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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柯小说《少女萨吾尔登》的三层意蕴

红柯小说《少女萨吾尔登》的三层意蕴

张旭

摘 要:红柯早期小说呈现出诗意、神性的特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但也存在对现实生活复杂性和伤痛的遮蔽。红柯近年来的创作发生着一些转变,最明显的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复杂与伤痛的直视,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就是红柯小说创作转变的一个例证。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少女萨吾尔登》,在表层上是一曲流浪者之歌,写周氏叔侄作为故乡的异乡人的伤痛经历,第二层意蕴则是潜藏了一种文化反思,最深层的则是追寻一种精神的家园。

关键词:红柯 萨吾尔登 文化反思 精神家园

红柯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那些与新疆有关的诗性小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红柯生于陕西,长于陕西,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远赴新疆,在新疆工作生活十年后才重返回内地。20世纪90年代,红柯凭借充满诗性的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红柯在小说中用诗性和想象力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在想象与神话的文字中他展开飞翔的翅膀。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避的真实性的枷锁。”①红柯早期充满诗意的小说迸发着无限的生命力,但也存在着对现实生活复杂与痛苦的遮蔽。然而,红柯是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作家。从小说《乌尔禾》开始,红柯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对现实生活的刻画,创作重心也逐渐由新疆转向陕西,而非之前小说中执着于对异域神话书写。到了小说《少女萨吾尔登》,这种转变更为明显了,《少女萨吾尔登》中不但直视现实生活的复杂与伤痛,还呈现出一种文化的反思,在小说中红柯力图建构一个精神家园来抚慰故乡的异乡人。

一、流浪者之歌:两代人艰难的还乡之旅

小说《少女萨吾尔登》围绕两代人的生存境遇展开:叔叔周志杰少小离家,远赴新疆求学,大学毕业几年后重回陕西老家,因为不擅长人情世故,使得他众叛亲离,在故乡却无法立足。侄子周健,是周氏家族除叔叔外的第二个大学生,毕业后却四处打工,居无定所,在叔叔婶婶的帮助下重返故乡谋得稳定工作并找到了漂亮女友,但是他也面临着无法在故乡扎根的困境。故乡,这个蕴含温暖和归宿的词,在周氏叔侄身上存在着分裂与对抗,现实生活的故鄉和精神的故乡不是融为一体的,现实的故乡给他们带来了伤痛,魂牵梦萦的故乡却没能成为他们的精神宿地。

还乡,在小说中有两层意蕴,一是返回现实生活的故乡,二是皈依心灵的故乡。显然,小说中红柯更重视第二层含义,《少女萨吾尔登》中红柯借助叙事者“我”之口点明:“现实生活中的家园故乡都是过眼烟云,人的精神故乡精神家园才是永恒的有意义的。”②周志杰和周健都是结束一种漂泊状态,从异乡返回故乡,他们以流浪者的身份在故乡继续游荡,无法真正扎根故乡,成了故乡的异乡人。叔叔周志杰初中毕业就去了新疆求学,身上故乡陕西的烙印渐渐被开放包容的新疆文化所抹去,他崇尚正直、勇敢,他和妻子一起嘲笑那些没有真本事只会阿谀奉承的人为“被窝猫”,他像一个真正的新疆人一样热情,可以很快和陌生人打成一片。他从新疆返回故乡,实现了现实意义上的还乡,但在精神上他却是一个流浪者,独特的新疆经历让他无法融入故乡的文化氛围中。周志杰虽然是陕西人,但他的骨子里已经是个新疆人了,他不认可故乡这种“大被窝”的文化,他向往的是天山上的雄鹰一样的飞翔。文化的冲突导致他在返乡后不久妻子与其离婚,老家人刻意作弄,单位上不被重视,在故乡他被孤立了,成了故乡的异乡人,他精神上的还乡失败了。

