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婕
摘 要：本文将结合故事背景，从爱尔兰移民史出发，透视故事主角爱丽丝在漂泊异乡时内心的冲突和迷惘，并结合电影各类元素，解析小故事背景下的爱丽丝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社会身份建构的过程。电影《布鲁克林》正是爱尔兰“离乡者们”的追梦之旅的缩影。
关键词：《布鲁克林》 爱尔兰移民 身份认同
《布鲁克林》，一部以城市命名的电影，改编自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的同名小说，并在2015年入围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第6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故事描述了不甘平庸的小镇姑娘爱丽丝，在姐姐和神父的帮助下，只身前往美国开始自己的奋斗之旅。相较于爱尔兰，纽约是一个多元并存的开放空间，这是一个移民社会，这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种族纷杂，有着不相同的成长背景；纽约同时象征着进步的文明，这里提供了新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可是与大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爱丽丝，纽约的快节奏和文化使爱丽丝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面对着异质文化的冲击，爱丽丝对自我社会身份的存在感丢失而焦虑不安，她努力拼搏，在大城市找到立足之处。随后因为家里的变故，爱丽丝再一次回到家乡。从离乡、返乡到再离乡的整个过程，爱丽丝慢慢构建自己的身份，得到内心的归属感和实现自我价值。
科尔姆·托宾的小说一直以“描写爱尔兰社会和移居他乡者的生活见长，而移民者的身份认同一直是其移民小说中的关注重点”。约翰·克劳利曾对故事评价：“它（电影）代表了爱尔兰的移民史。”他坦言小说中的思乡之情让他感到震撼，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克劳利认为《布鲁克林》中最有力的地方就是它所讲述的观念和传递的情感十分正确——“当你离开家乡在另外一个国家定居时，显然你属于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国家，然而，一旦你返回出生的故土，那里不再是你的家。你成了第三类人——被放逐的人。”虽然电影没有太多激动起伏的转折和华丽壮观的场面，但导演希望通过这个温情时代剧传达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爱尔兰移民叙事下的身份认同建构。
一、移民异乡的浮萍
19世纪上半叶，由于在母国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爱尔兰的经济逐渐衰弱，饥荒不断爆发，加上宗教歧视和政治压力，大量爱尔兰移民远渡重洋，涌入有“移民熔炉”之称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有较宽松的宗教环境，有着无数的工作发展机会，使国内的爱尔兰人对美国产生强烈的向往。爱尔兰移民大多集中在东北部城市，小说作者也把故事发生地设在纽约布鲁克林。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大多是来自乡野的农民，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也没有工作技能和经验，只能从最苦最累的工作干起，甚至有一部分移民遭到欺骗，露宿街头。饱受压迫的爱尔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后，无可避免地遭到美国人民的歧视和排挤。那些背井离乡的前辈们，离散流亡到新的国家，面临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和选择，唯有迫使自己适应美国的一套“标准”。可正是爱尔兰人民这一特殊的背景，加剧了爱尔兰移民的民族凝聚力，同时让美国接受了爱尔兰移民：他们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当时的美国正值“一战”后期，工业时代的美国为爱尔兰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他们积极参与市政建设，坚守天主教信仰。
