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丽
摘 要：清中叶杭州女诗人陈端生的名著《再生缘》塑造了一个独特鲜明的女性形象——孟丽君。她敢于突破封建传统伦理，以“女扮男装”的身份连中三元、位列三台，行女子所不能、普通男子所不及之事，实为女中豪杰。历来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者居多，本文以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为理论背景，解读孟丽君心灵深处的矛盾与焦灼，探讨此人物形象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再生缘》 孟丽君 弗洛伊德
陈寅恪先生曾说：“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1}此言虽为盛誉但不无道理。从清中叶至今二百多年来，《再生缘》被誉为经典传颂至今，据其题材改编的影视戏曲作品不胜枚举，而女主人公孟丽君更是以其才貌绝代的非凡气质广为人知。
为何这个人物形象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从她身上我们能看到哪些规律性的东西呢？结合弗洛伊德人格动力学理论及陈端生创作初衷，我们尝试着对孟丽君心理发展过程进行一些解读。
孟丽君出身名门，不仅有闭月羞花之貌，更有博古通今、经天纬地之才。作品写道：“知得尚书兵部府，闺中有女美容颜。文章满案皆新笔，诗句盈窗有旧笺。落雁沉鱼真绝世，羞花闭月果非凡。”{2}如此才华绝代的女子吸引刘奎壁与皇甫少华竞选婚配。当风度翩翩的皇甫少华胜出时，丫鬟映雪很高兴，而孟丽君却显得异常冷静。“低呼映雪何须喜，知道他年是怎生。气走侯门刘公子，必然发怒绝朋情。王亲门第威权重，有甚胡为不可行。他若纵儿行不法，后来之事正难分。”③后来刘奎壁设计陷害皇甫与孟氏家族，又通过皇后向孟家逼婚，证实了孟丽君准确的判断力。由此可以看出，孟丽君是一个“自我”很强的人。所以她能果敢地以“女扮男装”的身份逃婚，并一步步走向人生辉煌的巅峰。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动力系统组成。“本我”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本能欲望，完全无意识地按“快乐原则”活动，具有很强的原始冲动力；而“自我”既满足人本能需求又受外界影响，按“现实原则”活动，是“本我”和“超我”矛盾的协调者。“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抑制“本我”，监督“自我”，按“至善原则”活动。他指出：“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是下决心去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④的确，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但人格动力系统能量是恒定的，这就意味着若是一个人“自我”很强，“本我”和“超我”就会软弱；反之亦然。孟丽君就是一个“自我”很强的人，她试图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寻求平衡，在男权社会中寻找一个这样的“自我”—— 一个既能满足本能需求又符合道德原则的“自我”，一个不违背本心生存于世的理想的“自我”，这也是她作为一个独立“人”的意识觉醒之后对“自我”的放逐与追寻。
如果说起初的抗婚出逃是传统伦理观念中的“保全贞节”所驱，那么当她女扮男装连中三元之后，不仅为两家平冤昭雪，而且位列三台，就不再是“保全贞节”的问题了。这时的孟丽君已然不是当年出逃的孟丽君，她小心翼翼地掩护着自己“男子”的身份，不肯再回归女儿身。“为什么，弃却金貂和玉带？为什么，换将翠髻与红裙？别人识破无可奈，自己如何反说明？”⑤此时孟丽君的“自我”在男性性别的掩护下取得了无比宽松的发挥空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即使在皇甫少华识破她时，她也当庭反驳，竭力掩护自己的“男性”身份。
为什么孟丽君的性格有如此大的发展呢？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以追求快乐为目的，“自我”以追求现实为目的，“超我”则以实现“理想自我”为目的。“自我”作为人格的中间层，不仅要寻求满足“本我”的事物，而且还要考虑到这种满足不能违背“超我”的价值观。所以他指出，“自我”要服侍于三个主人，“它的三位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⑥。由此看来，“自我”既要满足“本我”的欲求，又要符合“超我”的道德原则，的确是很难扮演的一个角色。对于“自我”软弱的人来讲，焦虑或人格分裂就有可能发生；但对于“自我”强大的人而言，他不仅可以在符合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满足“本我”需要，还可以满足“自我”本身的需要——作为“自我”的协调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作为“自我”的价值在现实中得到体现与认可。孟丽君通过女扮男装的形式在符合“超我”要求的前提下满足“本我”权力欲望的渴求，同时展现出其“自我”惊人的协调能力及优越的干才，成功地实现了她的理想，其胜利成果之一便是以状元的身份身居宰相要职，实现其经世治國之理想。许多研究者盛赞孟丽君的惊世骇俗之举，如有论者指出，“《再生缘》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没有停留于‘中状元、喜团圆的旧模式，而把孟丽君独立地推上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孟丽君的独立之路已经走得非常遥远。她以女儿躯实践了封建男性的终极追求：拜宰相、立朝纲、平天下。她已经完全认同于这种角色，并内化为自我意识，时时处处享受着由它所带来的自由和荣华。”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孟丽君坚守其男性身份就是因为其对男性自由与地位荣华的迷恋；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孟丽君所坚守的“男性”身份承载的除了“本我”的权力欲望、“超我”的道德化要求，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在现实中将“本我”欲望与“超我”要求得以协调并实现的“自我”。