和抵抗“大被窝”文化的叔叔不同,侄子周健与女友张海燕则是尽力融入“大被窝”,他们用家乡的小吃去拉拢乡党,去给乡党刘军的娘祝寿,这种笼络人心的行为其实是心理安全感的缺失。周健作为一个农村娃,在叔叔的支持下顺利大学毕业,然而,因为毕业后不包分配工作,周健一直没有安定下来,作为一个机电专业的本科生,却要像没有读过书的农民工一样到处打零工为生。过春节,周健甚至不敢白天回家,因为怕遇见村里人被人家笑话。后来,在叔叔的帮助下,周健才实现了现实意义上的还乡,回到家乡一个建材公司工作。稳定的工作,弥补了一点周健长期以来的安全感缺失,他鼓起勇气向张海燕求爱,并成功了。他获得了生活的一点甜头,他想要在这座城市扎根下来。他和女友到处拼命地维人(拉拢人),建立属于自己的人际圈子,即“大被窝”。周健也只是完成了现实意义上的还乡,小说开始有一个伏笔,周健回到故乡,成了一名修理工,每天和各种问题搅拌机打交道,工作的性质要求周健每天都要钻到搅拌机里进行检修,在一次工伤事故的新闻报道中,搅拌机巨大的叶片,成了周健心里的一个阴影,这个伏笔在小说后部时隐时现,最后爆发酿成灾难。周健害怕搅拌机对其身体的伤害,其实是他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他回到故乡,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漂亮的女友,一切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他出生农村,女友在城市长大,两者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阶级的差异,他无法给女友一个稳定的未来。他担心自己的身体受伤,因为身体是他唯一的资本,他认为自己一旦身体出现意外,工作、女友就会像泡沫一样散去。小说在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周健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的腿因为工友失误被搅拌机致残。这场意外成了一个转折,周健差点失去工作,原来满口仁义道德的工作单位也试图利用周健宣传自己。周健的还乡只是现实意义上的,在还乡后,他并没有获得预先设想中的还乡所带来的安定感,而是陷入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理安全感缺失中。

二、潜在的反思:传统家族文化之痛

红柯出生的周原大地,历史可以追溯至商周,从“凤鸣岐山”到宋代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乡,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生于斯长于斯的红柯倍感自豪,在小说《百鸟朝凤》、散文集《敬畏苍天》中,他不止一次流露出赞赏之情。由于红柯独特的人生经历,他写新疆的方式有别于新疆土生土长的作家,同样,他重新回到故乡陕西,对故乡陕西的描写也和陕西本土作家有着很大差别,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看欣赏或审视新疆与陕西。红柯对于故乡文化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他既为故乡丰富悠久的文化而自豪,同时又对故乡文化的糟粕感到痛心。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中潜藏着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周氏叔侄的艰难还乡,就是为了反映传统家族文化对个体生命造成的伤痛。

周氏叔侄的故乡被设定为渭北市,位于历史文化悠久周原大地的渭北市,传承了周原大地文化的精髓和糟粕。故乡的文化从根本上来看,是一种家族文化,一个个家族以血缘为凝聚点,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家族利益集团,在家族中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挟持。家族势力形成各种“被窝猫”和“大被窝”,家族文化最典型地体现在小说中对刘家八婆的塑造。八婆的子女分两类,一类在城里工作非富即贵,一类在农村,城里的子女对农村的子女不断帮助提携,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大被窝”。“大被窝”在乡村体现为血缘和氏族的联结,在城市则成为另一种形态,即以利益为凝结点,互相交换资源的利益集团。城里的“大被窝”其实也是农村家族传统文化的延伸。在小说中,周志杰所在的科研单位有几个“被窝猫”,也就是不学无术靠各种剽窃他人成果而步步高升的人,这几个“被窝猫”互相勾结,不断压缩有科研学术能力的周志杰的生存空间。农村和城市“被窝猫”的合围,促使周志杰成为故乡的异乡人。

“大被窝”的家族文化是以血缘为纽带,血缘之外的人很难融入家族温暖的“大被窝”,具有鲜明的排外倾向。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家族的壮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会对个体生命的发展造成阻碍,在家族内部,家族成员为了争夺有限的生长资源,兄弟间相互捅刀子,表面还要一团和气。小说以周氏叔侄的艰难还乡作为主线,穿插了许多副线来反思传统文化糟粕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小说中花了几页重点描述王长安,王长安是周志杰的前妻田晓蕾的现任丈夫,田晓蕾在离婚后与西安某高校副教授王长安喜结连理。王长安一家在“文革”期间遭受巨大磨难,难能可贵的是一家人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然而,也正是这种固若金汤的家庭关系导致王长安与前妻离婚,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的家庭城堡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外人很难真正融入,前妻之所以与王长安离婚就是无法忍受那种无法融入的割裂感。家族文化的排外性还体现在周健发生意外后在医院疗养期间。周健住的病房有四个人,除周健外都是中老年人,烟厂退休职工,退休老教师,某干部。病房里的家人每天都会给病人送饭,从送饭中也暗含着家族文化对个人的伤害,表现最明显的是烟厂的退休老职工。老职工的女儿偶尔来送饭,菜饭都是打折的便宜货,儿媳妇每天都来送饭,都是好肉好菜,老职工却觉得女儿更有孝心,而儿媳妇不管做多少都是天经地义,不应该表扬,而应该打压。老职工的做法折射出传统家族文化中严重的排外心理,这种心理拒绝血缘关系之外的人融入家庭。

