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金刚
摘 要：《走死运的人》是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姚拓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作家一贯的底层视角和讽刺笔调对现实生活的荒诞与伪善进行了巧妙的揭示，显示了其思想的深刻性。但在思想意蕴深刻的同时，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观之，该小说也暴露出了一些艺术上的缺陷。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逻辑考量三个方面对其艺术上的缺失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关键词：姚拓 《走死运的人》 艺术 却失
马华著名作家姚拓先生的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期的创作主要以香港为背景，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低下阶层的生活与精神面貌{1}，后期的小说创作则主要以马来西亚为背景。虽然小说故事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但一如既往的是他的视角始终锁定在底层人物和他们琐碎的生活上。诚如他自己所说：“我想把我们这些小人物生活在本世纪的琐碎情形记录下来，好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子孙们，多少知道些他们祖先的生活。”{2}其中《走死运的人》便是代表作之一。该小说描写了作家周志奋一家的困窘生活。在一场让他被误认为已死亡的车祸后却带来了转机，而他也选择接受了自己“死亡”的事实，独自搭上了去东海岸的巴士，选择在那里安然度过自己的余生。小说延续了姚拓创作中一贯的“嘲讽社会，调侃自我，同时也有着明洞世事后的温和”{3}的风格。对社会极尽讽刺之能事，而交织着凄凉的社会气氛又不乏柔和、温馨的人物心理的结尾，让人回味无穷。{4}
该小说的可贵之处首先表现在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对主人公周志奋困窘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和对其“死后”其他人种种可笑行为的展示，到最后对活着还不如“死了”的主题的揭示，作家在对一场类似社会闹剧的演绎中，以幽默的笔调揭露出社会的悲凉与荒诞，但这幽默终究是带泪的幽默。其次表现在其独特的反讽艺术上。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之一布鲁克斯认为“所谓反讽就是实际意义和语言的字面意义相对立。反讽和语境密切相关”{5}。姚拓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的反讽在他笔下成为一种小说的结构方式，在对于生活的“窘迫”和“好转”，人物的“活着”与“死亡”之间荒诞关系的建构下，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大的寓言式反讽。最后，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品中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理性哲思。姚拓先生以其最娴熟的底层视角，用幽默、讽刺和反讽的笔调，通过主人公周志奋令人哭笑不得的遭遇和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使文本体现出一种关于人生存状态的存在主义式哲思。
然而，小说在思想上深刻的同时，其创作层面上艺术的缺失也十分明显。本文在基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从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以及时间逻辑三个方面对该作品艺术上的缺失进行相关的论述。
一、人物塑造的扁平化
作者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呈现出明显的扁平化倾向。扁形人物的塑造往往更能直接體现作者的思想观念。但是其缺陷在于人物性格固化，模式化，始终如一，没有发展变化，缺乏性格深度。{6}这一倾向首先就体现在人物的姓名上。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整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少，而其中有名有姓的则只有小说的主人公，即作家周志奋。至于其他人物，基本是以各自的社会“身份”被命名的，如周太太、房东、二十来岁的副刊编辑，等等。在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上，作家多以白描手法从外貌、行为和一些被放大了的特点入手。比如，小说中涉及周太太的笔墨就是有关于她外貌的：“个子瘦小”“老是挺着个大肚子”，在见到丈夫的“尸体”时，笔墨又着重在她的外貌和行为上：“她坐在地上，披头散发，力竭声嘶地痛苦着，似乎连心脏都要哭出来了。”而关于她当时的心理刻画，则完全没有。至于文中其他次要人物，则更是粗线条的漫画式勾勒而已。如对小说中两个编辑的描写，一个是“二十来岁的”，一个是“戴着二千度近视眼镜的”。对于那几个老教授和文学批评家的描述，则是“以前从没有读过周志奋的小说”的教授和“一个一向专门吹毛求疵的”文学批评家。
至于小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个人物——周志奋和报社记者，作家在对他们的塑造上也显示出符号化的倾向。先说这个记者形象，作家极写了其虚伪、自私和伪善的面目，但这个人物此种性格在文中是无条件和绝对化的，是作者为了达到其讽刺的意图而刻意塑造出来的。周志奋这个人物无疑是作家用力最多的一个人物了，他较之记者这个形象来讲也更加丰满。同时，我们发现，他也是作家唯一进行心理描写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些勉强算是心理描写的文字又如何呢？不妨将它们在下文罗列出来，再做分析。
小说中对周志奋直接的心理描写有两处。一处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越想越气，也越想越难过。猛然间，竟起了‘死的念头。‘死了也好！他心中想到，‘两只眼睛一闭，也就看不见世界上这些混账事情了——”另一处则是在小说的结尾处，周志奋在去东海岸之前本想先去看看他乡下的亚答屋，可是他“后来又转了念头：世界上哪有活人去看自己坟墓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是周志奋了，以前的我与现在的我又有什么关系相连呢！”从这两处心理描写来看，作者的笔触并没有直指人物灵魂深处，只不过是直接的心理展示，并不涉及人物灵与肉的纠结和冲突，所以也就少了一份艺术的张力。由此可见作家对周志奋这个人物也有扁平化处理的痕迹，使其深刻性大打折扣。
二、情节的过度戏剧化
该小说的另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情节处理上有一种巧合堆砌之感。就小说这种体裁而言，它本身也需要戏剧性冲突，需要一种“紧张”的故事来营造气氛。{7}但是任何一种技巧的运用都要适度。如果情节上过分巧合，就会有失自然。
