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琦
摘 要：《受戒》是一篇“美育小说”，自1980年问世以来，它表现出的人性美、自然美和风俗美感染着无数的读者。汪曾祺的童年经验与故乡情结影响了《受戒》的创作，为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一种视角，而作家的人生经历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关键词：《受戒》 汪曾祺 童年经验
《受戒》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故事。它发生在“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的高邮，穿紫花裤子的小和尚明海和剥莲蓬的女孩儿小英子，一对少年男女，无拘无束地相爱了。他们是邻居，一个在荸荠庵里当小和尚，一个在旁边的岛上做小姑娘。明海“年輕，聪明，相貌好”，还有一条“一十三省数第一”的嗓子，小英子“像个喜鹊”，活泼、可爱、勤快。好般配！他们总在一起玩儿，一起踩水车，一起唱歌。小英子挎着荸荠回去了，她美丽的小脚印把跟在后头的明海弄得心里痒痒的。
可明海到底是个小和尚，想当个“合法”的和尚就得去县城的善因寺受戒。戒疤烧了，蘑菇汤也喝了，小英子划着船来县城接他。受戒回来的明海和小英子在船上说了一路的话，说着说着就订了终身，把船划进了芦花荡。虽然“受戒”，却分明无戒，分明破戒。
汪曾祺用审美的眼光看《受戒》的主人公，并不用道德去苛责他们。小姑娘能不能把自己许给人？又能不能许给一个小和尚？汪曾祺用《受戒》回答我们：能。他是沈从文的弟子，很懂得《萧萧》那一类的故事，年幼的萧萧受了长工花狗的骗，生下了花狗的儿子，可萧萧一样可以同自己的小丈夫好好地过日子。大人、先生们的道德从来都管不住这个淳朴的底层人间。
明海出家的荸荠庵本名叫菩提庵，菩提庵的对联很好玩：“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对仗是对仗，但总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有点儿滑稽，像这儿的和尚一样。他们娶妻，打牌，杀猪，吃肉，将俗家的日子认认真真地过进了小小的荸荠庵。
《受戒》有烟火气，这烟火气把《受戒》做成了一盘菜，而且是一盘茉莉花炒鸡蛋，有温润的口感。它的温润，在人物，也在语言。“我认为语言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准确。”秉持着这样的标准，汪曾祺的语言很简单，甚至到白的地步。但他的白，“是非常讲究的白”，白中有它的瑰丽与奇崛。常人可以学他的白，却不一定学得到他的意味，还有他用词的纯熟贴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句话不是只在美术上有效力。他的标点也和别人不一样！他的破折号和省略号比别人多，像国画里的留白，使小说的节奏舒缓有致。
儿时的汪曾祺跟随父亲受过古文的训练，本人又钟爱宋人笔记，所以《受戒》时常出现带有古典意味的句子。小英子母女三人“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头是头，脚是脚”“滑滴滴”“格挣挣”，方言俗语融合对偶的句式，自有它的美感，且是我们的汉语才会有的特殊的语言风格。
《受戒》的故事来自汪曾祺的童年经验。1938年为避战乱，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高邮北乡庵赵庄住了半年。在《关于〈受戒〉》一文中，汪曾祺也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英子是有的，他们的生活也是有的，明海却是完全的杜撰。他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总和”去写1943年以前的“一个梦”，恰印证了童庆炳的观点：“童年经验一般以回忆的机制与作家现时的生活经验接通，从而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汪曾祺将他的童年经验在《受戒》里进行了分解、变形与重组，达成了自己的美学理想。他写的时候带着一点倔强：“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受戒》几乎回避了所有带有战乱印记的标识，它没有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属于古中国的梦。
大家公认《受戒》有风俗之美，这体现了汪曾祺的文人情调。他本来就“爱看讲风俗的书”，且“最有兴趣的是讲风俗民情的部分，其次是物产，尤其是吃食”，汪曾祺是个肯注意生活的人。这些“无用”的，如浮光掠影的知识使得《受戒》丰富了起来。荸荠、菱角、栀子花，青桩、寒蛇、纺纱婆，它们一起出现在河边的荸荠庵，给了《受戒》一个天然的物理空间。明海跟舅舅过县城那一段：
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 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
大肆铺排县城里的店铺，描绘得热闹、繁华，像是从《东京梦华录》里原样借来的。
《受戒》里描写的许多事物在《受戒》写出来的时候恐怕就已经快消失了，“即将消失的事物有种特别的美感”，罾鱼，洗磨，编蓑衣，配丝线，连拿铜蜻蜓偷鸡都不合规矩地美了起来，“但这美感并非因为它即将消失”。那么这美感是来自什么呢？
