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昌琦
摘 要：历史的复义性在于经验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显现则有理性法则的考虑和情感确认的追溯两个维度。《大风》在一个复合的主体多元化的叙述空间，展开了传统与现代、智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的博弈和调试。李凤群的“坚硬的叙事内核”恰恰是一种缺失的历史经验之下的主体困境以及隐藏的创伤性生命体验，同时发掘出历史书写和新世纪经验耦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大风》 生存之道 主体困境 抒情品格
“江心洲”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地理命名，它的自我的环闭性地理特征容易造成一个陌生化了的乡土空间的形成，表现在江心洲和外来者的抵牾以及整个江心洲作为“漂浮”状态而呈现出来的扎根不深、人员外流的现象。在李凤群的作品中，江心洲既不像苏童的“香椿树街”充溢着传统和民间的深厚底蕴，又和张炜的芦青河畔洼狸镇、莫言的东北高密乡、李佩甫的平原等区别开；相比于前者，它很难在一个清晰的脉络上勾连起具备较为宏阔的时空谱系的乡土叙述展开场域。江心洲，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失却故土、寻找故土、追悼故土的当代人的精神隐喻。在20世纪的风云变化历程之中，故土作为对象化的叙述资源先后在中国内地乡土小说和台湾的“省籍”乡土叙事中得到不同主题的招魂式讲述，失却故土的隐痛到寻找故土的执念再到追悼故土的惶然，从鲁迅、王鲁彦、沈从文、汪曾祺到台静农、林海音、朱天心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序列的精神溯源。
一、“父亲”和归乡：作为隐喻的主体困境
当代史是一个尚未充分历史化的发展进程，历史经验的叙述或者某种历史品格的再书写，是当代文学追求经典性的有效策略。20世纪30年代的茅盾、巴金，40年代的李人，“红色经典”以及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竞写潮”等，都在追求史诗性的经典品质上展开现代史的恢弘叙事。历史叙事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时空跨度，仅从叙事背景来看，李凤群的《大风》也同样参与到了大部分的20世纪历史的叙述行列之中来。但是，笔者认为，《大风》的历史品格的书写是一种缺失的或者说不在场的历史经验的叙事，一方面它区别于具有历史在场性的传统史诗性叙事；另一方面，李凤群的叙事方式搭建了一个具有自足性的艺术想象空间。
“《大风》正是一部试图从历史受创者被严重扭曲的主体精神状态入手，以一种精神症候的表达方式谛视表现中国当代曲折历史的优秀长篇小说。”{1}王春林先生认为，李凤群的写作旨归并不在于历史经验的再度书写，而把写作意旨集中在了时代背景之下的血脉和精神贯通的四代人的生存叙事，在此基础上把敏锐的写作触角指向了家族几代人的精神症候上。确实如此，张长工的“谎言”、张广深的寡言与“一根筋”的蛮干、张文亮的不知所往的寻祖和精神抑郁、张子豪的迷惘以及梅子杰的决绝，都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地反映了四代人身上或多或少所折射出来的“精神症候”。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识别出“精神症候”表达之下人性的深层次内蕴。笔者认为，李凤群对“精神病症”的艺术性想象空间之中，重叙了底层发声的生命意志和主体困境突围的可能性、艰难性，发掘可能被“精神症候”有所遮蔽的主体精神以及创伤性生命体验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大风》的叙事丰富性与李凤群的作家主体性介入具有某种关联。“父亲”是《大风》中首先面对的叙述对象，对“父亲”的主体指认以及角色转换之后的消解是李凤群尝试阐述的逻辑理路；同时，伴随着精神的漂泊，“归乡”的文学母题也在李凤群的笔下呈现出某种新的特质。
第一代的张长工处在不断交替的时代变故之中，他携家眷的出走故土是一切不可知的集中点，而他所秉持的生存之道恰恰激发了对这未知的极大控诉。姑且不论及历史创伤性的书写，张长工是一个时代背景之中强大生存欲望的另一种投射。在他的身上，背负的上游的沉疴被其不断地吞咽，他所能寄托的则是血脉的下游延续，于是他寻觅到江心洲、悉心呵护张文亮、护佑梅子杰、寄希望于子孫的丁财两旺。在这个意义上，张长工形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无后为大”“福荫子孙”的当代阐述。张长工一旦步入晚年，他完结了一生的漂泊无定，从此也不再离开江心洲；跟随父亲从逃亡岁月中活下来的张广深也成为祖父辈，他对家族前历史的经验不比张长工清晰和确切，对精神性的内在归宿感有近乎迫切的追求，但是他始终无法从根本上给予后代族谱意义上的家族精神的信念。于是，在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口述史（张长工晚年口齿不再清晰，同时也有真实与虚构话语含混的分裂）之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张文亮担负起了寻找故土“颖上村”的使命，当然可以揣测得到，张广深在闯荡多年之中也势必尝试寻觅故土而无果。张文亮的寻根问祖则更像是一次精神溯源，它失却了考证式的寻找根基，除了祖父的含混的口述，没有可供鉴认的追踪材料。