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嘉华
摘 要：古代昭君戏曲中关于昭君出塞和投江结局的地理叙述存在一定的差异。结合对古代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考察，认为其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地名的含义及知名度。这使得玉门关和乌江这样的历史地名移植在昭君故事之上。二、作者自身和所在地域。作者的身份地位或是文化程度都是复杂的，因此其中自然会存在着偏差。三、自古来自北方的侵扰。这使得作家进行戏曲创作时，多会自觉地将匈奴写在北方。以上三点原因，使的昭君戏曲中的地理位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总体上并不影响其故事情节的连贯完整。
关键词：昭君戏曲 地理位置 差异
一、古代昭君戏曲中的地理位置差异
“昭君和亲”在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元帝纪》诏曰：“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墙为阔氏。”《汉书·匈奴传》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昭君号宁胡阔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素若鞔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其：“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阔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救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阔氏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关于昭君命运结局的记载：改嫁和生子，但都没有其出塞途中投江自尽的记载。可见昭君出塞投江自尽这一情节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
文学与历史有共通之处，更有明显的差异性。历史的记载往往是真实的，当然也一定存在如司马迁等史官的个人见解。而文学则更加灵活和自由，文学营造的可以是一个现实中完全不存在的世界、一个架空的时空。可以说，从司马迁《史记》的史传文学开始，中国古典传统文学中就多了一种因死亡而生出的悲壮之美。中国传统儒学中，将道德放在高位，而将生死置之度外。因而有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说法。但从司马迁开始，将人物的死亡加以更多笔墨。很多昭君戏选取昭君的死作为戏剧冲突的高潮，无疑是遵从这种悲剧之美的。将人物的自觉与超越赋予死亡的悲剧之上，以达到主体的真正自由和解脱。而当我们讨论历史题材的文学时，则要更清楚其中文学与历史交汇的部分，试图分辨其中属于文学创作的部分。“昭君出塞”确有其事，但文人的加工使其呈现出传奇的文学色彩，而对于其自尽投江之河之名，更是众说纷纭。
古代昭君戏曲作品及地名表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戏曲作品，对于昭君投江之处的书写各有不同。其中《群音类选》中的《王昭君和番》，是在摘取《和戎记》部分内容的基础之上，再进行文学加工、创作的结果。在《王昭君和番》中昭君投长江而亡，“反贼毛延寿，败国亡家，万年名誉臭；奴丧长江，千年永不朽。身体发肤难全保，伤风败俗乱纲常。奴家不把清明污，将身一命丧长江。[投长江][下]”。而在《和戎记》中昭君是投乌江水自尽的。“[旦下][丑上]才得传宣罢战征，红粉和番得太平。怎么昭君投入水，乌江死了不还魂。启我王，昭君娘娘投入乌江死了。[外上]冤家，我生也不得相
会，来世也要同一处。我也不如投死入乌江里，与他成亲便了。[走下]”在吴柏森《古代昭君戏曲注评》中，并没有对“长江”和“乌江”这两个不同的地理名词作区分，而是将“长江”作为“乌江”理解的。他在联系《和戎记》评价《王昭君和番》时写道：“投水自尽前，又增加了乌江垒桥的剧情，留出空间和时间，让昭君对不幸命运的悲叹……”在吴柏森先生这里的“长江”也就没有特指的意义了，只是那条长长的江水而已。另外，表中还有其他几条河流。黑龙江流经现黑龙江省的北边及东北边，是中俄两国的界河。江水颜色暗绿，古时称为“黑水”，为我国第三大河。乌江源自贵州高原上的河流，流至涪陵注入长江。除此之外，古代昭君戏曲中还出现了黑河、长江、交河等不同的地理名词。
