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
摘 要：义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能够在中国古代社会绵延不绝，其产生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文化思想密切相关。本文选取“三言”“二拍”中的义仆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分类，总结出每类义仆形象的特征，并分析了义仆形象的新变。从社会背景、社会制度、社会思潮三个方面阐释了义仆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分析了义仆形象的背后所承载的等级制度和奴性的文化观念。
关键词：“三言”“二拍” 义仆形象 等级制度 奴性文化
一、“三言”“二拍”中的义仆形象
“义仆”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地位低下，依附于主人，供主人役使；其次，忠于主人，为维护主人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三言”“二拍”中的义仆形象有二十一个，本文将其归纳为如下六种类型：保主抚孤型；奋不顾身，拔刀相助型；忠谏诤言型；一心为主，不离不弃型；一腔忠义，不顾生死型；甘屈人下，忠正朴实型。通过横向的对比，探讨主奴之间的关系；通过纵向的比较，分析义仆形象的一些新变化。
（一）“三言”“二拍”中各类义仆形象的特征
1.保主抚孤型。这类义仆是在主人去世以后，仍然忠心耿耿为主子操持家务的仆人，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帮助主子发家致富及抚育遗孤。《醒世恒言》第35卷《徐老仆义愤成家》中，仆人阿寄，帮助主人富甲一方。《醒世恒言》第7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钱兴，是秀才钱青家人，做买卖以供给主人生活开支。
2.奋不顾身，拔刀相助型。“奋不顾身，拔刀相助”這八个字，也是对侠义精神的准确概括，同样在义仆的身上也体现了侠义的特征。在主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助主人一臂之力。如《初刻拍案惊奇》卷15《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仆人陈胜，为人忠厚、仗义，为主人出谋划策，最后以巧妙的方法夺回了主人的豪宅。《二刻拍案惊奇》卷27《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中的家丁，这类义仆为了主人的利益，或去攻打、刺杀主人的仇家，虽为仆人，却颇有侠的风范。
3.忠谏诤言型。这类义仆实际上扮演了主人的良师益友，甚至是保护主人的角色，对主人的前途命运充满责任心，在主人误入歧途时，他们竭尽谆劝、诤谏之能事。如《醒世恒言》卷17《张孝基陈留认舅》中老仆朱信，旧主过迁无家可归时，朱信请求新主人收留过迁，并帮助旧主过迁走出困境。
4.一心为主，不离不弃型。这类义仆与主人的关系密切，他们大多是跟随主人多年，或是从小被卖到主家，由主人抚养长大。他们对主人的情义更深，有一种感恩的心理，即使是受到主人的冤枉、毒打，也心念旧恩，对主人一如既往，不离不弃。如《醒世恒言》卷35《徐老仆义愤成家》，在入话部分提到萧颖士的仆人杜亮，杜亮不辞辛劳服侍主人萧颖士，对主人一心一意，从无异志，因为仰慕主人的才华，对主人始终不离不弃。《警世通言》卷15《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的义仆秀童，对主人不离不弃，忠心侍奉主人，死而无怨。
5.一腔忠义，不顾生死型。这类义仆为了维护主人的利益，尽自己之所能，有些时候仆人通过献出生命来实现义举，这些仆人的行为也体现了他们的独立人格。《警世通言》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中的朱婆，作为徐能的管家，怕连累郑夫人投井而死。《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王娇鸾的仆人孙九，王娇鸾派他给周廷章送信，孙九带着书信，夜宿晓行，唯恐书信传递不到，直候周廷章面送。当他得知周廷章已别娶他人，并送银子五两打发他回去，孙九大怒，把银子摔在地上，骂道：“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兽不如！可怜负了鸾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断然不佑你！”{1}说罢，大哭而去。小姐欲再遣孙九，孙九咬牙怒目，决不肯去。
6.甘屈人下，忠正朴实型。这类义仆形象更多地表现了忠厚、感恩，即使是做了官，也不忘主人的恩情。《初刻拍案惊奇》卷21《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中的郑兴邦，是王布朗家中的一个小厮，为人忠诚，即使是被冤枉了，还是不能忘记主人的恩情。
（二）“三言”“二拍”中的主奴之间的关系
从“三言”“二拍”义仆的称谓看，主要有以下几类：家人、小厮、仆人。
家人，在义仆中家人的数量较多，他们主要的活动是跟随主人经商、讨债，在主人利益受损时，帮助主人夺回财物。如《二刻拍案惊奇》卷21《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中陕西商人王禄家人王恩和王惠，帮助主人经商。《警世通言》第24卷《玉堂春落难逢夫》王琼家人，陪主人在北京讨债。《二刻拍案惊奇》卷27《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中向都司家人，合力夺回汪秀才爱妾。从这类义仆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为了主人的利益，鞍前马后，不辞辛劳，有时甚至牺牲性命。他们还是主人的精神支柱，帮助出谋划策，共同打击对手。如《初刻拍案惊奇》卷15《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仆人陈胜，为主人出谋划策，以巧妙的方法夺回了主人的豪宅。