《受戒》里的生活与汪曾祺的乡情也有关系，故乡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除了明海与小英子，巧云与十一子，我们熟悉的《鉴赏家》《故里三陈》等故事都发生在这片江南水乡，盖着浓厚的地域印记。许多作家都有故乡情结，如沈从文与湘西，贾平凹与商州，迟子建与北极村……对故乡的爱恋是人类共通的情感，照亮和温暖着许多作家的创作。
但这算乡愁吗？事实上，离乡四十年，汪曾祺没怎么回过高邮。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这样写道：“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间是可以的，不能太久。”但高邮人不管这些，一样好好地把汪曾祺纪念起来。高邮有了汪曾祺，和有了秦少游、王念孙一样，是高邮的光彩。
《受戒》和《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作品应当同属汪曾祺小说的高邮谱系。他的小说依其叙事空间大致可分为高邮、昆明和北京三个谱系，高邮谱系主要是讲述劳动人民的故事，围绕昆明的篇章以学生和教员为主，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则大都发生在他熟悉的京剧团。他用了他的一生去描绘小人物，但也不断地尝试着各种风格，《天鹅之死》的现代色彩，晚期那些类明人小品，三篇成束的短篇小说，散淡氤氲。
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他后来和施叔青对话，也强调自己的小说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这一点在《受戒》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为这个，《受戒》曾引起别人“它有故事吗”的怀疑，也引出了“汪曾祺之问”——“小说可不可以没有意义”。《受戒》留存了美，怎么没有意义？小说如果失去了美，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明海和小英子的故事是在一片芦花荡里结的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 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 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句式长短参差，音韵和鸣，意境悠远，像一首小令，又像一首南朝民歌。
他有这么美这么快活的作品，自己的人生却并不顺遂。从高邮到昆明，由昆明去北京，再被发配到口外“效力军台”——汪曾祺是一个长久的漂泊者。他的书读得好，笛子也吹得好，可这顶什么用？大学毕业，他去了上海谋生，找不到工作，苦恼到想自杀。到了老年，“又当了一回右派”。摘完“帽子”，写了《受戒》，然后就“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1980年《受戒》问世，1997年汪曾祺即撒手人寰。他的创作生命开始得太晚，又过早地结束了。离世二十年，各个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多种他的作品集，可是，他知道吗？
他始终乐观，“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经历了长久的埋没与艰难，他依然保持他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拿出了《受戒》这样可爱的作品。一个人，一个作家，愿意把自己的爱分给土豆，分给葡萄，分给村姑、锡匠和小和尚。他是在哪里都能写出东西来的，因为他有本事将生活中的一切撞击转化成艺术。历尽辛苦，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生活，相信生活会给我们文学，也会给我们其他一些美的东西，即使伴随着遗憾和创伤。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是变的，但也总有一些是不变的”。现在的高邮，也许已经没有和尚赶去善因寺受戒了，但一定还长着荸荠、浮萍和丝穗一样的芦花，也还会有明海和小英子这样的少年男女在产生着爱情。至于他们长大之后怎样，那已是别的故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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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北.我们的汪曾祺[M].扬州：广陵书社，2016.
[3]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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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汪曾祺.晚翠文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6] 沈从文.长河[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