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娜 周敏
摘 要：在热剧《人民的名义》中，观众追随着侯亮平反腐侦查的脚步，厘清了H省隐藏着的不良政治生态的真相，而以男性为中心的一群贪官污吏更是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本文试从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来分析与腐败政治紧密联系的三位女性形象，即吴慧芬、高小琴和欧阳菁，揭示以父权制为核心的社会将女性贬低为第二性的事实，探究周梅森笔下个别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人民的名义》 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形象
2017年严肃的政治题材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周梅森在采访中說，不在剧中案件之大，亦不在官员级别之高，在于我们终于可以正视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态了。①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政治生态显然是最能体现男性霸权的社会领域，然而女性即使被贬低为第二性，也绝不可能完全缺席。由此，汉东省的不良政治生态除了一群贪官污吏，如赵立春、高育良、丁义珍、祁同伟、陈清泉、刘新建、肖钢玉、张树立、孙连成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还有吴慧芬、高小琴、欧阳菁等女性形象也相应地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一、贪官背后的贤妻良母——吴慧芬
吴慧芬，明史专家、汉东大学的教授，被双规的高育良的前妻。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婚姻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女人的命运。②吴慧芬正是此种夫权命运全身心的顺从者，作为妻子她自居第二性的附属地位，投身家庭扶持丈夫不惜毁灭自我。先是鼓励丈夫高育良去攀援政界大腕梁群峰，并利用她与梁群峰女儿梁璐的私人关系为丈夫铺路，最终在梁群峰的提拔下，高育良成了汉东省副书记。丈夫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大力支持的吴慧芬，而“夫为妻纲”“夫荣妻贵”也正是吴慧芬的初衷和不懈的生命追求。她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努力遵从着男性的主体地位，并最终以丈夫在仕途上的飞黄腾达作为自己成功和荣耀的标志。然而，极其可悲的是作为糟糠之妻被丈夫无情抛弃和面对丈夫耽于女色而引起的种种腐败行径，吴慧芬竟然自欺欺人、逆来顺受甚至助纣为虐，她继续以传统女性近乎无底线的包容来委曲求全。已经被迫离婚六年还“离婚不离家”配合着高育良扮演虚假的恩爱夫妻，即使高育良的腐败行迹确凿，仍尽心尽力地帮着高育良裱糊四处透风的政治残墙，执迷不悟地继续着婚姻带给她的“夫荣妻贵”的“命运”。
作家周梅森塑造的吴慧芬的传统女性形象十分鲜明，他以政坛为背景再现了中国入世精神下男权世界里的贤妻良母。然而作家并没有唱和与赞许，在对吴慧芬悲剧形象的描述中流露出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情绪。或者说，曾经男权社会认定的贤妻良母“夫为妇纲”“夫荣妻贵”的女性品质，并没有被这位当代的男性作家继续肯定。吴慧芬说：“作为女人，我这辈子真的尽力了，我没有因为事业忽视家庭，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可这一切却没让我换来一个白头到老的婚姻，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梁璐说：“我本来以你为坐标，以为只要像你一样嫁个大自己几岁的男人，有个优秀的孩子，就会幸福。以为只要像你那样宽容、温柔，婚姻就不会失败，可现在呢？”吴慧芬自认为“作为女人”的“尽力”就是相夫教子，为了家庭奉献牺牲、逆来顺受一切不幸，将个人的荣耀和家庭的美好依附于男权和丈夫的成就。然而，现实是婚姻关系中这种从属依附的第二性传统意识必将迎来她悲剧的人生。面对已知的命运，六年多的时间里吴慧芬仍然宁肯被动地等待，也不愿主动地去反抗，最后只能自我流放。作家周梅森让这位传统思想的女性最后笼罩在她最不愿公之于众的失败的婚姻中，失去了站在讲台上的骄傲和夫权带来的光环，可以说她所珍视的精神家园一片荒凉，这样的悲剧其实不亚于政治上被双规了的育良书记。她的不反抗在家庭的层面上纵容了高育良生活上的错误，继而引发了其政治上的塌方。
二、污吏枕边的红颜祸水——高小琴
“祁同伟步履蹒跚在孤鹰岭的风雪中，艰难寻找着自己人生的珍贵足迹：究竟在哪里失了足，才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呢？他眼前浮现出高小琴的身影……”高小琴，出身贫寒、美丽聪明、山水集团的老总。在传统观念看来，作为祁同伟与梁璐夫妻的第三者，高小琴是破坏家庭美满的“狐狸精”；对于公安厅长祁同伟一路贪腐的催化和参与，高小琴是误政毁权的红颜祸水；对于检察机关与侯亮平来说，高小琴的山水集团是显而易见又难以攻克的犯罪的堡垒。