小厮，由于从小就在主人家里长大，所以与主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主仆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特殊，有的小厮长大成人后，甚至继承了主人的官职或者家业。《警世通言》第15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苏州令史金满家的小厮秀童，九岁就到了主家，被主人抚养长大，被当成是过继的义男。秀童被主人冤枉，仍然对主人忠心不二，后来承袭了主人的家业，仕至按察司经历。
仆人，他们的存在较为普遍。仆人要服侍主人的起居生活，经常和主人是形影不离的，时刻在主人的身边，颇能领会主人的意图，所以，有些事情主人不好出面办的，就需仆人从中奔走斡旋。如《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王娇鸾的仆人孙九，《醒世恒言》第35卷《徐老仆义愤成家》中仆人阿寄。
中国古代社会，奴仆依附于主人，可被随意地买卖、赠送，拥有奴仆的多少成为主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他们又有特殊性，有的从小在主人的抚养下长大，有的在主人家工作多年，成为主人得力的助手。正是因为主奴之间的这种特殊情感，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的命运就与主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利益与主人仕途中的提升、贬谪、荣耀、屈辱等种种境遇休戚相关。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所以他们尽心尽力服务于主人。主仆间也有矛盾关系，奴仆地位低下，要服从主人，但是，有时他们也会违背主人的意愿，因为他们的内心也有一定的是非判断标准。
（三）“三言”“二拍”中义仆形象的新变
明代中叶，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也给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习俗礼仪以及人际关系带来种种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义仆形象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义仆经商。“三言”“二拍”中的义仆形象更具有时代特色，义仆不再是只为主人报仇的形象，他们的性格特征更加复杂。如《醒世恒言》第7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钱兴，是秀才钱青仆人，做一些小买卖供给主人的生活用度。《醒世恒言》第35卷《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经商使主人富甲一方。与程婴、红线、上清以及红娘这些义仆形象相比，阿寄和钱兴的身上更能彰显时代的特色，阿寄经商奔走于杭州、苏州，贩漆、卖米，聚集大量财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市民的思想行为有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士农工商，商被排在最末端，然而在明末，像阿寄一样经商聚集大量财富的比比皆是，这无疑体现了义仆形象的新变。
其二，体现了独立的人格。“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是不依赖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赖于任何政治力量，具有独立自主精神。”{2}如果把“三言”“二拍”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少了牺牲个体的利益以维护正义的献身精神。然而，“三言”“二拍”中的义仆形象，他们的种种义举不是为了追求禄重官高，而是自愿的选择，并没有主人的命令或者利益的驱使，因此，“三言”“二拍”中的义仆形象更能表现出独立的人格。如《警世通言》卷11《蘇知县罗衫再合》中的朱婆，出于心中的正义感，她情愿放走郑夫人，之后投井而死。还有《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王娇鸾的仆人孙九，《初刻拍案惊奇》卷15《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仆人陈胜。一般来说，义仆地位低下，没有独立的户籍，所以，他们的存在要依附于官府，或依附于私家，顺从主人，尽心尽力服侍主人是仆人的本分，而前文所提到的这些义仆，他们对主人忠心耿耿、情意深重，他们的义举已经超过了仆人的职责。
二、义仆形象形成的原因
（一）义仆形象滋生的文化土壤
1.统治者灌输主奴的道德思想。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维护其稳定发展的社会制度，其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就是宗族制，这是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将人按照尊卑等级严格划分，同时，贯穿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维护封建统治。尤其是在明代，把三纲五常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虽然三纲五常中没有明确地写出主人与奴仆的关系，但以三纲五常作为衡量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就包括了主奴关系在内。此外，明代还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主奴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明律例》中有家长即奴主的说法，主仆关系有上下之分，主人相当于封建家长。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帝王被看作是天下人最大的家长，天下人当然要受其役使。