二、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历史事件是过去的异地的，但作者创作的时候就存在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为了传达时代的作者的声音，即使是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创作，也经常会主观添加很多并不存在的情节或者对历史事件进行一些衍生和发展。比如马致远的《汉宫秋》，为了突出昭君贞洁的艺术形象，表现对汉家故土的热爱，昭君这一角色就只能止步于黑龙江之前，不能涉足番地半寸。黑龙江和昭君都是历史真实的，但昭君投黑龙江这一情节是虚构的。当然，也正因为所投之水是没有历史事实的，那么对这一情节的发挥就更缺少标准和约束了，差异也就大了。但同时，作品也一定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统一。虽然河流的名字不尽相同，但都是在汉番交界的地方，都是为了凸显昭君形象而特殊设计的，最好还能在汉的地域范围之内，才能表现昭君的德行忠贞。当然以单于在北的历史事实，南方的众多河流都不能被作家所用。对于所写河流必须有所选择，才不至于太过失真。在平衡虚构和真实的基础之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地名的含义及知名度
雁门地处中原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它“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是中国古代内地与塞外的分界线，以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因此历朝历代有很多咏吟的诗篇。元好问有“欲望读书山远近，雁门关上懒回头”，屈大均有“惨淡风沙上玉颜，当年哭度雁门关”。雁门关作为一种边塞的意象，普遍存在于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之中，也当然运用在昭君戏曲的创作之中。不论昭君出塞的真实历史线路途经何处，写在雁门关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而體现在玉门关这里，更多是这个地点的历史知名度。王之涣《横吹曲辞·出塞》：“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白《横吹曲辞·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唐代的边塞诗使玉门关久负盛名。《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有：“玉门关，亦名玉关”“因古代西域玉石皆经此出入，故名”。玉门关也是出走西域和回乡的必经之路。以其赫赫之名，让尤侗、薛旦等作家都将玉门关安置在昭君出塞的途中。另外，历史上交河是存在的，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盆地西部，自古以来就是连通内地与西域的重要区域。尤侗笔下《吊琵琶》中，昭君投交河而死。“[众]请娘娘渡交河。[旦]何名交河？[众]此乃汉番交界之地，故名交河。”单从文本来看，即使只是作为一条汉番交界的河流，也是解释得通的。
《和戎记》里写昭君投乌江而死。乌江一名，以项羽自刎之处而闻名。“乌江”这个地名首次出现在《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兵败垓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在这里，“乌江”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条河流。此外，全国另有很多处“乌江”，有贵州省紧邻乌江的乌江镇、甘肃省张掖的乌江堡和江西省吉安市的乌江镇。而实际上，项羽自刎的乌江所在是一个小县城，在今天安徽的地界。唐杜佑《通典》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也。”五代后晋刘晌监修《旧唐书·地理志三·淮南道·和州》有乌江，“汉东城县之乌江亭，属九江郡。”宋刻本《太平御览》引《汉书》有：“汉军追项羽至江，东城乌江亭长舣船待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乌江本为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这四条记录明确记载了乌江属于东城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定远附近。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乌江，源自贵州高原上，流至涪陵注入长江。可见昭君出塞不可能途经这两处“乌江”。元末明初张昱有：“天命何曾分楚汉，自将南北限鸿沟。当时应恨乌江水，不与君王照白头。”刘基有：“成败由天众所知，乌江拔剑更何疑。谁言碧海蛟手，也学临春井底儿。”