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晓玉
摘 要：本文以《庆湖遗老诗集》《东山词》为基础文本，结合史料，探讨贺铸仕宦经历与其心态、创作的关系。元祐六年的武官转文官，是贺铸仕宦生涯的重要节点。此前任职武官虽沉沦下僚，但他仍渴求出现转机，诗词中多发建功立业的强烈诉求或才高位低的不平之鸣，体现着明确的功名进取意识。转入文阶后，他曾一度满怀希望，但现实境遇的难以改变，最终使其归于消沉、退隐状态。此间作品多呈现生活困顿之苦闷或渴望归隐之心怀，少有豪放之作。贺铸心态、创作上的变化，是其为官经历的真实写照，也与北宋社会文化背景密切关联。
关键词：贺铸 武官转文官 心态 创作 元祐
贺铸生于宋仁宗皇四年（1052），卒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享年七十有四，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他的仕宦历程可分为两大阶段：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哲宗元六年（1091），为武官时期；元六年（1091
至宣和七年（1125）去世，为文官时期。元六年，贺铸由武官转文官，之后诗人心态发生了重要转变。本文拟以元六年为界，将贺铸的仕宦历程，特别是元时期及其前后的为官经历，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求对其思想和创作情况作一些细致探讨，进而对他的心态变化进行分析。
一
贺铸早年自号“北宗狂客”，晚年则称“庆湖遗老”，转变的分界线大体上是元六年。绍圣三年（1096），贺铸在宝泉监任上，为诗集所作序中指出：
庆湖遗老者，越人贺铸方回也。贺本庆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王子庆忌挺身奔卫，妻子迸渡浙水，隐居会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泽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庆氏，名其田曰庆湖。今为镜湖，传讹也。安帝時，避帝本生讳，改贺氏，水亦号贺家湖焉。{1}
贺铸追溯祖辈，表明自己乃忠义豪侠庆忌的后代，庆湖是祖辈隐居的地方。因而可以看出“庆湖遗老”有追随祖辈的意思。自序中还指出“铸少有狂疾，且慕外监之为人，顾迁北已久，尝以‘北宗狂客自况。今老且疾，念归何时？而亟更旧称者，亦首丘之义耳。”{2}由此可知两点：一是贺铸前期狂放不羁，后期消极隐退；二是贺铸选择归隐于山阴之地，而非生养之地卫州，因为这是贺铸十分尊崇的先辈所居住的地方，为了效仿先辈“以持先业，皆力田自洁，不复为仕宦计”{3}。这两点是息息相关的，这与贺铸一生职官迁转情况有关。根据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4}，现列贺铸一生所任职官情况如下：
从中可以看到以元六年为界，贺铸所任官职分为武职与文职，但职位都比较低。元六年文武换官基本处于贺铸官宦生涯的中间时段，是人生心态发生起伏的重要时期。前期贺铸专心仕途，积极用世，试图改变自身地位卑微的境遇，但一直没有成功，最后寄希望于通过换官获得转机，却最终失败，所以决意远离仕途，归隐南方。因而从“北宗狂客”到“庆湖遗老”，这是贺铸自我心态与现实处境调适的结果。
二
贺铸的心态变化在其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元六年以前，诗歌中大多表达着对于仕途的渴望。如有表达自己积极进取的一面，贺铸元丰二年、三年在滏阳做官，关心民众疾苦，如《喜雨》题下作注“己未岁，余官滏阳，涉春旱熟，四月晦，雨始大澍，而二麦已槁死，采老农言，赋是诗”{5}，对于农民麦子因缺水导致枯死的事实进行了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如《春行》和《暑夜》：
风俗喜嘉辰，行乐东城春。人歌芍药章，马度杨柳津。田亩久枯渴，麦芒栖暗尘。焦心戴白叟，日望西郊云。{6}
渴蝉呜中夜，木叶凝无风。襟苎不加带，犹如被蒙茸。三庚信可畏，一扇曾何功。安得解民愠，苍梧理古桐。{7}
前者通过春日里农民忧苦与士人游乐的比较，表达对于人民的同情；后者则表达了自己济世安民的理想。元以前，这种进取的意识是占据了上风的。
从元开始，贺铸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表达自己壮志未酬情感的作品开始变多，但这亦是贺铸对于仕途抱有希望的侧面反映。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次年改元元，由此拉开“元更化”的序幕。此时旧党上台执政，贺铸也由徐州回到京城。由于贺铸与苏轼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秦观、张耒等有一些交情，因此虽然此时仍是沉沦下僚，但最初对自己的前途还是有所期待的。如元二年（1087）正月，贺铸领将作监属官，尽管这是一个低级武职，但他仍不畏强权，秉公职守，杖责“骄倨不相下……盗工作物”{8}的贵人子同僚（《宋史·文苑传》）。贺铸虽然心系天下，但却身处卑位。元三年，面临残酷的现实，贺铸作了《六州歌头》一词，怀念少年之时的豪情壮志，用以表达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间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薄书丛。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9}