因而，张文亮的寻觅故土只能面对更大的空虚和怅惘。而李凤群同时看到历史经验苍白的反面，那就是对当下的绝对的信奉主义，历史的无根可溯必然让张文亮从茫然无措之中逃遁，并把承传于祖父的生存之道奉为圭臬。相对于张广深，从表面上来看，张文亮也许是个更为成功的商人，但是他同时必须要面对较之父亲的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和市场竞争压力。李凤群无法压抑住笔墨对张文亮负重人生的悲剧呈现，他的抑郁可能来自精神的无根性、来自家庭的压力（对张广深的担忧、对孟梅和张子豪母子的责任）、来自早年恋爱的忏悔等，但是更为实质性的是来自于对生存之道的现实创伤。在市场经济和物质主义不断深化的时代里，张文亮在进入这一行业时就注定了要承受社会的阴暗面，而他的喘息即使隐藏得再深，也无法从李凤群敏锐的洞察和感触之中逃过——张子豪的一次跟踪和偷窥，是李凤群极为沉痛和坚硬的运笔。在这里，李凤群揭穿了张文亮的父亲的高大形象，父亲成为了为人使唤的角色，生存之道在此回应了张长工的求生之道。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做这般揣度，张文亮似乎就是李凤群想象的同时代（20世纪“70”或“60”一代）的代言人，他所面对的历史苍白感，也是这一代人的精神无归宿的写真，而他们手握的生存哲学还未及穿越阴暗的壁障就已经被现实所抽空。可以说，李凤群在“70后”作家中保持了较高的自省意识和历史反思深度的批判性，并从自我的经验之中开掘出了独特的抒情式表达风格。
二、从求生到生存：创伤性的生命体验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人类的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如何利用工具获取生命的延续，求生法则具有“物竞天择”的自然属性；人类的文明每推进一步加诸人类主体的规约和训谕便织就更为细密的生存之网，生存则不得不在求生之外面对新的困境并不断尝试形而上意义的生命突围。《大风》始终都在面对生与死的二元质询，并在求生到生存的逻辑理路上探讨主体的创伤性生命体验。
张长工易“梅”姓为“张”姓，不断地编织“逃荒”“水灾”“死了三个儿子”等谎言来乞讨求生，在乌源沟安插下来后，妻子因痨病而亡，张长工也变成了凡事隐忍的“傻子”，还时常得面临被清算外来人口的命运，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儿子远走入赘江心洲。在张长工的求生之道中，活着是首位的，可以遗弃身世、隐姓埋名。他不能说是不深谙世道人心，他知道饥荒年代人心惶惶，存活才能顾及颜面和道统。但是，当他在乌源沟被存活的困窘折磨得快要遗忘了身世之时，张广深的非常之举或许真实地触动了他内心的痛处，作为无根的第一代，他已经无法接受儿子“倒立”“怕黑”和“挖洞”对他精神的摧毁。
“我儿子怕黑。不是一般的怕，只要太阳落到山那边，只要哪晚没有点灯，他就会蹲到灶门口，锅里什么都没有，他会烧火”{2}。原因则是“要有光”。王春林先生指出，“张广深的‘怕黑要光，所充分凸显出的，是其生存安全感的严重缺失”{3}。而“挖洞”则不仅仅是夜游症那么简单，其实是一种对现时漂泊感、毫无归宿感的反抗，为自己寻找一个蜗居式的藏身之地，更进一步则像是精神性的失语，主体的判断和指认被中断，于是产生了连锁的吊诡的主体行为。张长工的求生之道让他父子二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但是他的隐忍和“傻子”的生存哲学并没有在年幼的张广深的内心之中得到应有的谅解和“解码”。最后，张长工只能寄希望于又一次的逃离，张长工仍然要在乌源沟扛住两间草棚，延续其求生之道。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伤口长出的翅膀》诗中写道：“我自幼便受过伤，我自幼就懂得：是伤口创造了我。”张广深的精神性创伤在他的孙子梅子杰的身上以一种差异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梅子杰的人物悲剧性也在更为彻底的主体指认的困境之中得到展示。梅子杰从出生就不知道自己生父何人，和张广深的易姓之痛相比，梅子杰的创伤更具有时代意义和伦理道德层面的颠覆性。梅子杰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他也同样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之道（梅子杰性格的暴戾和陈芬的自杀、报复心态不无关联）。他过早地目睹了母亲轮番的“自杀”，对死亡有近乎于麻木的体验。而他却恰恰是用了他父亲、祖父、曾祖父易姓前的本姓“梅”，确实他是梅家第四代血脉，但是他却只是名义上的“梅子杰”，在精神归属上的漂浮状态让他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儿”。
而梅子杰最后的灵魂浮游向江心洲，可以从心理学上找到某种阐释逻辑，因为人的内心的依托乃至于主体的指认总是来自潜在的情感趋向。不难想象，梅子杰受到张长工的百般照顾和嘱咐，在来往江心洲的船上阿三也对他尊重有加，这些都在梅子杰的内心当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一种万有引力般的归属感，驱使他在生命无助和绝望的尽头灵魂出窍，飘向江心洲。同时，这也是梅子杰还乡的方式，和兄弟、父亲的还乡不一样，梅子杰的“魂兮归去”更像是当下远离故土的游子怀乡和还乡不可得的隐喻，乡村故土的荒芜在一天天加剧，家园被废弃，当代人面临着“乡关何处”的怅惘以至于无故土可归的困境。
三、新世纪经验的书写：当下性与抒情性的叙事维度