在小说中，如果说使周志奋“死亡”的那个车祸是纯属意外，那么之后为了作品的荒诞与讽刺的效果，也为了使故事能够顺利进行下去，那个特意安排被误认的“尸体”的存在就显得太过牵强了。显然，这个“尸体”角色要想使其功能能得到顺利的实现，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他得面目全非，让人不能看清楚他真正的相貌。这一点在文中是这样交代的——“只有一具死尸，面目被窗上的碎玻璃刺得连眼睛和鼻子都无法分清”。其次，他必须有一些特征能够使他人将他和周志奋相互搞混。这一点在文中也有交代，甚至连作者自己在叙述时也不禁要感叹一番这里的巧合之处——“奇怪的，事情有那么凑巧，这个不知名的死者，也是穿着一件开口的夏威夷白衫，一条黄色的旧裤子，和周志奋进城前穿得一模一样；个子大小差不多。”服装的款式和颜色一样，个头也差不离。更巧的是，原本在周志奋身上的那卷稿纸，在车祸时也落到了这个人的身旁，被一同带进了停尸的冰房里——“而且，尸首旁边有一卷血污的稿子，稿纸上的笔迹，周太太是最熟悉的；一看到这卷东西，不是她的丈夫又是谁呢？”最后，这个尸首还得是个身份不明，无亲无故的人。当然，这一点作者也做了缜密的设计。文中这样写道：“身旁除有一卷被血染红了的稿纸以外，身上一点可以找到家属线索的文件都没有。”再加上“轰动的大悲剧”第二天在报纸刊出后，也确实除了周太太之外没有别的人来认领。这样，这一出误会的发生就成必然了。可是就算无巧不成书，但这种种巧合的同时存在总给人一种刻意感。endprint
三、逻辑的粗糙化
该小说的另一个硬伤是在逻辑上存在着禁不起推敲之处。这种逻辑上的粗糙性也许是由于作家的创作目的是对社会的讽刺，所以对文本中的一些细节处理就不够到位了。
小说中第一个逻辑矛盾点和时间有关。从小说中我们得知周志奋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和周太太结婚的。文中这样写道：“三十岁那年，他和他的最忠实的读者结了婚。”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文中的两条线索得知他是在五十岁那一年出的车祸。文中写道：“最要命的是他整整五十岁那年，他的太太的肚子又大了起来。”这是线索之一。“她慌慌忙忙拖着那个最小的男孩子，挺着个大肚子，到离家一里处的几家小店内去找了一份报纸，才知道一具死尸正待人认领。”这是线索之二。知道了“三十岁”和“五十岁”这两个周志奋生命的重要时间点，再加上“她的大女儿才十来岁”陪她母亲去认领尸体这一线索。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出周志奋第一次做父亲应是在四十来岁。由此可知，周志奋是三十岁结婚，大概是十年后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可矛盾的地方在于，小说第一部分有一处写道：“他的太太是此地颇有名气的一家中学毕业的，教书当没有问题，但是结婚后老是鼓着个大肚子……”又明确地写了周太太几乎从结婚后就一直在怀孕，两相比较，这里就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地方了。
小说中的第二个逻辑矛盾点也与时间有关系。在小说结尾，当周志奋想到自己的“死”对于家人有这么多好处时，不禁自言自语：“早知道这样，十年前我就该自杀了！”但细读文本，就可以发现前后文之间的矛盾之处。小说前文是这样描写周志奋生活状况的：“刚结婚的他们住的是花园洋房，后来住板房，现在却住亚答屋。”而在归结造成这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的原因时，文中写道：“这样窘迫的生活，还是孩子们带来的。”由此可知，造成周志奋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还是家里人口过多。可文中又明确写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女儿）才十来岁，可见在十年之前他们还只是一个三口之家，凭周志奋的稿费当时应该完全不必从花园洋房中搬出来。再则，文中也明确写了周志奋是在拥有第三个孩子后，才预见自己的将来是贫困的。可见十年之前的周志奋还并没有因为有了第一个孩子就贫困潦倒，甚至于极有可能还是住在花园洋房中的富裕阶级。那么结尾他的那一句“十年前我就该自杀了”在逻辑上就并不能够成立了。
诚然，人物塑造的扁平有利于角色某一方面性格特征的强化和放大，但与此同时却也必将大大减少人物的深度，尤其是对于故事中的主要角色而言，对于其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的表现，一定是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而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节点的情节，如果过度的戏剧化，必然使得小说在推进过程中带上明显“想当然”的痕迹，造成其真实性的缺失。而也正因如此，才最终导致了其整体逻辑上的粗糙。这些艺术处理上的缺失，虽并不影响姚拓先生该短篇在对现实社会观照时的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深刻性，但它们对作品整体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影响，也绝不能说是瑕不掩瑜。
{1}{4}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第236页。
{2} 宛磊、张华：《马华作家——姚拓的文学创作及其艺术风格》，《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第50页。
{3} 黄万华：《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姚拓创作简论之一》，《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82页。
{5} 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6} 张德林：《论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小說艺术论》，《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6期，第2页。
{7} 李新民：《论张欣小说情节的戏剧性特点》，《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31页。
参考文献：
[1]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 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
[4] 宛磊，张华.马华作家——姚拓的文学创作及其艺术风格[J].探索与争鸣，2004（2）.
[5] 黄万华.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姚拓创作简论之一[J].华侨大学学报，1994（3）.
[7] 张德林.论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小说艺术论[J].文艺理论研究，1992（6）.
[8] 李新民.论张欣小说情节的戏剧性特点[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2）.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