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霞
摘 要：作为西方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和女性主义诗学的理论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将富有辩证精神的“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女性文学的创作，着力倡导男女两性应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双性融合，共同创建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理论以一种公正平和的姿态和超越时代的远见，为两性关系从对立走向对话提供了多维视野下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女性主义诗学 双性同体
英国著名女作家、女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作为女性主义诗学的开拓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以夸张、反讽的风格提出了许多有关女性文学创作的严肃问题。在伍尔夫看来，尽管男女两性存在着十分对立的冲突和矛盾，但这些都可以通过两性间的平等对话达到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而两性的和谐首先是“头脑的和谐”。伍尔夫因此提出了“双性同体”这一概念，并将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中。她认为男女两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必须从根本上消弭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伦理价值标准。
一、男权至上 双性对立
伍尔夫出身于伦敦一个书香名门，这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19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培养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剑桥等一流名校，可女儿却只能留守在家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和母亲一样扮演着纯洁、甜美、贞净的“家庭天使”的角色。假如允许女性也读拉丁文和希腊文，送她们上女子学院，那么这些温柔的“家庭天使”便堕落成了面目狰狞的“妖女”。而写作作为一切技艺中女性最有可能接触到的一种，也并不被赞同。譬如，简·奥斯汀在写《傲慢与偏见》时，必须赶在有人进门之前藏起手稿。若非如此，《傲慢与偏见》是否会写得更出色些？作为家庭女教师的夏洛蒂·勃朗特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有时候当我在教书或者做针线活儿的时候，我真的更想去读书和写作；不过我又努力克制住自己……更别提伍尔夫所杜撰的莎士比亚的妹妹了，就算她的天赋可以和兄长比肩，但也没有机会学习文法和逻辑，她只能躲在阁楼里偷偷写几页纸，被父母发现便会付之一炬。在十几岁的年纪，父母就将她许配给邻居羊毛商的儿子，若不顺从，便遭毒打。身处父权制社会的女子，越是才华出众、思想独立，越难逃离群索居或疯癫自杀的命运。因此，乔治·艾略特不得不用一个男性的笔名来掩饰自己女性的身份，她的作品才得以顺利出版流传。更有甚者，曾任剑桥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乔治·特里威廉曾在他编著的《英国史》中写道：殴打妻子是男人公认的权利，无论是上等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不以行使这一权利为耻。伍尔夫曾在六岁时遭到同母异父哥哥的猥亵，“我回忆起这件事仍然会羞耻得发抖”，她曾对一位朋友如此坦言道。儿时的不幸遭遇为伍尔夫日后投身女权运动埋下了伏笔。
二、双性同体 和谐对话
伍尔夫作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理论先锋，娴熟运用手中的笔墨，为女性的独立解放摇旗呐喊。她认为，女性要写作，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间房既是女性潜心创作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心灵归属的精神空间。伍尔夫呼吁女性要独立，必须杀死“家庭天使”，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动的自由。伍尔夫十分清晰地意识到，父权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已控制人类社会数千年，女权主义者若完全将男性置于敌对的立场，凭一己之力，实难从这场性别较量中胜出。因此，她提倡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创造一种全新的“双性同体”诗学理论，使男女两性摆脱二元对立，走向和谐对话。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并非局限于异性间的对立和较量，而是提倡双性间的对话和融洽。她并不主张单一性别凌驾于双性存在之上，她真正想要追求的是建立在双性和谐基础之上的对单一性别意识的超越，从而实现人之为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即真正完整的生命是两性共同的生命，只有超越单一性别的小我意识才能使人类整体的生命绽放出和谐的光芒。
她的思想启发影响了后来的无数女性主义者，为推动女性文学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西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与双性和谐思想也是女权主义者激烈争论的焦点。以美国女权主义者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為代表的学者否认“双性同体”隶属于女性主义的概念。在《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中，她首先承认“双性同体”反映了伍尔夫试图融合异性间的个性冲突，但这在本质上并非女性主义的概念，反而是伍尔夫深受男权思想影响的体现，是伍尔夫逃避现实，在曲意迎合男权的一种手段。相对而言，蕾切尔·鲍尔比（Rachel Bowlby）对这一概念的阐释较为客观，她首先提出男女双性只是概念中的两个常量，没有明显的等级秩序。她认为，“双性同体”中的叙述者是一位与世界具有一定审美差距的第三者，是一个被理想化的概念。正如托里·莫依（Toril Moi）在《性的文本与政治》（Sexual/Textual Politics）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是解构男女二元对立女性创作的一个佳境。”
在国内，伍尔夫是较早引起中国文坛注意的作家之一，其女性主义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热潮的影响下，也将目光投向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对其进行阐释和挖掘。中国学者在解读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时，大都积极倡导两性和谐共存。刘慧英指出：“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成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中，我比较赞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万莲子认为“‘双性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的文化境界，特别值得人文工作者关注，并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陈骏涛也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异和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冲突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世界是两性共同构建的。尤其是在今天，在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情况下，更需要强调双性和谐”。
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的核心内容，即“双性同体”理论作为一种珍贵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文学作品和构建新的文学理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对两性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诗学理论 三重意义
首先，伍尔夫作为将女性主义诗学全面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使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权伦理的声音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表现为男女两性互相尊重与包容，从而走向自由、平等和谐的新境界。她试图通过“双性同体”的诗学理论和诗学智慧，打破两性对立的文化语境，实现双性和谐共存的完美融合。
其次，伍尔夫作为将重建女性主体引入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第一人，将女权运动的中心指向重建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她呼吁女性的解放不能只停留在外部的社会和政治层面，而应该从内部的精神世界重建女性主体。她呼吁女性拿起笔来，积极主动地去重构属于自己的性别历史，打破数千年来沉默的黑暗大陆。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扭转长期以来的性别二元对立，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而不同的两性关系。
最后，伍尔夫作为将“双性同体”诗学理论引入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倡导男女两性同为社会发展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由此可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仅体现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也丰富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新生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一种理论和批评上的折中主义，并将性别研究置放于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广阔的跨学科多元文化背景中，旨在寻求解决当今女权运动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新途径，以期构建两性平等对话、和谐发展的新境界，也为西方后学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批评提供新的空间和维度，对建构性别文化理论体系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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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D14WX0
3）、浙江省社科联项目（2013N185）、浙江省外文学会重点项目（ZWZD2015015）“从对立到对话：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资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