弗洛伊德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其中操纵人格结构运转和作用的能叫心理能。人格获得的能量是一定的，一个人有坚强的自我，就意味着本我和超我势必虚弱。人格的动力状态是由能量在整个人格中的不同分布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行为则取决于其所具有的动力状态。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超我控制，他的行为就很有道德；如果大部分的能量被自我支配，他的行为就显得很实际；如果能量还停留在本我，他的行为就具有冲动性”⑧。孟丽君在放逐“自我”以后发现了“自我”的真正价值，尤其升任宰相以后，她收获了一个无比强大的“自我”。在此过程中，她不断认识“自我”、张扬“自我”、肯定“自我”，也不断追寻“自我”、坚守“自我”。此时，她的大部分能力被“自我”所支配，于是就显出很实际的行为来，这就不难解释她惊世骇俗的言行举止了。因此，她的“自我”实现需求已然压抑了“本我”天然欲求与“超我”道德要求，她的那个“自我”不仅可以游刃有余地协调“本我”与“超我”的需求，而且显示出其对“本我”与“超我”强大的管控力，她对男权社会一切的反叛动力即来自于此，也满足于此。
陈寅恪先生说：“《再生缘》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⑨既然孟丽君是陈端生的写真，那么陈端生其人如何呢？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陈端生自幼聪慧，工于吟咏。其祖父虽名重当世，但其父辈均才资平庸，其弟年幼亦未有明显天分。“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职此之故，端生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一骄傲自尊之观念。此观念为他人所不能堪，在端生亦未尝不自觉，然故不屑顾及者也。”⑩作为一个“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女子，陈端生不满于束缚女性发挥才华、张扬个性的传统社会，在胸中自有一股不平之气与傲骄之感。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由于天生才华卓越，她的“本我”便产生一种突破现实社会束缚、发挥才干的欲望，而“超我”又要求她符合传统伦理道德要求，这就促使她的“自我”在二者之间协调，使得现实中得不到释放的“本我”欲望在作品中表达出来。所以，陈端生平日所思所想也即是孟丽君所思所想了。以陈端生骄人的才干，她在作品中为“自我”提供了一个协调“本我”与“超我”的妙计——女扮男装，并精心安排故事情节，一连串的巧合为孟丽君大开绿灯，实现其作为一个女子的治国理想。由此可见，孟丽君对“自我”的放逐与追寻正是陈端生在想象中对“自我”放逐的一个大胆尝试。然而，陈端生在尝试的时候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尝试”的结局必然是带有悲剧性的。
有论者指出：“在端生的文本里，孟丽君所言所行皆为男，而所思所想却俱是女，这两种情境却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也即是说，软弱的女性内质与其所扮演的男性角色总处在紧张的撕扯当中，由于性别换装所带来的身份不纯粹使得孟丽君/郦君玉这两者实质上只能轮番缺席。可见，孟丽君注定是个分裂的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她在不停地自我质疑、自我否定，同时又在自矜与自卑之间苦苦挣扎，而女性通过换装来成为一个完整主体的欲望注定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11}此言道出了孟丽君心里的真实情形。就是在最热烈地肯定自己的言行时，她也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我错了？这种内心的焦灼与矛盾正是其悲剧性之体现。孟丽君作为一个女性，试图通过“自我”协调能力在男权社会实现“本我”权力欲望与“超我”道德要求之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彰显“自我”之社会价值，其精神勇气令人叹服，其结局之悲剧性却是在所难免。
作为一个有三层人格的人，她不仅要满足“本我”欲求、“超我”道德要求，还要满足“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三种需求不可能同时实现，这就注定了孟丽君只能满足她有限的一部分需要（即实现“自我”社會价值的需要），其他需要不仅得不到满足，而且压抑了她“本我”对情欲的需求及“超我”对人伦的遵守，也就压抑了作为一个天然人真实的“自我”，这就注定了她真正“自我”的迷失。孟丽君最后被逼到吐血昏迷的地步，也昭示着她对“自我”追寻的失败，这是作家陈端生不愿承认的，所以她就此搁笔。由此看来，表面上孟丽君悲剧的原因在于她以一己之力对男权社会反叛的失败，是个人与社会矛盾所致；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孟丽君之悲剧在于她在放逐“自我”、满足“自我”之后，已经无法再回归那个“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平衡统一的状态。而当她的男性身份被揭穿，“自我”无法再协调“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且不能继续被满足又不愿回到未觉醒前的“自我”，那么这个觉醒了的“自我”便无处安放，吐血昏迷也昭示着孟丽君内心真实“自我”放逐之后的迷失。
综上所述，以弗洛伊德人格动力学理论为视角探究孟丽君内心矛盾纠结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形象背后所承载的作为个体的“人”心理上三重人格之矛盾、斗争的过程。据此可知，孟丽君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成为经典，不仅因其具有女性自主意识，更具有对封建社会觉醒了的“人”之独特心理特征展示之价值。
①⑨⑩ 陈寅恪：《论再生缘》，《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8页，第65页，第64页。
②③⑤ 〔清〕陈端生著，赵景深主编，刘崇义编校：《再生缘》，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8页，第22页，第481页。
④⑥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5页，第286页。
⑦ 蒋悦飞：《超时代的女性意识和权力困惑——〈再生缘〉在现代视角下的人文价值》，《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2期，第53页。
⑧ 倪海：《论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及其贡献》，《理论月刊》2002年第10期，第23—24页。
{11} 赵咏冰：《戴着脚镣的生命之舞——从〈再生缘〉看传统中国女性写作的困境》，《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第244—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