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晓瑜
摘 要：《定势》篇是《文心雕龙》“剖情析采”部分讲文章创作的重要篇章。对“定势”所定之“势”含义的争议长期存在于龙学研究中，并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家说法。本文通过借鉴几种主要的有影响的说法，同时从《定势》篇文本及《文心雕龙》全书出发，得出了“定势”实为“定正”，即内在基调这样一个更有包蕴性的结论。
关键词：《文心雕龙》 势 定正 内在基调
一、各家论“势”之义
明清之际已有注家论“势”，如明代曹学讲“势主风，为激水曲湍自然之态”。清代纪昀认为文各有自然之势，“行乎其不得不行，转也；止乎其不得不止，安也。”但二者均为感悟之言，并没有对“势”做具体定义。
从文字溯源上论“势”，有黄侃和詹两家。黄侃首先从文字考证角度出发，认为据《考工记》所言“势当为，者臬之假借”。而臬在《说文解字》中释为“臬，射的也。其字通作艺。”《上林赋》中又讲“弦矢分，艺殪仆”，所以“本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则引申为凡法度之称”。因而逐步论证出“势”的含义即为“法度”。范文澜赞同黄侃之说并进一步阐述为“势者，标准也，审察题旨，知当用何种体制作标准。”詹通过考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使用“势”的其他领域的典籍，诸如书画、哲学、军事等方面，发现《定势》篇与《孙子兵法》中有不少譬喻相类似，于是认为“《定势》的用语和观点都来源于《孙子兵法》”，并提出“《定势》的‘势，原意是灵活机动而自然的趋势”的观点。
对以上两种说法，寇效信在肯定的同时，提出了更为合理的辨析。他认为，黄侃首先从《考工记》中寻“势”之本源的途径是对的，但《考工记》讲“审曲面势”是指“工匠做工时要审度材料之‘势”，所以这里的“势”应当包括三种表面义：形势，趋势与势力，是为“势”的本义。而《孙子兵法》与《定势》虽然在“‘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和趋势”上具有一致性，但刘勰并非照搬《孙子兵法》。孙子讲：“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刘勰讲：“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可见孙子在于控制权变，刘勰在于形成体制。孙子“势”中所包含的“力”“权”的含义恰恰是刘勰所避免和没有的。因此论“势”除了要理清表面源头之外，更需要探究其作为文学术语的深层内涵。以下学者的观点则涉猎到这一方面：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统观此篇，论势必因体而异，势备刚柔奇正，又须悦泽，是则所谓势者，姿也。姿势为联语，或称姿态体势，犹言体态也。”将“势”释为姿态。他认为《定势》中“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激水不漪，槁木无阴”，即是譬喻文之姿态，且体态虽多，也可大致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后文又举例讲“离骚九章之体，以抒怨悱之思，故文势缠绵而往复；远游九歌之体，托情神怪之事，故文势恢丽而诡谲”。由此可见，刘永济的“姿态”说实际上涉及文体的外在形态之美，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后来“风格”说的发端。陆侃如、牟世金参考黄侃、范文澜和刘永济之说，认为“这里的‘势指作品的气势，局势，‘定势就是如何适当确定文章的气势，局势”，后在校释“势实须泽”时又讲：“这是对‘尚势而不取悦泽之说的纠正。‘势必须润饰，说明刘勰的体势论侧重于表现形式方面。”同刘永济一样，所论为文体外在形式。
更多學者则将“势”释为“文体风格”。如王元化讲“刘勰提出体势这一概念，正是与体性相对。体性指的是风格的主观因素，体势则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寇校信在《释体势》中说：“对文章来说，‘势则含有风格的意思，不是作家的个人风格，而是文体风格。”赞同以上观点的同时还有王运熙、杨明、周振甫、缪俊杰、陈书良、张长青等人。
持“风格说”者之所以众多或在于这一说法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刘勰《定势》篇本身。刘勰在《定势》篇中多处涉及描述文体风格的语句，如：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
典雅、艳逸、清丽、明断、宏深、浮华、要约等词均是对文体特色的描绘。因而将“势”释为“文体风格”似是有据可循并且符合《定势》的文本语境。