当时，宋朝西北边境连遭西夏军威胁、入侵，面对如此危急局面，主政的保守派却一味忍让求和。北宋王朝崇文抑武，词人长期处在武官的队伍中，渴望为国尽力却得不到任何的重用。
由于怀才不遇，贺铸在赠别友人之时，也会为才高位低的友人鸣不平。如元元年（1086）在京作《送李主簿夷行之官河阳》四首其二言：“古时英特士，往往沈下僚，念君鹄姿，首蓬蒿。”{10}其三言：“君才本高绝，流俗固难谐。桂生樗栎林，宁免相突排。”{11}这样的作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仕途进取意识。元三年，贺铸作有《长安在何许》二首：
长安在何许？疑是青天上。矫首西风，溪云断人望。
长安在何许？疑在白日下。徘徊天一隅，华月生新夜。{12}
二诗均是通过对长安的寻觅来抒发自己的进取之心以及壮志难酬的失落。endprint
当然，长期沉沦下僚的生活，也使贺铸生出了些许怅然若失以致渴望隐退之意。元六年二月，贺铸卸任和州管界巡检，返回东京，途中他在高陲作《留别田昼》一诗，其中有云：“云逵谢攀跻，长铗与人还故。异时结驷来南驮，耕者老夫锄者妻。”{13}此时的贺铸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他本长于文辞，但迫于家境衰落，只能依靠恩荫入仕成为低级武官，此后长期得不到重用，因此不免失意。这样的感慨，实为其仕宦生涯后期创作的先声。
元六年（1091）八月前后，贺铸回到东京，随后得到资政殿学士李清臣、翰林学士范百禄、苏轼的举荐，由武官改入文阶，任承事郎。{14}元时期对于武官转文官本有着严格的限制，但贺铸却改官成功，因而此时的他踌躇满志，《易官后呈交旧》一诗典型展现了这种
心态：
当年笔漫投，说剑气横秋。自负虎头相，谁封龙额侯。聊辞噲等伍，滥作诗家流。少待高常侍，功名晚岁收。{15}
在诗中，他期待弃武从文之后能够改变命运，从而收获功名。他的期待并非是没有缘由的，据南宋学者、诗人刘克庄的记载，贺铸在元时已文名颇高，“虽坡、谷亦深嘉屡叹”{16}（《跋徐总管诗卷》）。
但是贺铸改官之后，因病耽误，最后只谋取了一个监北岳庙的职位，他的仕途依旧没有好转。他在元八年（1093）写给友人的《留别王景通二首》其二中，描述自己的仕宦生涯是：“游宦差池大半生，君方倥偬我伶俜。官衔转落百僚底，衫色浑偷两鬓青。”{17}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更为巨大的打击，因而贺铸毅然归隐。这在同年所作的诗词中皆有反映：
我家湖水接山溪，载病东归路不迷。城郭依然辽海鹤，鸿邈矣会稽鸡。可须印绶怀中出，幸有珠玑袖里携。行赋渔歌寄亲串，春风吹渡浙江西。（《载病东归山阴别京都交旧》）{18}
东南自古繁华地，歌吹扬州。十二青楼，最数秦娘第一流。季鹰久负鲈鱼兴，不住今秋。已办归舟，伴我江湖作胜游。（《罗敷歌》）{19}
梦想山阴游冶，深径碧桃花谢。曲水稳流觞，暖絮芳兰堪藉。萧洒，萧洒，月棹烟蓑东下。（《忆仙姿》）{20}
此时贺铸尚在京城，但是他已准备离开，遨游江湖，用扬州、山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选择庆湖作为自己归隐的居处，以一种遗老的姿态来安处晚年。
对于贺铸转入文阶后对官场仕途的态度，程俱在《贺方回墓志铭》中指出：
以老自右选易文阶。时荐者皆有文名，且当路，顾愿为岳祠吏，退居海上三年，乃复就管库。元符、靖国间，除太府、光禄寺主簿，辞不赴，卒请补外。自去姑孰及告老、再仕，凡十五年不离宫祠吏。{21}
岳祠吏属于祠禄官。《宋史·职官志》言：“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22}这类官职往往授予那些“宗室、外戚、老臣等不宜担任职事者……虽无实职，但为官清闲，且俸禄较为优厚”{23}。贺铸甘愿选择有名无实的祠禄官，这反映出他的功名进取之心日益淡化。在经历了各种官场失意与挫折之后，贺铸也充分意识到为官不易，隐居亦艰难，如绍圣二年（1095），《京居感兴五首》其五中“谩赋芳草篇，长安居不易”{24}等句皆反映出生活的艰难，如果没有物质基础，要过退隐生活更是免不了遭受饥寒之苦。
