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
摘 要：姚拓是重要的马华文学创作者。在《走死运的人》中，他用一种幽默诙谐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一个荒诞却又有趣的故事。小说中的周志奋是一个“多余人”形象。但是这样的“多余人”形象是有价值的，他的存在是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社会意义，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姚拓 周志奋 “多余人”
姚拓是马华文坛著名的作家，他不仅出版了《二表哥》《四个结婚的故事》《姚拓小说选》等小说集，并且有散文集《美丽的童年》《墙头的小红花》和戏剧集《姚拓戏剧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姚拓的才华表现在很多方面，他认真地记录马来西亚动乱后的人民生活，刻画出一位位有着喜怒哀乐的小人物形象，真实地向我们描绘了马来西亚当下的社会现状。他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他复杂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给我们不一样的思想感情。
在姚拓的创作中，他以马来西亚为背景，以作家、公司职员、中小学教师等生活中的中下层小人物为描写对象，用一种幽默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个生活中荒诞且又富有生趣的故事。这类小说中比较出色的是《走死运的人》一篇，讲述了小说家周志奋家中日子每况愈下而无法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重责的故事。他在受到挫折后想要自杀，而一次意外的车祸让家庭、社会和民众误以为周志奋真的去世了，重又关心起这位已落寞的作家，使他的家庭生活、社会地位、所创造的文学价值都有了戏剧性的改变。
一、“多余人”形象的社会新背景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形象的命名。这类形象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受过高等文化教育，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現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制度统治下感到压抑和束缚。他们虽心怀改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而姚拓创造的周志奋这个人物形象在《走死运的人》中带有明显的“多余人”的色彩。
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俄罗斯，战争尤其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避免，这正是“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坛蕴生的社会背景。而《走死运的人》中周志奋从事严肃的正统文学创作，跟不上社会潮流，年轻的报刊编辑无情地嘲笑他的作品是“不合读者胃口”“不够刺激”，所以拒绝刊登他的文章。作品中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小说家周志奋的生活背景，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也许和当时的马来西亚社会环境有关系。20世纪70年代前，马来西亚经济以农业为主，依赖初级产品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电子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实施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旨在实现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的目标。1971年的马来西亚与中国内地相比，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前进的时期。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本土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快餐文化、消费文化都处于主要地位，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注重感官的享受，有快节奏的生活需求。为了适应这一点，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娱乐倾向的“刺激”的作品。这里的“刺激”是指充满欲望的露骨的都市新人类描写，血雨腥风的打斗描写，或者是市井小人的粗言粗语，很显然区别于探索人性的传统严肃文学。虽然姚拓的创作社会时代和俄罗斯文坛“多余人”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但是从两者的社会背景来分析，有相似的地方。
二、“多余人”形象具体分析
小说家周志奋从十七岁读初三开始就立志写小说，虽然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退稿，但是他仍选择要用他锋利的笔尖，戳破虚伪者的面孔，打倒强梁者的蛮横，发扬被埋没了的正义和真理。这时的作家对社会、民族及人生命运的宏观问题企图有更深的思考。年轻的他有着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创作出许多具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并且他相信自己能在未来会有新的成就。如同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一般，罗亭醉心黑格尔哲学研究，善于把握诸现象的联系、合理的必然性的规律等，他的辩论式长篇大论是整篇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具有的鲜明特征却被评论家概括为“说话的巨人，做事的侏儒”。“语言的巨人”既含有对先进正确思想的肯定，也含有对这种思想没有或者难以变成行动的遗憾；“行动的侏儒”既含有对现今语言实践的最低肯定，也含有与伟大思想相比的渺小实践反差的最尖锐的批评。{1}真正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不如读者阅读作品的想象来的幸福快乐，一旦明确了写作为目的的生活，它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无法逃离。周志奋和妻子生下了八个儿女，极大地加重了生活的负担，妻子不得不留在家中做全职太太照顾一家老小，而周志奋身上养家的担子也越加沉重了，但他还可以坚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断发展万物都在更新，读者对于文学的艺术追求也有了改变，周志奋的文学创作却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在一次进城去报馆亲自推荐自己的作品时，年轻的编辑却无情地把他的作品退了回来，理由是“不合读者胃口”“不够刺激”。很显然这是和传统严肃文学——周志奋创作的正在连载的《青绿的原野》完全不同的。编辑的“不管文不文艺，有人看才行”的商品销售理念简单粗暴地否定了周志奋作品的价值，完全违背了周志奋对于正统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传统文学创作和新式“刺激”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周志奋很明白现在报馆的选稿标准，但是作为文人的尊严却始终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艺术坚持，来写迎合大众的“刺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自己文学创作的信念，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欲望和家庭经济每况愈下的处境，周志奋苦苦坚持的信条因为被年轻编辑嘲讽受辱而有了一瞬间的崩塌，他想在两者矛盾间找一个中心点，那就是选择自杀，虽然愧对家庭，但是保留了自己的信念，“两只眼睛一闭，也就看不见世界上这些混账事情了”。endprint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带走了许多鲜活的生命，周志奋也因车祸在医院昏迷了几天。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重新受到了关注。令他愤怒的是，不经调查核实就断定他已经死了，而且那些专家、报馆、民众的大肆吹捧与他这么多年生活的落寞、不受重视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他“恨不得马上宣布自己尚在人世”。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首先，报馆的“劝募”是不能够了，其次，他已经印刷出版过的作品所得的钱财远没有因他“死亡”所带来的多。最重要的是專家们发现他作品的文学艺术有媲美国外大作家的价值，并且英译传到国外，有了更大的影响。从某一方面来说，民众对于逝去的作家作品产生的兴趣远比一位在世作家的作品要多。如果他选择高调回归，这些荣誉都是有可能不存在的。所以周志奋在愤怒之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庭，默默地选择去小渔村生活。他屈服于社会现实对他的选择，他屈服于命运，完全变成了一个“多余人”了。
三、“多余人”形象存在的现实意义
那么姚拓刻画的周志奋这一角色真的就“多余”的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多余人”存在的价值及社会意义问题。在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的形成、发展和走向毁灭的过程，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并反映了青年贵族的精神变迁，谴责了没落与腐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从更深层次看，“多余人”形象除了蕴含着丰富而深广的社会意义和内涵外，还有来自于形象所包含的哲学意义和美学意蕴，它揭示了旧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每当面临转折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青年一代所经历的精神痛苦与无望抗争，都会使我们想起“多余人”的生命历程。结合具体“多余人”形象，探索周志奋这类人和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社会意义。关于“多余人”的意义，赫尔岑当年有一句话：全靠有了那个时代的“多余人”，新的一代才没有成为多余的。“多余人”形象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对后人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1} 张伟：《“多余人”论纲—— 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参考文献：
[1]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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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春红.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及其文化本质[D].曲阜师范大学，2011.
[8] 胡云波，刘占惠.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