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妮
摘 要：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着力塑造了理想型的女性形象、诱惑者的形象、符号化的女性形象和作为工具存在的女性形象，她们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女性观。这些女性形象都缺乏独立的自我，沦为男性的附庸，成为男性眼中的“他者”。她们是男性作家所代表的社会主流话语所蕴含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文学呈现，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和价值判断，因而并非真实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平原三部曲” 女性形象 男性中心意识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由《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三部小说组成。“平原三部曲”塑造了众多生活在豫中平原的女性形象。她们是男性作家所代表的社会主流话语所蕴含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文学呈现，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和价值判断，因而并非真实的女性形象。从总体上看，“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书写并没有摆脱传统男权意识的束缚。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探讨。
一、女性形象的主要类型
男性形象是“平原三部曲”中的主角，他们常常是作品中的统治者，集智慧和能力于一体。如《羊的门》中在官场上呼风唤雨的呼国庆、呼天成；《城的灯》中的在军队里苦心经营的农村人冯家昌；《生命册》中在生意场上使出浑身解数的吴志鹏、骆国栋。与男性形象相比，“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常常处于被动和被阉割的地位。她们缺失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沦为男性的附庸。她们印证了西蒙·波伏娃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①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形象。
首先是理想型的女性形象，代表人物有《城的灯》中的刘汉香、《生命册》中的卫丽丽。她们不但外表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行为举止也符合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城的灯》中的刘汉香不仅长得美，还是村支书的女儿，她爱上了同村的穷小子冯家昌。刘汉香在冯家昌当兵期间照顾他的父亲和四个弟弟。当她知道冯家昌娶了城市的女人后并没有大哭大闹，而是继续帮他家修建新房，带领全村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她一生未嫁，即使被抛弃，也对冯家昌忠贞不贰。《生命册》中的卫丽丽深爱着骆驼，尽管骆驼身体残疾、离过婚，为此她不惜与家人决裂，辞去公职去北京照顾骆驼。当她知道骆驼还有别的女人后，她不哭不闹，仍然在骆驼身后为他打理大小事务。她们的行为堪称贤妻良母的典范，是作者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李佩甫在字里行间从不掩饰对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夸赞：“卫丽丽真是个好女人。我要说，像卫丽丽这样的女子是很难遇的。”②“纵然这个时候，有着身孕的卫丽丽仍然没有忘记要帮衬骆驼……是她替骆驼给我订购了阿比西尼亚玫瑰。这是一个好女人的善意。”③刘汉香和卫丽丽的共同点在于，她们都在男人背后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即使男人另觅新欢也毫无怨言，依旧对男人忠贞不贰。在作家看来，这些都是她们成为好女人的原因所在。
如果理想型女性形象是李佩甫眼中的天使，那么小说中另一群充满诱惑力的女性形象则被塑造为妖妇。《羊的门》中的谢丽娟、秀丫，《生命册》中的梅村，都是典型的诱惑者形象，她们被塑造为主动给男人投怀送抱的诱惑者。谢丽娟下乡考察干部认识了呼国庆，暗中帮忙让他当上了县长。等到呼国庆去单位主动约她吃饭时她却欲擒故纵，对他十分冷淡。等他去她家时，她又极尽魅惑之能事，一连换八套衣服一一展示给呼国庆看，呼国庆终于在她的诱惑和挑逗中沦陷了；秀丫一次次在呼天成面前脱光了衣服，求他把她撕撕吃了吧，呼天成只是抽烟、看报纸、练功来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梅村主动推开了吴志鹏宿舍的门，扑进他的怀里说“让我暖暖你”，后来她又遇到了画家雁九天，为艺术献身甘当他的裸体模特，主动向画家提出“你要了我吧”。在李佩甫眼中，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让她们沦为诱惑者。然而现实是，“男人一面把女人在文本中变成可供欣赏的艺术对象，女人一面在现实中把自己修饰成艺术品吸引男人”④，男性的诱导和女性的自我规训使得女性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靠，从而导致了自我的丧失。
除了这些主动诱惑男性的女性形象外，漂亮女性的存在本身对于男性来说同样是诱惑者，这从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第一印象的描写中便可见一斑。在作家笔下，女性变成男性欣赏的对象，带有明显的玩弄意味。《城的灯》中的冯家昌看到刘汉香觉得她“长着长着，一下子灿烂了”，活脱脱一个“大白桃”；《羊的门》中呼天成把秀丫看成一棵叫人发疯的“白菜”，呼国庆视谢丽娟为鲜艳无比的“红色小樱桃”；《生命册》中的吴志鹏第一次见到梅村，觉得她的笑容像“密制三刀”，看到她精致的五官不禁感叹“樱桃熟了，真好”；吴志鹏在城市偶遇了出落成大姑娘的苇香，他感觉她就像一个熟透了的鲜艳无比的桃子。这里，作家用“桃子”“白菜”“樱桃”这些极具象征意味的词语来形容女性的美，带有明显的性诱惑意味，这些长相漂亮的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眼中情欲的对象。