绍圣三年（1096）三月，贺铸前往江夏赴任宝泉监，途径江陵时，他写了很多留别的诗篇，反复强调想要皈依佛门的愿望，如“与君更结莲社游，径取盂囊付舟尾”{25}（《赠僧孚》）“北道音尘长断望，西庵香火不无缘”{26}（《重别和上人》）等。这些均表明贺铸内心对仕途已是心生抗拒，一心想要归隐，此时做官已经不谋求于政治仕途上的高升，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元和六年是贺铸仕宦乃至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此前，尽管官卑位低，但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渴望改变命运，希图建功立业的热情。由武转文的成功曾一度使他满怀信心，但这种转变并未对他的现实生活产生任何积极改变，而这也最终令贺铸内心的希望泯灭。故而元六年之后，贺铸虽身处宦海，但已有意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我们在程俱为他所做的墓志铭中看到，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的贺铸是“观其抗任气，若无所顾忌者，然临仕进之会，常如临不测渊，觑觑视不敢前，竟疾走不顾”{27}，可见贺铸对于官场，对于仕进，已带有一定程度的拒斥与戒备，全然不复以前。
三
贺铸心态的变化，究于武官换文。“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28}宋以前，文武官员之间的整体态势是基本对等的。宋太祖赵匡胤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武人作乱，导致王朝频繁更替的历史教训，在立国之初便定下“以文治武”的祖宗家法。在宋代，文官与武官在待遇上有着较大区别，在薪俸、恩赐、休假等方面，文官都要比武官的待遇优越。在这种崇文抑武的社会背景之下，文职往往更受欢迎，武职却是低人一等。因此在宋代请求换文的武官人数历朝都有不少。杜情义《宋代文武换官制度研究》指出：“宋代官员换官的途径一般有三种：荐举、自请后考试及荫补。”{29}北宋前期，经由名臣举荐而由武官转为文官的情况较多。而随着换官考试制度与方法的日益完善，至北宋中后期，举荐换官的情况逐步减少。特别是朝廷数次强调不得举荐他人换文，以至于形成“今荐而用，则百不得一”{30}（李昭《代贺方回谢举换文启》）的局面。
尽管元时期在政策上对武阶换文阶有所限制，但是贺铸要求换文，特别是希望获得举荐的迫切性并没有下降。从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哲宗元六年（1091），这是贺铸由青年到中年的人生阶段。一方面，他饱经仕途失意的苦闷，在二十年的武官任职生活中，仅仅升迁了四阶，从最初的右班殿直到西头供奉。{31}另一方面，他的物质生活又较为匮乏。据《宋代官制辞典》附表27《北宋〈嘉禄令〉四十一等请给表》，右班殿直月料钱为五千钱，衣赐为“春、冬绢各四匹，绵十五两”{32}。西头供奉月料钱为一万二千钱，衣赐为“春绢四匹，冬绢五匹，绵五十两”{33}。官家月有俸禄供以养家，而贺铸这样的薪俸可说是相当微薄、拮据的。贺铸以恩荫进入仕途，并深寄朝廷，却怎奈自己官卑俸少，根本无法过上体面的官宦生活。在当时，他经受着精神上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和物质上官微俸薄、经济基础匮乏的双重折磨。而后者更直接地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他在诸多诗句中都记录下自己生活的贫困，如“咄嗟宦游子，贫病略相同。斗俸折腰得，醉钱常不供。”{34}（《过晁掾端智》）“回首邯郸迹如扫，离索十年成潦倒。兔葵燕麦春日妍，蝉腹龟肠气方饱。”{35}（《留别田昼》）“吾庖无鱼未必饥，晏饭糠烦脾磨。”{36}（《调北邻刘生》）“行一舟犯滂湃，五斗无余杂糠稗。全家饫飨云梦黄鹤登临指天外。”{37}（《答许景亮》）“官粮得饱酒不足，春物有意人无情。”{38}（《春怀》）因此，贺铸希望能够从武阶改为文阶，以改变自身命运。他的一些诗歌也表达出期人引荐之意，如“故人多在金闺籍，谁念心如寸断弦”{39}（《历阳姥矶下马上有怀京都游好》）。送别即将赴沧州为官的表侄的《送表侄赵子亿之官沧州兼简通守李延宁》末句“愿致双鱼封，继以一鹗章”{40}，鹗章本是推荐人才的奏章，这里的寓意就更为明显。endprint
在荐举为文比较难的元时期，贺铸却最终成功转阶，因而一开始他的情绪是较为高昂的。自元六年（1091）至大观三年（1109），武官换文之后的十八年，他由承事郎做到奉议郎，只是迁转了四阶。{41}根据《宋代官制辞典》附表28《元丰改制后至北宋末文武寄禄官请受表》，承事郎月料钱为一万钱，衣赐为“春、冬绢各三匹，冬绵十五两”{42}；奉议郎月料钱为二万钱，衣赐为“春、冬绢各七匹，绵三十两”{43}。由此可见诗人的官运并没有因为改入文阶而走上亨通，借此来改变命运不过是空想罢了，生活仍是困顿不堪。所以即使后来仍然身处官场，但贺铸已然变为隐退。贺铸元年间的人生变化亦折射出了贺铸整个人生中的矛盾性，正如程俱在《贺方回诗集序》中所指出的：
然遇空无有时，俯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方回仪观甚伟，如羽人剑客；然戏为长短句，皆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方回慷慨多感激，其理财治剧之方，有绪，似非无意于世者；然遇轩裳角逐之会，常如怯夫处女。余以谓不可解者，此也。{44}
程俱所谓“不可解者”，正是贺铸前期昂扬与后期保守处在人生不同阶段中的真实反映。
四