“大被窝”的家族文化是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此外,“大被窩”虽然在表面上表现出一团和气,也难掩“和为贵”背后的窝里横和狭隘自私的丑态。小说中周健的乡党刘军将这种窝里横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军在家里排行老五,是家中的幼子,和四哥为了争夺对母亲的赡养权,明争暗抢用尽手段,然而对母亲的赡养是出自感恩吗?显然不是,主动赡养母亲,这意味着可以从母亲在城里工作的子女那里获得更多的金钱及其他资源,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红柯用“大被窝”称呼这种蝇营狗苟的利益集团,并表现出不屑。以和为贵,表面上大家和和气气,私底下却是各怀鬼胎。周健农村老家有一个亲戚,之前做生意发了迹,村里人众星捧月,后来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村里人表面不说什么,但在私底下是各种嘲讽。周健的蒙古族婶婶金花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中的糟粕,而周健的奶奶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文化心理的本质:大家都希望你死不了活不旺。一团和气的家族背后其实潜藏着许多不见光的狭隘自私,为了维护大家庭表面上的和气与风光,家族必须要牺牲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周志杰因为没有帮上外甥的忙,被姐姐一家恶作剧,逼迫其吃馊掉的臊子面,周志杰为了维护家族的面子,不敢声张,只得默默忍受。周氏叔侄的村子里,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被卖到黑工厂,被解救出来后,黑工厂被迫整改,孩子却被逼迫不敢再声张自己的痛苦。个体生命的尊严,被和为贵的家族文化践踏到尘埃里,个人不管吃多大亏、受多大委屈也不敢声张,和为贵的家族文化犹如一把无形的刀,杀了人还要受害者放弃呻吟的权利。

三、通往精神家园的桥梁:《萨吾尔登》与母亲

红柯意识到传统家族文化中存在着对个体生命践踏的情况,他积极寻求一种通往精神家园的方式,《萨吾尔登》就是其中一种方式。《萨吾尔登》是新疆卫拉特蒙古族的一种舞蹈,以其自由发挥的舞蹈形式表现出一种辽阔开放的胸怀,舞蹈体现了天地宇宙万物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的和谐相处。舞蹈《萨吾尔登》贯穿整部小说,金花用《萨吾尔登》给周志杰疗伤,张海燕用《萨吾尔登》给周健注入新的生命力。《萨吾尔登》代表一种辽阔开放的文化,和周原大地传统文化中狭隘自私的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周志杰在返回故乡后,在农村老家被姐姐一家戏弄,在工作单位被冷落,相爱多年的妻子田晓蕾弃他而去投入他人怀抱,周志杰的人生一下子掉到了谷底。北师大的金花是过去实习时周志杰的学生,她听闻周志杰的遭遇,刚毕业就直奔渭北市,用《萨吾尔登》帮助周志杰重新振作。《萨吾尔登》可以看作是一块他山之玉,红柯选择《萨吾尔登》正是由于这个舞蹈所蕴含的蒙古族开放豁达的精神。红柯尝试用异域文化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促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舞蹈《萨吾尔登》得以产生作用,离不开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尤其是母亲的形象。小说中多次描写对母亲的赞扬,“回故乡之路就是看望母亲之路,寻找母亲之路”,“一个在异乡混的不如意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即使回到故乡也只能看到自己的亲娘”③。金花在嫁给周志杰之后,成了继母,金花用十二支《萨吾尔登》使得继女周晶晶从心底认同了她作为母亲的身份。十二支《萨吾尔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容、开放、安心……一点点从舞蹈中传递出来。金花作为一个蒙古族母亲,她宽广的心胸不仅使继女认可了她,她也包容丈夫的前妻,并和田晓蕾王长安夫妇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周健的女朋友,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关怀照顾着周健,最初试图帮助他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网,拉拢乡党,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大被窝”。后来在周健发生意外瘸了一条腿的情况下依然不离不弃,并在怀了周健的孩子后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去说服父母同意自己与周健的婚事。无论是金花还是张海燕,她们既是女人,又是母亲,她们身上闪耀着女性/母性的光辉。在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中红柯选择了异域文化《萨吾尔登》和母亲作为通往精神家园的桥梁。

红柯最早以充满诗意、神话色彩的边疆小说而闻名,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红柯的小说更注重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建设。《少女萨吾尔登》可以看作是一种尝试,认真面对现实生活的复杂与伤痛,通过异域文化来通往精神家园。现实的故乡是充满伤痛的,唯有精神故乡才是永恒的。

①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② 红柯:《少女萨吾尔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页。

③ 红柯:《少女萨吾尔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124页。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红柯.少女萨吾尔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3]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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