其三是缺少自我的符号化女性形象。现代符号学思想源自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他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定义为符号，认为符号具有任意性。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⑤男性作家所代表的社会主流话语限定了女性身上的符号标识，女性（能指）与社会所限定的女性角色如妻子、母亲（所指）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广义的女性除了母性和妻性之外，還应该有更根本的支撑：非妻非母的纯粹女性，即作为人的独立自我”⑥，因而只有妻性和母性的女性实际上只是符号化的女性形象。
《生命册》中的虫嫂就是这类“符号化”女性的代表。她一生为了别人而活，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唯独没有想到自己。她外表丑陋不堪，吴志鹏对她的印象是“袖珍”“小短腿”“个小屁股大”。除此之外，她的身份也不甚光彩，因为她还是村里有名的小偷。她不仅偷东西肆无忌惮，还成了一个卖“枣山子”（暗指乳房）的女人。虫嫂为了一家的生计奔波劳碌，承受了各种屈辱，最终让三个孩子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这里，作家看似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光辉的母亲形象，但这一形象背后却蕴含着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即女性的价值在于她所扮演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不在于女性的自我存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常常压抑着女性自我，使她们成为无足轻重的“他者”。另有一些女性形象只是作为妻子这个单一的“所指”而存在，如《羊的门》中呼国栋的妻子吴广文、呼天成的妻子，以及《生命册》中吴志鹏和骆驼的妻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是男性眼中空洞的概念和符号。endprint
其四，作为男人的工具而存在的女性。这类女性形象不但失去了女性的独立自我，还作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工具被男性利用和交换。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作为一种商品，在传统上被男性中心社会视为一种使用价值功能，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通在男性联盟之间”⑦。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工具。比如很多女性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她们只是男性的妻子，如《羊的门》中的三妮、秀丫、八哥，以及王华欣的妻子；《城的灯》中的李冬冬，《生命册》中的夏小羽、小乔都是这一类形象的典型代表。
这些女性都是男性为了完成自己的利益而被利用的工具。《羊的门》中的三妮长得又矮又丑又黑，嘴上还有个“豁儿”，是村人嘲笑和欺侮的对象。在建新村接砖时，她的手指被砸断，呼天成将她树立为众人学习的榜样。劳动中负伤使她变得光荣并受人敬仰，实际上她不过是呼天成为建新村树立自己权威的工具。八哥因有舌头上的绝技被蔡先生发现并就此发明了一道菜叫“女儿涎”，她是蔡先生送给王华欣的“重礼”。王华欣的妻子利用职位之便获取婴儿胎盘经过复杂的工序制成药丸，用来讨好王华欣的上司，保丈夫官运亨通。《城的灯》中的李冬冬终究不过是冯家昌奋斗道路上的一枚棋子，因为她父亲位高权重，娶了她冯家昌就能步步高升。《生命册》中的夏小羽是一位年轻貌美的主持人，通过采访省长范家福接近他并沦为他的情妇。这一切都是骆国栋为了让“厚朴堂”成功上市设计的圈套，夏小羽不过是打通人脉的工具。这些女性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尊严，成为男权社会中利益交换的工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处于从属的、被动的位置，她们缺乏独立自我，依附男人或被男人所利用。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何在？
二、女性何以成为“他者”
首先，是历史文化因素。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中所塑造的是生活在豫中平原的女性群像。豫中平原主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在汉代开始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巩固君权的思想工具。在儒家文化中，君权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父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并逐渐强化，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有比女性更高的地位。到了中唐时期，河南人韩愈复兴儒学，力排逐渐兴起的佛道文化，揭露佛教道教盛行导致的社会危害，同时提出“道统说”，巩固儒家文化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两宋时期，儒学大师“二程”兄弟长期居住河南洛阳传播儒家文化，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理学思想，要求人们恪守天理、安于天命。女性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逐渐接受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从内心逐渐认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平原三部曲”中的农村，这种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羊的门》中吴广文离婚，父母觉得羞辱万分，其原因是因为没有生男孩；《城的灯》中刘汉香为冯家昌一家操劳，即使他已经在城里结婚依旧坚韧忠贞，照顾她的家人；《生命册》中，坤生哥的一对龙凤胎的孩子生病了，他放弃救女婴，求人救救男婴；虫嫂培养出三个大学生，母以子贵……这些行为无不反映了父权制社会中，夫权和父权对女性形成的压迫，女性在家庭中依附于男性，任由男性摆布。