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主奴关系的一种折射，统治者宣扬忠君的思想，而忠君与爱主在本质上有一致的地方，臣要忠于君，奴要忠于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思想观念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塑造大量忠诚顺从的义仆形象，目的是压制自我意识的发展，灌输主奴道德，从臣子到仆人自上而下逐层遵循仆人的道德。不能否认，经过封建统治者如此长期的、反复的宣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统治者把忠义的标签贴在义仆身上，在文学作品中，阿寄的故事被广泛地收录，可见于陈汝成的《阿寄传》，而且在《浙江通志》和《严州府志》中也记载了阿寄的事迹，还被写进《明史·孝义传》。后来阿寄的故事被冯梦龙加工创作，收进《醒世恒言》中，主要叙述了老仆阿寄在主人家道中落的时候，与主人贫贱相守，苦心经营多年，蓄财数万，帮助主人徐氏孤儿寡母度过困境，富甲一方，丝毫不图名利，在他去世时身边竟无一文私蓄，这充分地表达了仆人的义之所在。
2.侠义精神的影响。侠义文化经过两千年的漫长积淀，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侠义文化受到儒墨两家的影响最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对侠义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是同化，使儒与侠在中国文化的共同进程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侠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具有了义的品质，又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一种范畴。如孔子所说“见义不为，无勇也”{3}，“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4}，侠代表了儒家理想中“勇”的境界。表现在侠义上，包括了对国家的忠义、对朋友的信义、对爱情的忠贞等多方面的内容；表现在行为上，则是坚持正义、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墨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侠的理想中追求“兼爱”，是天下一切人平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难以改变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天下人的平等为己任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种“兼爱”在很多的情况下，则表现为朋友间的义气。义气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又能呈现出恩义心理。侠的恩义心理，就是建立在诚信的人格基础上。施恩与报恩的观念，是“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侠义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报恩的方面，侠又具有彻底性，他们施恩于别人不求报答，但是，一旦受人恩惠，必将涌泉相报，有时甚至牺牲生命报恩。这种观念不仅仅只有士大夫阶层独有，报恩的观念也存在于普通人的心里，对恩义心理的正确处理，就被提升为一种具有泛化意义的“义气”，恩义成为“义气”，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三言”“二拍”中的义仆形象，很好地诠释了报恩的观念，体现了仆人对主人的义气。《徐老仆义愤成家》中老仆人阿寄，当初因父母过世，没钱办丧事，卖身徐家，他为人忠谨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种作。老主人深得其力，每事优待，但是到了少主人掌管家业时，见他上了年纪，便有些厌恶之意。但是阿寄遇见少主人行事有不周到的地方，便苦口规谏。少主人怪他多嘴，高声呵斥，有时还拳打脚踢。阿寄却说我受过老主人的恩惠，所以不得不说。这些仆人常常把感恩报主的话挂在嘴边，他们的这些行为表达了他们在道义上选择了报恩，在情感上认定了感恩，这些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亲密，由于对主人尽心尽力，受到主人的信赖，或者是以礼相待。因此，这些义仆选择了报恩的同时，还有情感因素的牵绊，这就不同于性格单一的义士和仆人，这类义仆的性格更加复杂，道德和情感双重因素促使他们实行义举。所以在中国古代，这类文学作品在一定的社会时期广泛流传，为主尽忠的仆人受到褒奖，相反，忘恩负义必然会遭到谴责。
（二）义仆形象滋生的社会土壤
义仆主人的身份大致为官员、秀才、商人、乡宦、水盗等。这一方面反映了明代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明代蓄奴制度影响的广泛性。明朝初年，朝廷明确宣布一般平民不得蓄养奴婢，但是实际上，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王朝，蓄养了大量的官奴，供其役使。官员蓄养奴仆的风气，逐渐地影响到了民间。尤其是在明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人们并不排斥对“利”的追求，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商人蓄养奴仆也就随处可见，而这些仆人跟随主人经商。如《二刻拍案惊奇》中《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陕西商人王禄家人王恩、王惠，经历风霜，帮助主人经商。除了商人之外，其他社会阶层也受到了蓄奴风气的影响，《警世通言》第11卷《苏知县罗衫再合》中水盗徐能靠抢劫财物变得富有之后，也开始蓄养奴婢。《醒世恒言》第35卷《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家，是锦沙村的一个庄家，也有仆人。由于明代蓄奴制度的普遍存在，义仆这个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是理所当然的。