影片有意识地避开关于大时代的描写，相反喜欢通过小处、小场景映衬时代和历史。爱丽丝于20世纪50年代到达美国，相比老一辈的爱尔兰移民，她的生活环境已大幅改善。姐姐露丝通过神父为爱丽丝带来工作机会，于是厌烦了小镇沉闷生活的爱丽丝登上驶向纽约的客轮。对于每个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而言，乘船横渡大西洋的经历想必是不可磨灭的重要记忆，从登上客轮的那一刻起，爱尔兰移民就开始了从身体到心理的双重流亡之旅。爱丽丝来到布鲁克林后，寄居在神父为她安排的住所，初来乍到的她与同住的女孩们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她不懂打扮自己，沉默寡言，不善于与他人交流，甚至她的爱尔兰口音也被调侃。此时的她成为偌大城市孤独的“边缘人”。面对着全新的文化，爱丽丝不但不适应外部环境，还有精神上的压力，她紧张迷茫却不知所措，可這个城市大到任何喜怒哀乐都已被淹没。这种空间和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寻找自我认同，就伴随了乡愁的产生，这种差异迫使爱丽丝开始对自身做出思考和转变。不同的民族汇聚在布鲁克林，反映了美国文化强大的影响力。爱尔兰移民从被排斥的失落到追寻后的融合，实际上也是他们身份认同心理的重构。在两种身份认同间辗转，既不被其出身群体承认，又不被主流群体承认，他们会潜在性地引发两个群体的消极反应，如何处理多重认同对于移民实现自我身份认同至关重要。
二、异乡人的身份追寻
约纳森·雅得勒认为小说原著描写了“爱尔兰认同在一个新的地方持续不断的主题”。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即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认同，即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确认。陶家俊认为身份认同分为四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这种多重认同矛盾和跳跃使个人对自我身份产生强烈的认知，所谓个体认同，就是个人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在电影中，爱丽丝与小镇上的生活显得格格不入：她厌烦每日例行公事的教堂晨祷，所以会在晨祷时心不在焉地打哈欠。她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在镇上的一家杂货铺兼职，杂货铺的老板凯莉小姐为人势利，尖酸刻薄，对爱丽丝更是冷嘲热讽。在社交圈中，爱丽丝仿佛一只“丑小鸭”，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关注，可有可无。爱丽丝对小镇的一切都觉得厌恶，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爱丽丝，她想挣脱这一切，她无法认同小镇上的生活方式，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消极地看待小镇上的人与事。这种缺乏认同感会造成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不安，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于是她把握住这一次离开的机会，希望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可当爱丽丝离开母国来到布鲁克林后，她所面对的又给她带来一种心理的缺失感，集体文化的自我把她视为他者的文化而排斥她，这种缺失感和孤独感是复杂的。电影还有一处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爱丽丝在圣诞节帮神父弗雷德给爱尔兰的老一辈们发放食物。爱丽丝问神父：“为什么他们不回去爱尔兰？”神父说：“如果像你这样年轻有才的女士都没有发挥空间，他们回去就更没有生存可能了，有些人已经来几十年了，就是他们这些人，造了隧道、大桥、公路。”尽管这些前辈已经移民这么多年，但他们永远无法像当地人那样融入这个社会，美国对于他们永远是一个不能彻底适应的国家，就像漂浮在一个无法抵达彼岸的大海里，也回不去以前的家。爱丽丝渴求得到和融入这种异国的集体认同感，不得不重构自己的身份，开始了自我心理的体验和身体体验。她开始接触美国文化的一切，不变的是她带着爱尔兰人勤奋努力的精神：她报名夜校学习记账；她努力工作得到赞赏；对商店的销售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自己的爱人托尼。
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爱丽丝平静的生活被来自家乡的噩耗打破了，姐姐病逝，她要回到久别的家乡。回到家乡后的爱丽丝成为小镇的焦点人物。由于在美国的经历，她优雅翩翩，衣着时尚，举止大方，让小镇所有人对她刮目相看。这时的爱丽丝发生了“麻雀变
凤凰”的转变，家乡的人对她的衣着品位羡慕不已，甚至之前对她不屑一顾的小镇贵族青年吉姆也频频对她示好，在美国学到的会计技能得到镇上公司老板的认可，并邀请她成为新的会计接班人。爱丽丝沉醉在这虚拟的温情之中，享受着“美国光环”给她带来的优越感，迷失在自己的双重身份中。直到恶毒冷酷的凯莉小姐再次出现，满怀恶心地要把爱丽丝已经在美国结婚的消息告诉给追求者吉姆，此刻的她才恍然大悟，其实小镇的一切根本没有改变，依旧闭塞，思想狭隘，小镇人们的虚伪和客套早已成为一种习惯。爱丽丝如梦初醒，看清楚了这个小镇的虚伪，这次的回乡之旅让她懂得自己真正的方向和责任，她选择继续回到布鲁克林，因为那里有她爱的人，爱的事业。当她从一个被动、懵懂、无知的小镇姑娘变成一个成熟自信、无所畏惧的新时代女性时，内心的自我身份建构在不断成熟。第二次回到美国的船上，爱丽丝遇到过去的自己—— 一位即将开始新一段陌生旅程的小镇女孩。她带着自己的经历对女孩说：“布鲁克林就像家一样，或许你会十分想家，想得要命，但是你除了忍受这一切别无他法。总有一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你或许都未曾注意到，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你会开始思考其他的事情，会挂念一个和你过去毫无交集的人，一个只属于你的人。那时，你就会明白，这就是你的安生之地。”个人对自我的身份建构过程是曲折、矛盾、复杂的，必然要经历重重磨难和迷茫方可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和精神家园。