其次，是源于男性作者的男权意识。“男权”一词始于女性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对女性所处的社会状况的关注。女性主义者注意到，女性的性别角色在社会地位上和男性有着极大的差别，她们常常处于从属或者被支配的地位。男权意识简言之就是在性别认知上认为男性优越于女性。在三部曲中，作家经常无意识地暴露自己的男权意识，作家借呼天成之口一再宣称中原大地是“活男人”的。作品中不论哪一类女性形象都处于从属和支配地位，理想型的女性形象自觉地把男性的需要内化为女性自身的价值取向，按照男权社会为他们设立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男权意识不仅存在于男性作家身上，同时女性也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向这种社会规范靠拢。
《生命册》中的虫嫂就是主动向这种社会规范靠拢的典型。首先，作家在外貌描写上突出她的罗圈腿、袖珍等生理缺陷，她是作为平原上的笑料存在的。在男性眼中，女性的外貌是衡量女性价值的重要标准。虫嫂算不上漂亮，身高也低人一等，作家对虫嫂的鄙视与嘲笑表现出作者的男权价值观念。其次，性格上强调她精明和厚脸皮，她从一个小偷变成了一个出卖身体的女人。对虫嫂的嘲笑和谴责源于她的行为违背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规范要求，他们希望所有的女人都像理想型女性那样温柔贤惠、善良忠贞。最后，在角色定位上着重突出她的妻性和母性而忽视女性自身的存在。比如，她卖血满足临死的丈夫吃酒和肉煎包的心愿，靠着自己收垃圾培养出三个大学生。她一生为了丈夫和三个孩子而活，唯独没有为自己着想。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小说中豫中平原的乡村男人偷女人被就视为偷屋，女性被关注更多的是“空间”，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女性之所以在作品中成为“他者”，与男性作家无意识的男性中心意识有密切的关系。
其三，是作家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二元对立”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其后格雷马斯在语义和叙事结构上对其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所有的意义结构中都存在基本的对立关系。“平原三部曲”的模式基本上都是城市和乡村的“两地书”，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佩甫的情感倾向十分明显。他对乡土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城市则缺乏善意和包容。他坦露自己写作时的心态：“我20世纪80年代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专门写了一篇《金》，到21世纪，就是写三部曲之前我发现我错了，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⑧农村和城市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使得他对笔下的农村妇女多了一层善意和包容。与李佩甫塑造的乡村女性相比，他的作品中不讨人喜欢的女性主要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是以诱惑者的形象存在，如李冬冬、谢丽娟、梅村、小乔、夏小羽等。从人物命运来看，谢丽娟、夏小羽、小乔三位女性不仅没有得到她们理想中的爱情，反而身陷囹圄。由此可见，在人物塑造上，李佩甫的情感是倾向乡村而疏远城市的。尽管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也有不真实之处，但在人物命运结局的安排上，作者的情感倾向明显偏向乡村女性形象。
总的来说，“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是一群缺失独立自我意识的女性，她们依附于男性，按照男性的意愿生活，成为男性眼中的“他者”。“他者”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豫中平原的女性长期受男权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诱导和规范；其次是作家无意识中男性中心思想影响的结果。“平原三部曲”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在当代社会中，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男性作家及其代表的男性中心思想依然有廣阔的市场，这也正是我们在阅读“平原三部曲”时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1}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2}{3} 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页，第240页。
{3}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⑤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2页。
⑥ 宋晓萍：《女性写作和欲望的场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⑦ 林幸谦：《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⑧ 申霞艳；《乡土中国权力及其结构变迁——〈生命册〉与〈羊的门〉对照阅读》，《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