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俊秀 周敏
摘 要：2017年，由周梅森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改编的电视剧引发全民热议。自这部剧上映之日起，“反腐”就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高频词，《人民的名义》成了名副其实的收视率和口碑双赢的现象级大剧和“中国顶级政治剧标杆”。在影视剧影响下，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线上和线下都持续热销，一时间，《人民的名义》成为现象级作品，“周梅森”也成为文化现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人民的名义》进行探析，可以解剖出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女权主义等文化因子。
关键词：意识形态 大众文化 女权主义 文化因子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继三十年前的《渴望》再现万人空巷的情景。《渴望》是20世纪90年代初热播的一部现实题材电视剧，周梅森说：“《渴望》讲的是什么？是人情和人性，它让人情和人性的回归温暖了整个中国……这30多年是一个充满纠葛、急剧变化的时代，可不是当年《渴望》的状态了。因此，这时候，需要有一部作品来影响和引导世道人心，这部作品就应运而生了。”①
一、《人民的名义》中的意识形态文化因子
“反腐”小说往往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使命，《人民的名義》也不例外。“反腐”小说一般试图重建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维持社会公正、合理秩序的司法、审判、检察、公安等权力。《人民的名义》写作的最大政治生态就是“反腐”，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表现出了“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决心。《人民的名义》的“反腐”主题就是在“主旋律”的大框架里来进行批判，以此来发挥其维护现实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目前的“腐败”更多的是钱与权的相互渗透，作品中所表现的汉东省的腐败就表现出这种特点，如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受贿出逃，国家某部委项目处处长的“巨贪”等。
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阶级结构的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着社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显著重构，因此，意识形态的强加不可能完全消灭发生变革的可能性。对于小说，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竞争的领域，一个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带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回声的符码呈现出矛盾的伪装，并通过相反的声调被言说。《人民的名义》通过对“腐败”这一阴暗现实进行有限度的呈现，通过塑造一些光辉的正面人物形象，借助于他们对“腐败”进行解决、消除，从而来重造现实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对“腐败”进行治愈，削弱其严重性，但即使有限度地呈现黑暗，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观众对“官场黑幕”的窥伺欲，应和了部分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人民的名义》引起全民狂欢，并且这部作品的主要观众、读者是年轻人，这说明了这部作品所传递的主流价值观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共鸣，这也说明了这部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年轻人文艺消费品的喜好中间找到了一个共振点。
二、《人民的名义》中的大众文化因子
大众文化关注媒体话语和传媒受众，建构具有能动性、主动性、批判性的阅听人主体。尤其是现在的新媒体，如网络、电视等，它们通过强调“日常生活”的稀奇古怪和变幻奇趣来传递浓厚的政治价值观念，透过“稀松平常”的凡人小事而关注平民心目中的焦点问题，观众参与到这类媒介事件之中时，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就会发挥作用。《人民的名义》中对媒体话语有较多体现，郑西坡的儿子的工作是“网络水军”，他用发帖、转发的方式参与到“一一六”群体事件等情节中，借助于网络媒介，广大民众都能参与其中，并且形成舆论，深层次剖析这种大众舆论，意识形态正是核心力量。从这一系列媒介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围观改变中国”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存在。《人民的名义》电视剧的热播使得观众对原著小说产生了兴趣，所以这部小说的畅销主要是借助于影视，可见电视传媒的影响力，电视传播媒介不但有着新媒体所共有的视觉、听觉等方面的优势，而且能够为公众讨论提供一个批判和交流的平台，它突出了“公共交流持续增长的变化性和杂糅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成为现象级作品，成为文化现象，这种持续的公共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众文化关注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表现出对普通大众的人文关怀。《人民的名义》主要通过大风服装厂的股权争夺来审视汉东省的官场现状。小说中对大风服装厂及工人有很多具体描写，如对工会主席郑西坡一家的描写，虽然只是一些生活琐事，似乎与整体的“反腐”没有很大的关联，但这些生活细节却使整个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展现了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人民”二字，使得整部小说不至于完全悬浮于“官场文化”而脱离人民。