“狐狸精”“红颜祸水”“蛇蝎美女”这些贬否色彩强烈的词语都是以维护男权为标准的。先入为主的传统观念和男权中心的思维定式总是容易让我们有失客观地认识女性。在父权体系下，女性被自然化，自然被女性化，而这二者也同时被“男性优于女性，文化优于自然”的阶层性与支配性逻辑附属化了。③
此外，与杜伯仲和赵瑞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祁同伟，汉东省的不良政治生态酝酿了草根出身的祁同伟从政的悲剧经历。作为被权力无情戏弄和损害的祁同伟，从另一种角度有了天然理解女性被置于第二性而受到损害的心理。祁同伟不再是男权世界的主体成员，他成了女权主义的化身，平等地尊重与爱护女性成就了他与高小琴撼动人心的爱情。
“一生能得这样一个女人，祁同伟并不后悔。但当爱情与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悲剧。”祁同伟在人生最后反思的时刻，想到了高小琴但并没有归罪于高小琴，祁同伟本人并不认为她是“红颜祸水”，他能客观地思考与高小琴的关系，意识到造成悲剧的不是遇到了高小琴，而是同她一起空手套白狼地建立了山水集团和永无止境的贪欲使他们联起手来各种巧取豪夺，聚敛财富，无视人民，草菅人命。说他们臭味相投也好，说他们亡命鸳鸯也好，从女权主义来看，腐败的政治意外地唤醒了一个男性的女性意识，唤醒了祁同伟对男性霸权下的女性的理解与珍惜。虽然他们罪孽深重，但周梅森写：他们真心相爱，有一个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作家的视角没有偏颇到简单地视他们为万恶不赦的罪人，对于高小琴也没有继续传统观念中的“红颜祸水”单一的女性评判，与其说作家塑造了具有艺术魅力和性格饱满的真实罪犯，不如说他尊重人性，尊重女性，着实令人钦佩。
三、清官家里的贪妻恶妇——欧阳菁endprint
欧阳菁，京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李达康的前妻。从政治的和男性的眼光来看，她是清官李达康家里的贪妻恶妇，如果不是李达康心如铁石般意志坚定，说不定就会被妻子欧阳菁连累成贪官污吏。欧阳菁的性格如众人所评，女强人的外表下裹着一颗小女人的心。阴差阳错，拥有小女人心的欧阳菁遇到了無趣刚硬的李达康，无论在爱情上，还是事业上他们两个人之间都充满了矛盾。
我们发现观众接受欧阳菁的小女人心在于她因感动于一包海蛎子而嫁给李达康，接受欧阳菁为丈夫的政绩在山里颠簸青春可贵的二十年，但是，观众不太能接受欧阳菁过分要求高官丈夫承担家庭与婚姻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不平等的婚姻观体现了传统父权社会歪曲女性的思想观念对当下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
易学习说：“李达康平时话不多，是个无趣的人。”王大路说：“现在事实证明，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不光明啊，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了我的心。”易学习义正词严道：“但是客观上，达康，你就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啊！你眼里只有经济，只有政绩，只有GDP嘛……”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易学习摇了摇头，毅然转身离去。
周梅森笔下的李达康是个事业上有魄力的政治家，但也是一个远远不及格的丈夫和父亲。他对妻子和女儿不管不问，没有给妻子过过生日，晚上从不在十二点前回家，女儿出国留学的学费情况都不了解，生活中很无趣，工作上“绝对”不近人情。从上面易学习到任后与李达康不欢而散的一场争辩可以看出，虽然李达康是个清官，但确实也算不上好官，汉东省的不良政治生态也有他的隐性因素，他不光是没有把妻女和朋友放在心头，也并没有把人民放在心头，放在他心里头的是政绩。沙瑞金让易学习来做市纪委监督他，一番争论后无奈地离去，确实揭示了李达康如此为官的隐性弊端。
“欧阳菁确实受贿了”，王大路说，“城市银行是地方银行，贷款有潜规则……欧阳和我说过，她不缺钱，并不想拿。”笔者认为欧阳菁不是贪妇，她独立理智，工作能力强，也并不是从来都害怕孤独和奢侈于爱情，因为李达康长期的家庭失职才使得他的妻子过分地追忆爱情与渴望陪伴，她爱看《来自星星的你》，其实一直都渴望火星人一样的李达康能珍视他们之间的婚姻而有所改变，然而最终，她只能在认清李达康只爱自己的政治羽翼的彻悟中结束婚姻。比起吴慧芬、高小琴，欧阳菁的女性主体意识最强，在本可安逸的官太太的生活中，她能意识到自己生存的精神困境，她有勇气去面对、改变和结束不合理的婚姻，在城市银行工作的潜规则中她有理智和清醒的自我认识，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虽然是反腐的政治小说，对于女性的叙述笔墨较少，欧阳菁的正面叙述也只有五处，然而周梅森笔下一个内心丰富、性格独立、主体意识强烈的新女性形象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考。
① 作者不详：《〈人民的名义〉为啥这么火？听听编剧周梅森怎么说》，《理论导报》2017年第4期。
②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第200页。
③ 〔澳〕薇尔·普鲁姆德著，马天杰、李丽丽译：《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