（三）冯梦龙创作过程中对义仆形象的必然选择
冯梦龙出生在所谓的理学名家，青年时曾热心过科举，但仕途道路并不平坦，科举的失意，使他热心于白话小说的创作。事实上，他也没有忘怀过举业正途，崇祯三年（1630），五十七岁的冯梦龙终于成为岁贡，出仕丹徒县学训导；崇祯七年（1634），升任寿宁知县。在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的社会大背景下以及在人格上对“圣人”理想的追求，这势必带来作者思想的保守，使他很难摆脱程朱理学思想的羁绊，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也会局限在忠、孝、节、义的范围内，那么，“三言”中有的义仆形象的出现是可想而知的。
馮梦龙作为小说理论家，他肯定了白话小说发展的大趋势，指出了通俗小说的可贵之处，即在迅速感化人心、教民化俗方面，通俗小说胜过《孝经》《论语》。
同时，冯梦龙的创作理想是达到“理”与“情”的协调，就是在以情感人的同时，以理来教化人，这也说明冯梦龙肯定了小说的教化美刺作用。凌初的思想观点与冯梦龙的比较接近，他们都重视文学的载道作用和教化功能，在这种文学思想观念的指引下，相当大的一部分主题是不能跳出伦理纲常的，势必也会渗透到具体的文学作品中。那么，“三言”“二拍”中塑造的众多义仆形象，通过他们的种种义举，其主旨也是在宣扬忠孝节义。
三、义仆形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一）再现了封建等级制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奴仆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渊源，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奴仆。《左传·昭公七年》所载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5}，其中上层统治阶级包括了王、公、大夫、士，下层被统治的阶层主要有皂、舆、隶、僚、仆、台，这最后四种人地位低下，是仆人的前身，这表明在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出现了上下等级制度，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统治阶层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来保护这种制度，用法律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6}明确规定了尊卑的等级。尤其是到了唐代，社会发展日趋成熟，制度更加完善，上下等级与社会制度联系得更加紧密，统治者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文。《唐律》中，仆人被规定在“贱民”的行列中，可见在法律上仆人的地位最低。明朝刚刚建立，在政治制度上对仆人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不同的官职，不一样的地位和等级，应当拥有不同数量的奴仆，这明确规定了上下尊卑的关系，将人的等级做了严格的划分。而《明律》又从法律的角度，对这种等级制度规范下的主奴关系进行保护，说明了主仆尊卑关系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仆人们要逆来顺受，恪守仆人的本分，而主人是仆人的衣食父母，所以仆人要忠心于主人，一朝为奴，世代服役，这就导致了世世代代为奴现象的出现。
（二）再现了奴性文化观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儒家向来重视道德的作用，重义轻利。义由统治阶级提倡上升为伦理的规范，并且在世俗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奉行。“三言”“二拍”被局限在忠、孝、节、义的范畴之内，义仆们有恩必报，舍生取义，这样的仆人也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们身上也有奴性文化的烙印。他们对自己的地位低下是认同的，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可僭越；另一方面是因为充斥着伦理纲常的社会环境中，再叛逆的思想也可以被教化。
四、结论
义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类人，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他们身上凝结了“忠”与“义”的品质。在忠义之德的基础上，很容易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阔情怀，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浓烈人情味，然而，在他们身上也体现了奴性文化的烙印。
{1}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43页。
{2} 何忠锋、张圣兵：《独立人格——做人教育时代之需》，《教书育人》2010年第4期，第27页。
{3}{4}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0页，第169页。
{5}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七年》，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88页。
{6} 〔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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