三、《人民的名义》中女权主义的文化因子
任何一部作品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人民的名义》在女性角色的设定上，屡屡遭到批判，这正是作者周梅森对女权的漠视和大众女权意识觉醒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体现。毫不夸张地说，《人民的名义》里面几位主要的女性形象都是被阉割的，作品中的女性没有从男权中心主义“象征”秩序的权威中解放出来。
作品整体展示的是一种“男性至上”的秩序，这种体系的建立，是围绕女性的附属地位而形成的。《人民的名义》里吴慧芬是一名大学教授，她的言行举止都能体现出学识与风度，但是她的婚姻却是不幸的，她表面上与丈夫高育良相敬如宾，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高官夫人的权益，多年的隐忍，性格早已扭曲，吴惠芬是附属于高育良的，因为她潜意识里有一种对男性的依附。吴慧芬这一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却是一副病态形象。
作品中女性虽然在公共话语中是出现的，但这种出现却不被承认，因为女性的话语一直被视为逊于男性。事实上，男性控制着承认的机制。《人民的名义》中欧阳菁是某银行行长，是李达康的妻子，作为女强人的她，作者一直回避对她作为银行行长能力的描写，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在她滥用职权进行经济犯罪。她作为李达康的妻子，却一直怂恿丈夫行职务之便，对于表现李达康的铁面无私，欧阳菁作为负面陪衬，无疑是作者浓墨重彩的一笔。欧阳菁其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而在作品中读者对她最深的印象应该只是一个受贿犯罪的行长，一个自食苦果的女人。
当女性成为男性凝视和男性欲望的焦点，并从中产生出女性形象时，女性的性经验和性感也就被视为满足男性物质和思想利益需要的基本约束。作品中山水集团的美女老板高小琴和她妹妹高小凤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被官二代赵瑞龙的搭档杜伯仲从偏远的渔村发掘出来，带到城市里作为色诱男人的棋子。她们是金主手里的玩物，是权力争夺的工具，她们被拉在权力的旋涡之中，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权利。高小琴起初被赵瑞龙和杜伯仲所占有，成为这些男性身体欲望的牺牲品，后來又被其进行“培训”，成为他们获取利益的工具。高小琴遇到祈同伟后，他们二人相偎取暖，祈同伟对高小琴的感情看似爱情，实则是高小琴恰恰在合适的时间满足了其思想利益，正如梁璐曾经是祈同伟向上爬时的垫脚石一样。高小琴身为集团老总又怎样？不过是男性进行政治和经济角逐时被摧残的一朵可怜之花。
从这些设定，我们可以看到被“男性话语”压扁的女权主义，这些女性角色都是不健全的、病态的，整部作品女性角色基本陷落，她们被置于一种生存困境中，并且无法走出，最终没落。
四、结语
《人民的名义》的热播以及由媒体主导宣传引发了一连串“反腐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反腐”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政治话题，《人民的名义》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种关注，满足了社会期待和民众需求；另一方面，《人民的名义》也是周梅森影视剧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他借鉴了之前的创作经验，触碰到了社会的痛点，找到了官方和民间，创作者、审查者和观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当然，这部作品的成功离不开作者严肃、负责的文学态度，虽然创作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部文化精品，作品也因此获得了人民的回应以及这份回应所带来的巨大力量。
① 专访《人民的名义》编剧及原著小说作者周梅森：《这部剧大热是文学的胜利》，环球网，2017。
参考文献：
[1]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2] 汪荣.权力想象的文学镜像——“主旋律”反腐小说研究[J].文艺批评，2017（6）.
[3] 刘复生.“反腐败”小说为什么这么火？[J].文艺批评，2017（6）.
[4] 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M].郭镇之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5] 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 舒晋瑜.周梅森：以《人民的名义》，我离巴尔扎克更近一步[J].中华读书报，20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