宋哲宗元元年（1086）至六年（1091），此时的贺铸正当壮年。他怀着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心怀步入仕途，然而现实却让他空有一身抱负，长期徘徊于一些低级武官的职任上，难有作为。在由武阶改入文阶之后，他仍没有改变自身困顿的命运。这种重复性的受挫，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使贺铸心态发生了改变，由进取转变为隐退。而这种转变又是与北宋社会大背景密切相连的。从时代风气来看，贺铸仕宦生涯后期所处的徽宗朝，是“士大夫文化”的低潮期。对此，符继成、赵晓岚曾有所概括：
前期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都已去世；政治改革失败了，奸佞当道，新旧两党由政见之争变成了意气之争；社会表面的繁荣，使君臣上下完全忽略了内忧外患，一味奢靡享乐；诗文革新运动也走向了终结，官方甚至还明令禁绝“苏学”。{45}
在这样的环境下，仕途的不顺，生活的困顿，导致贺铸的士大夫进取精神渐渐散失，特别是他那种元换官之前“言志”的豪放之作，在后期作品中已不再出现，处在个人境遇与时代文化低潮期的士大夫，必然只能追求“独善”。由此贺铸诗词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正如杨时在《跋贺方回鉴湖集》中所言：“方回之诗，予见之旧矣。复出《鉴湖集》示予，其托物引类，辞义清远，不见雕绘之迹，浑然天成，殆非前日诗也。”{46}贺铸作为这一时代代表性的困顿诗人，他的创作也成为时代风貌的一种独特展示，带给我们别具特色的感悟。
{1}{2}{3} 〔宋〕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頁，第196页，第196页。
{4}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8—287页。
{5}{6}{7}{10}{11}{12}{13}{15}{17}{18}{24}{25}{26}{34}{35}{36}{37}{38}{39}{40} 〔宋〕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第68页，第75页，第125页，第126页，第393—394页，第31页，第264页，第374页，第370页，第406页，第44页，第484页，第67页，第31页，第32页，第42页，第299页，第336页，第180页。
{8}{22}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03页，第4080页。
{9}{19}{20} 〔宋〕贺铸著，钟振振校注：《东山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页，第209页，第272页。
{14} 《庆湖遗老诗集校注》附录《贺铸年谱》言贺铸任承事郎在元七年，但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中指出墓志铭记载的时间有误，“方回易官，当依诗集为此年（元六年）八月以前近是”。参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第265页。
{16}{21}{27}{30}{44}{46}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册第68页，第155册第438页，第155册第438页，第121册第162页，第155册第254页，第124册第264页。
{23} 肖振华：《贺铸思想研究》，西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8} 徐勇注译：《尉缭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29} 杜情义：《宋代文武换官制度研究》，2009年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1} 据《宋史》卷一百六十九《职官志》九“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言：“右班殿直转左班殿直。左班殿直转右侍禁。左侍禁转西头供奉官。”知贺铸自右班殿直而磨勘迁升至西头供奉官的过程中，尚应经历左班殿直、右侍禁、左侍禁三阶。见《宋史》卷一百六十九，第4029页，第4030页。
{32}{33}{42}{43} 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09页，第708页，第711页，第711页。
{41} 据《宋史》卷一百六十九《职官志》九“《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条”，自迪功郎至开封仪同三司凡三十七阶，承事郎为倒数第十阶，属于正八品；奉议郎为倒数第十四阶，属于从六品。见《宋史》卷一百六十九，第4051页。
{45} 符继成、赵晓岚：《“小李杜”与“贺周”——诗词发展中的“异代同构”及其文化动因》，《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