《大风》对历史经验的重新讲述提供了一个具有艺术想象的文学空间，同时对当下的生存经验的观照也独具视点，一方面叙事和新世纪经验发生某种耦合；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了主体精神向度上的抒情品格。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更深刻的变革。东部沿海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乡土中国”的追认愈来愈成为中国式的“世纪末怅惘”，并在持续地发生效应。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打工”大军、“北漂”一族、“蜗居”等语汇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城镇化的高速推进也伴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公众道德、社会正义频频受到质疑。当下的文学创作或者在对历史的叙述中确立经典性品格，或者在切近的生存经验的叙事中寻觅当下性和严肃性。
李佩甫的《生命册》讲述“我”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艰难历程，从乡村、省城到北京、上海，“我”的身份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但是，到头来仍然是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仍然要面对失去精神皈依的孤独和恐惧。在东西《篡改的命》当中，小人物汪长尺同样无法在从乡村奔向城市的艰难中完成主体的指认，他无法挣脱来自林家柏对他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最后只能为儿子的所谓“名正言顺”的城市身份选择投江自尽。汪长尺是一个背向故土、疲于奔命的小人物，他的身上浓缩了新世纪的底层生存经验。
“当我们以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与历史眼光重新认识中国人时，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因素与新的想象既是时代发展的反映，也预示着一种新的世界图景与中国形象的出现”{4}。《大风》也和上述作品一样面对着相似的“新的想象”“新的中国形象”。张子豪的迷茫是新世紀的“富二代”式的迷茫，他对既定的人生道路（生活条件富足、出国留学等）表现出丧失目标的疲态。当兄弟梅子杰躺在街道上即将流血而亡，他只能面对父亲、面对众人的冷漠而选择在手机微博上伸出可能存在其实已经失却“舆论效应”的援助之手。
孟梅和陈芬是《大风》中塑造的比较独特且命运性格各不相同的两类女性的代表。陈芬和张文亮的恋爱史洋溢着青春荷尔蒙的浓烈气息，一场没有结局的恋爱造成了两人各自命运的变故。陈芬为此忍受亲人的嘲讽和冷漠，在近于戏谑化的笔调中她所演绎的自杀的多种方式，无不可以理解为对生命的荒诞的反讽和某种本质情感的消解，具有现代主义色彩。孟梅则是婚约和家庭当中的独立女性形象，她有自己秉持的“生存硬道理”。在张文亮寻祖无望的困境中，孟梅曾一度唤醒他自强的勇气和信念，但是在漫长的家庭生活之中他们之间的龃龉更像是来自于精神气质的差异，前者永远处在压抑和抗争的主体指认的困境之中，越是沉溺于现状越是精神空虚；后者则在多年的打工创业之中磨砺出沉稳也日渐安于现状的心志。二人的差异性选择注定了一个家庭的破裂。值得指出的是，孟梅式的家庭情感的困境可以说是李凤群独特的现实洞观和精辟思索。男性在挣脱了女性的引导和庇护之后，他们彼此的选择也变得耐人寻味，可以说这是当下一个人性观照的新颖视角。施战军认为：“这两个女性身上的故事，细微而又十分重大地蕴含着中国现代性的隐喻，在城镇化的大迁徙中，人们正从陈芬难免破败的坝上涌向孟梅逐渐发财的城中，过去温柔的梦似彩虹美丽而易碎，现实硬朗的梦如线条清晰而刁蛮。”{5}
《大风》在人物成长命运上善于抓住时代的黯黑底色并不断进行渲染。从缺乏在场性的历史经验叙述转向当下叙事上，李凤群善于寻找到当下写作和新世纪经验的某些耦合之处，对当下的社会进行了独具特质的观察和呈现，并保持了“某种强硬，以及审判的本能”{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李凤群的作品仍然需要一个不断成熟的时间过程，感性经验背后更亟待更深层次智性思考的努力，从而能够更好地规避“过于贴近现实”的可能性弊端。
“大风过后，草木有声”{7}。梅子杰的灵魂在被大风将要吹散的时候发出了“倦鸟总会归巢，而我们却将一去不返”{8}的精神宣言。《大风》的抒情品格也由此画上句号，生存和命运的不同方式在这里归于本质意义上的虚无。《大风》完成了七十余年时空跨度的不同主体困境下的生命之旅，而等待它的则是历史经验再度沉淀之后的新的阐述。
{1}{3} 王春林：《当代中国历史的精神症候式表达——关于李凤群长篇小说〈大风〉》，《南方文坛》2017年第2期。
{2}{6}{7}{8} 李凤群：《大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第408页，第406页，第404页。
{4} 李云雷：《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和新趋势》，《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5} 施战军：《在流民生路和天地大德之间——关于李凤群〈大风〉的旁白》，《上海文化》201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