总括上述，各家均从一定的角度对“势”做出了相应的定义。然而《定势》中的“势”并非只有单个的含义，它包含多方面内容。它既具有“势”的普通含义，也具备其作为文学术语的深层内涵；它既包含外在表现形式，也应该包含内在基调；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体风格，但又不等同于文体风格。对于“势”的理解，我们应当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着眼，同时不忽略它在细节上的体现。
二、定势目的实为定正
要确定“势”的含义，其实可以做反向论证，从“定势”这个整体着眼，分析刘勰《定势》篇的主旨所在，即“定势”是要定什么，则可推敲出“势”的内涵。
《定势》开篇即讲：“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所以“定势”是指定不同文体之势。然而刘勰作此篇的根本目的何在呢？笔者以为可从末尾两段得出结论。刘勰在文末批判“近代辞人，率好诡巧”，究其原因，是“讹势所变”。所谓“讹势”，就是放弃正统的，追求诡异奇巧的东西，将正字反写，正话反说，以使自己的文章迎合世俗，呈现新奇之意。这种趋势长此以往，只会使文章创作逐步脱离正轨，走上奇曲偏狭的小路，文体用途也会产生混乱。刘勰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学习经验丰富的作者“执正以驭奇”，即确立文体正的“势”的同时驾驭其他新奇的创作手法。否则“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
这种“执正驭奇”的思想并非《定势》独创，而是贯穿于整部《文心雕龙》中。“文之枢纽”部分明确而细致地论述了这一统摄全书的思想。《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一体。首篇《原道》阐明文与天地并生，源于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客观存在，为正，文的内在也为正。“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将“自然之道”表达于其著作中，以正的思想使后人“陶铸性情”，故“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要写好文章就要以《易》《书》《诗》《礼》《春秋》此五经为典范，此为“执正”。及至《正纬》《辨骚》两篇，刘勰虽然大力批判了纬书中有害于经的虚伪荒诞的现象，不满《离骚》中有异于经典的奇诡臆说，但同时也指出纬书和《楚辞》“事丰奇伟”“惊采绝艳”“有助于文章”。所以刘勰所论整体的为文原则可概括为“倚靠经典著作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彩”来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
由此联系《定势》篇与全文宗旨可见，“执正驭奇”便是刘勰作《定势》篇的根本目的所在，定势实是要定正。而这种“正”的思想反映到文体中，则是指不同文体的内在基调。
《宗经》篇讲“《易》惟谈天……《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以立体……《春秋》辨理”，此五经在其各自思想领域里均为最伟大的著作，正统的代表。因此刘勰认为后世产生的新的文体，均来自于五经：“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这些文体都应该继承其所宗之经的“正”的基调，即“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之“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与《定势》篇不谋而合，《定势》讲“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情深、风清、事信、体约、义贞、文丽与弘深、清丽、明断、核要、典雅、巧艳是相对应的，虽然一者是为文体树立相应的典之范式，一者是为不同文体“定势”，但既然不同文体均来源于经典，典雅、清丽、明断等“势”也必统归于体之六义，二者旨归实为一致。
典雅、清丽、明断等同时是不同文体的内在基调呈现出的外部风格特点。这种文章风格特点的形成与创作者自身主观因素密切相关，离不开作者性格、才气、能力的影响。这在《体性》篇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述：“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譎，文苑波诡者矣。”文章风格的多种多样，是由于作者才、气、学、习等主观因素各不相同。
综上所述，刘勰作《定势》篇是想要指出并改变当时文坛上由“讹势”导致的“率好诡巧”的不良文风。要消灭“讹势”自然要确立“正势”，所以“定势”实为“定正”，是要为文体确定“正”的内在基调。这种内在基调包括多方面内涵：一、创作不同文体所应遵循的正统的标准和原则；二、文章的外在风格特点；三、造成不同风格特点的作者的“才、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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