三、电影画面的诉说
电影没有太多大的转折，却是一部构思细腻的好电影。爱丽丝内心的失落感和乡愁是不动声色的，电影并没有赋予她太多的对白，相反更多的是在细节，在她的脸部表情。影片多处对人物进行脸部特写，采用了大量近景捕捉面部表情和内心活动。尤其对爱丽丝的脸部进行特写，在她即将远行，在船上与亲人告别时的依依不舍；在陌生的餐厅里吃饭的惴惴不安，所有那些无法言说的思绪，都在爱丽丝的脸上呈现于众。思念家乡的爱丽丝只能一遍遍地咀嚼家信中的文字，漂泊异乡的窘迫感让她哭成泪人。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她在镜子里的画面，戴锦华提到了“镜子”几个层面的意思：在最早的文学理论中，比如《镜与灯》（2004），镜像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副本，但在法国心理学家拉康提出镜像阶段的理论后，她认为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幻想投射，到了后来，镜像发展出它的意识形态蕴含，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镜子中找到真实的自己，获得自己社会生存的合法性。电影多次的镜像画面，爱丽丝反复在镜中观察自己，正是爱丽丝的自我主体性在逐渐建构。
随着导演画面的推进，观众的内心走向平和，心跳与导演的节奏趋于一致。影片中的配色和服装是一大亮点，画面的饱和度一直是许多电影都在使用的方式，《布鲁克林》创造出了一种恬淡复古的清新基调，像伍迪·艾伦的《咖啡公社》、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同样如此，富有年代感的画面色调配上灯光体现出油画的气息。随着心情和环境的发展，电影里的画面越来越明亮，爱尔兰小镇的美景配上纽约的黄昏，每一帧定格都体现出细致和光泽感。整个电影色调也与爱丽丝的成长互相呼应，一开始在爱尔兰的色调总体灰暗，爱丽丝的脸蛋毫无生气，不施粉黛。来到美国之后，画面光线明亮了许多。复古色彩在片中服装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电影没有特意提醒故事发生的年份，但是从爱尔兰物资供应的紧张，纽约百货公司的繁忙，舞会音乐和服装，我们可以推断出故事是在“二战”后期，历经了残酷战争，压抑女性本能很久的中产阶级妇女，渴望服装的变革，被展现女性线条的优雅服装和华丽的材质打动。对于女性来说，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物质的年代，各种娱乐伴随新科技的发展进入大眾生活。战后时尚风卷而来，丰腴身材的流行，色彩鲜艳的针织衫、优雅的过膝裙很受时髦女性的青睐。服装的色彩也随着爱丽丝的心情和成长而变化，从保守传统的颜色到轻快的亮色，薄荷绿的薄开衫，鹅黄和湖蓝色的过膝长裙，亮橙色的外套大衣，水红色的圆头方跟鞋等，展现出了爱丽丝五彩斑斓的自信美。爱丽丝的扮演者西尔莎·罗南可谓本色出演，1994年在美国出生的她是在爱尔兰长大的，对于饰演爱尔兰移民的她从心态和口音上有不少先天优势。她的表演极富有层次，把一个含蓄保守的爱尔兰女孩演绎得充满柔情雅致。电影采用常规线性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把重心都放在了罗南细腻的表演上。剧情的起伏都从她的情绪变化中开展。影片中的爱丽丝还处在人生的奋斗期，对未来和家庭还有很多期许，小说也在爱丽丝重回布鲁克林时戛然而止，爱丽丝作为“旧文化”被美国新文化所包裹着，把个体小小的飞翔反射到整体上，在此过程中描述整个时代，所以群体性才会这样明显。
四、结语
美国爱尔兰移民就是这样在与美国社会的反复冲突中重新建构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最终影响着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同化过程。托宾笔下的小说故事十分扣人心弦，具备了改编成电影的绝佳特质。这是关于女主角“往外看”的所见所闻。托宾的小说没有大人物大标语，而是借由小人物探讨国家、民族、移民与身份认同建构等。电影则是将人物及其经历可视化，观众通过观察人物各种情绪上的冲突进入其内心世界，这不仅是一部温情脉脉的浪漫电影，更让我们看到个体如何在自己的文化和他国的文化中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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