至明代，乌江已经固定成为一种悲剧性英雄性的文学色彩。当把昭君的故事也移植到“乌江”之上，其内容和情感色彩立刻增加了很多层次。已经不仅仅是雁门关或者玉门关所表现出来的漠漠塞外，更增加了几分英雄式的悲壮。昭君本人，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本来应是微不足道的弱小女子，史家之作多一笔带过。但她也确是汉朝和亲大事件中的一位重要角色，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昭君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甚至可以和很多帝王将相相比。因此将昭君所投之水转嫁至乌江之上，便有了合理的依据。同时，乌江所携带的那些悲剧英雄等一系列的情感特征，也随之赋予了昭君，使之悲壮感人。
（二）作者自身和所在地域
我们可以看到表中比较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昭君投江的地点主要是乌江和长江，和昭君出塞之基本事实相差甚远。《和戎记》以及《王昭君和番》其具体的作者都不能确定。其中《和戎记》是明代地方戏曲弋阳腔中流传下来的作品，是由民间戏曲作家以及演出艺人，结合实践经验反复创作和修改而成的。具体的作者并不可考，这种集体创作和反复修改，极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讹误。但也存在一些艺人或下层文人对于历史事实缺乏了解，因而创作缺少历史地理根据。很多下层文人并没有对其创作的情节故事进行考究，究其根本；戏曲本也就是娱人耳目的作品，很多文人只是根据自己的大体印象随心而作。戏曲的创作与诗、文不同，诗、文在传统文化观念之中是正统之文学。一字一句须反复斟酌，为身立言。而戏曲的创作更多体现其娱乐性，但也受到这种立言观念的影响，很多文人热衷于创作与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契合的情节。因此昭君戏，特别是《和戎记》，其作者的身份地位或是文化程度都是复杂的，其中所存在的偏差多是合理的。尤侗《吊琵琶》中写道：“[众]禀万岁爷，此处是玉门关了，请回鸾驾。[驾]妃子，可怜见寡人不能勾再送了。”薛旦《昭君梦》中写：“[外]兀的不是玉门关外起风沙？咱和你遐也波遐，绕着这鸡兀云，马墩踏，听关山笛里猛嗟啊。走长途则半霎，问中原不甚差。……[旦]这是甚么所在？[外]是玉门关了。[旦作悲科]这是弟子断肠去处，好伤心也！”在这两部作品之中，昭君出塞的必经之处，都写到了玉门关，和其他作品中提到的雁门关不同。而尤侗和薛旦都是苏州府人，可见，在同一地域之上的作家的历史地理观念，存在重合和统一的部分。
（三）自古来自北方的侵扰
秦汉时代，民族融合频繁，汉民族及北方各民族交往增多。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匈奴统一了北方草原。并以长城为界，与汉族政权南北对峙，汉以后，北魏、北齐、隋、金、明也都修筑过长城。在历史观念上，北方的少数民族剽悍善战，经常来中原侵扰。历朝历代修筑长城，作为屏障保护中原。北方的边疆曾一度是匈奴的天下，此外东北方还有鲜卑的存在。而匈奴王廷方位几经变化，且公元三百多年时匈奴已经西迁。此时距元明清三代昭君戏曲创作的时间相隔久远，很多作家对匈奴缺乏深入的了解。古代的交通和讯息都比较闭塞，很多信息，因为时空的差距，都难以传播。因此，作家进行戏曲创作时，很多会自觉将匈奴写在北方。匈奴在北，而中原以南则是统一的江山。但到底在北方的何处，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不深究的。很多地理位置的书写，只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以及大概的方位感，而不是确切地营造地理空间。那当然也不能按照匈奴在昭君出塞时的具体位置，来规范和理解昭君戏曲中对于地名的书写。
总之，古代昭君戏曲中关于昭君出塞和投江结局的叙述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是地名的含义及知名度，使得“玉门关”和“乌江”这样的历史地名移植在昭君故事中，使得昭君的故事情节得到了更便捷的传播。其次是作者自身和所在地域的影响，作者的籍贯、地位及文化程度等都会影响其创作。另外自古来自北方民族的侵扰，让很多作者将匈奴安置在北方边疆广袤的范围之内，而缺少准确真实的判断，因而出现了昭君戏中地理位置的众口不一。昭君戏曲中地理位置的差异情况，对其传播几乎不存在什么不利的影响，这就要讨论戏曲接受者的分层及情况了。但其大多都处在社会的下层，痴迷于故事情节本身的跌宕起伏及戲曲艺术的魅力，自然也很少注意到戏曲文本的差异或者讹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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