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今瑾
摘 要：声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训诂方式，它在汉代成为一种风尚并且从语文学中分离出来而进入语言学的范畴。许慎的《说文解字》与刘熙的《释名》中都有声训的存在，并且《说文》成书早于《释名》。而《释名》也正是对于类似《说文》中所体现出的早期声训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通过比较分析两部书的异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声训对于探究语源和对语言学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声训 《说文解字》 《释名》 语源 语言学
声训，又称音训，古人也将其称为“谐声训诂”。它是用语音相同或者相近的词来说明词语的真正意义，“声训”之名也就由此而起。
在科学的词源学产生以前，人们对于词源的探索都经历了一个主观猜测的阶段。语源学的原始意义是“真诠学”。古印度的耶斯迦的《尼禄多》对一些吠陀诗歌、经文、词语的来源做了一定的分析，找出了一千多个词的词源。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也都曾经探讨过语词的真正意义，对词源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不过他们都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所以那时的研究对于词源学的发展影响并不大。但是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在为解决词源问题而努力做出尝试就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而与西方上古时代一样，我国上古时代的很多学者们都对语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希望以词的语音形式的先决条件来说明两个词之间的语源关系。我国在探究事物的得名由来时就采用了声训的方法。这种方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西汉，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大量的声训，到东汉末年出现了刘熙的《释名》这一部集声训大成的著作。
一、声训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国的声训起源于先秦时期，现在可见的最早声训材料是《周易》。在《易·說卦》中有：“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在先秦的诸子文中也使用了很多的声训。在《论语·颜渊》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孟子·滕文公》有：“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但是这一个阶段的声训其实还是处于萌芽的阶段，在使用的方法上还没有具备完整的体例，是自发性的，零散的，多数带有着儒家教化的目的，阐述的多数是对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讲解，并不能称作完全的语言学上的声训。
到了汉代，我国的训诂学家们在注释中大量使用了“因声说义”的方法，去主动有意识地探究汉语词的语源，这就是对于先秦时期声训的方法的继承。在这一时期，声训的个人的主观理解较多，没有客观的分析与对于词源的探究，主要还是为了给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服务。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写道：“《淮南子》《史记》《汉书》在个别的篇章里也运用了声训，而在《春秋繁露》《白虎通》以及一些纬书，如《春秋元命苞》，里面的声训就更多了，特别是《白虎通》，差不多每一章都有声训。经学家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他们在注经工作中也运用了声训。”
可见到了汉代，声训已经成为一种风尚，但是它真正做到去探寻语源则是从东汉的经学家、文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与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的《释名》开始的。
二、《说文解字》与《释名》中声训方法的异同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由东汉的许慎所写。全书收字9353个，按形体与偏旁构架分为540部，字体以小篆为主。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去考究字源的字书，是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
许慎撰写《说文解字》的目的在于：第一，“据形系联，引而伸之，以究万原”，即探求文字的造字本源和结构，考究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第二，“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即通过研究与整理文字，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达到通经的目的。《说文解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并且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后代出现了很多模仿《说文》体例的著作，如梁顾野王的《玉篇》，明张自烈的《正字通》和清代张玉书、陈廷敬主编的《康熙字典》等。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声训只是作为一种辅助义训的方式，而不是主要的解释手段。正因如此，《说文解字》中的声训往往是和汉字的形体结合在一起的。其声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用同源词直接为训，即“A，B也。”蒋绍愚先生在《古汉语词汇纲要》中提到，判定同源词必须严格按照以下几点：“一、读音相近或相同；二、意义相同或相关；三、有同一来源。”读音相同，而意义相差甚远，就只是同义词。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或相近，那也只是音义偶然相同，不是同源词。如“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第二，是用“从某从某，某亦声”的方式，如“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第三，是采用该字的释义中包含语源性的义素，是在义界之中的。如《说文·部》中：“彦，美士有文，人所言也。”在《尔雅》中说：“美士为彦。”而晋代郭璞的《尔雅注》中也说：“人所彦咏。”所以，彦就是别人所称颂的美士。
东汉刘熙的《释名》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声训的专著，共二十七篇。它比《说文解字》的产生晚了一百多年。由于刘熙是郑玄的学生，而郑玄在作注时也受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影响，所以它与《说文》之间还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刘熙在《释名·序》中认为《释名》之作就是要探求“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即为了探寻词语本身的含义。这一种方法，虽然与荀子提出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的唯物主义观点完全不同，但是它依旧是词源学的开山之作。
《释名》中的声训主要可以分为六种：第一，以同字为训，其中包括同一个字的四声相承，声调有别，意义不同。例如《释水》中：“济，济也，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第一个“济”是河流的名称，为上声。而第二个“济”则是济渡的“济”，为去声。第二，就是以同部为训，即训字与被训字在当时所属的韵部是相同的。第三，是以同音为训，即这两个字在汉代的读音是相同的。如《释天》中：“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也，雨水从云下也。”《释宫室》中：“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雨和羽在现代依旧是同音，而城与盛已经不是同音字了，不过它们在汉代都是读相同的音。第四，是用同声为训，即这两个字在当时的声母是相同的。如《释名·释典艺》中：“尔雅，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第五，是用阳声韵的字解释阴声韵的字，或是用阴声韵的字解释阳声韵的字，又称阴阳相训。如《释天》中：“水，准也。准，平也。”第六，是用阴声字解释入声字，或是用入声字解释阴声字，又称阴入相训。如《释言语》中：“覆，孚也，如孚甲之在物外也。”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首先，《说文解字》与《释名》在编排方式上各有特点，《说文》注重字形，按照部首排列。而《释名》则是“叙论指归”，按照词义系统进行分类。其次，《说文》中的声训数量据统计占全书总字数的12%～15%，而《释名》中的声训字则占了全书总字数的89%，可见声训在《说文》中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在《释名》中则是主要的训诂手段。另外，在声训的方式上，《说文解字》重在以形立训，并且“六书”的方法一直在其中出现，是一种文字学式的训诂方式，主要是训释经义。而《释名》则是侧重以声立训，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声训的。最后，《说文》是为阅读儒家经典等而服务，解释字词时侧重于讲明白它的意义。而《释名》则主要关注的是词的来源，除了解释字義外，更多关注的是意义的由来。
同时，《说文解字》与《释名》在有些释词的内容、体例上都有相同、相似之处，并且二者都借鉴了前人的一些声训成果。所以，它们在语言学史上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部著作。
三、结语
声训，不论是在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是在刘熙的《释名》中都是一种唯心主义。所以，王力先生说：“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中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说：“任何事物的名称，跟事物的性质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声训所有的具体内容。当一个词演变到了几个词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命名就会产生语音上的联系，不会再是独立与随意的，正确揭示这种联系就能显现词源关系。
声训保留了大量丰富而有价值的古代语音资料，使得清代在音韵学上的许多发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证据与验证。它对于王念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有着很好的启发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说文解字》与《释名》中的声训依旧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声音与意义的关系时穿凿附会，主观随意性较强，并且对一些联绵词缺乏正确的认识，在一些名物词上望文生义，未能从实质上把握其意思，对于中国后代的语言学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如“右文说”等。
从《说文解字》中的以形训为主，声训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没有系统化的理论指导，其训释条例也比较零散，到《释名》中真正确立了声训的基本形式，使声训趋于科学系统化，并且在词义的带领下进行了声训探源研究，声训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我们需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认真研究，严谨分析，让声训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熙.汉小学四种[M].成都：巴蜀书社，2002.
[2]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黄侃.文字声韵训话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