诘等事件上，《酉阳杂俎》即有记载，如：
（僧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数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图》《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后生颜子也。”endprint
——《酉阳杂俎·怪术》{4}
还有篇目记载了僧道于皇帝面前斗法以博宠幸：
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敬之。岁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刚三藏设坛请雨，连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于寺庭中捏泥龙五六，当溜水，胡言骂之。良久，复置之，乃大笑。有顷，雨霁。
玄宗又尝召术士罗公远与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
又与罗公远同在便殿，罗时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师如意。”殿上花石莹滑，遂激至其前，罗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举手示罗如意。
——《酉阳杂俎·贝编》{5}
进而有更加符合《酉阳杂俎》其志怪猎奇风格的仙童佛子之斗：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镪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如麻线，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飞，布亦意其圣贤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首而失。
——《酉阳杂俎·天咫》{6}
虽然段成式于《酉阳杂俎》之中并未直接描述个人情感，但是通过第一则僧人对于道教典籍的无意识贬斥，佛典高于道经、僧高于道显而易见；第二则僧道斗法，也是以不空完胜罗公远为结局，道子之尴尬隔着书页亦直扑人眼目，只为梵僧之从容高明做出了反衬；待到第三则中的仙家佛家之争，亦是梵僧领先于童子。
因而联系段成式生平际遇，更联系其晚年处境、超脱消极的社会态度、研习佛典和奉佛读经的生活，可从中揣度，段成式于佛道之争中，更偏向于佛家。
成因一方面自有其饱读佛教典籍、自幼深受佛教的影响，更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于其中：段成式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卒于懿宗咸通四年，此时间段正是“安史之乱”后、“元和中兴”前，是李唐国势衰颓、每况愈下而无甚好转之时。于社会黑暗面中所诞生的负面情绪无处倾泻，加之以统治者亦于佛教之中寻求安慰，在不断上升的佛教影响力覆盖之下，看起来更似志怪猎奇的《酉阳杂俎》也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偏向情绪。
{1}{2}{4}{5}{6} 刘传鸿：《〈酉阳杂俎〉校证：兼字词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第58页，第125页，第102页，第45页。
{3} 见《全唐文》卷九百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22页。
参考文献：
[1] 刘传鸿.《酉阳杂俎》校证：兼字词考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75.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