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
摘 要：《史记》语言具有杂合特征。华兹生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语言风格朴实无华，与汉朝同时代华丽的赋文体语言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爱奇”的倾向让《史记》带上了浓厚的文学特征。《史记》语言并非是冰冷和无感情的，其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带上了司马迁鲜明的个性和个人情感。
关键词：华兹生 汉学 《史记》 语言风格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将《史记》的语言风格诠释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能忠实地直书史实，记述的历史事件翔实准确，不虚构统治者的善事，也不隐瞒统治者的恶行，是值得信赖的历史记录。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记》研究学者和翻译家，他对《史记》的语言风格有其独到的见解。华兹生认为早期中国历史编撰有个传统，就是史学家在撰写当代历史时，会从之前的经典中选取可信的史料和语词混合于自己的创作中，这些异质的语词与史学家个人语言杂合后形成一种在风格和文法上统一的语言。《尚书》和《左传》的创作无不如此。司马迁创作《史记》时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他的后继者班固同样是在吸收司马迁语言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了创作《汉书》的清晰语言风格。司马光则是将自己写史的语言与司马迁、班固的语言杂合后创作出《资治通鉴》。所以，杂合已成为早期中国史學典籍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史记》的语言是剪下的锦缎织成的布衣，其重要语言特征是杂合。《史记》语言杂合了儒家经典和早期中国哲学著作中的语言。司马迁从过去所有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创作《史记》时参考了《尚书》《左传》和《论语》等中国早期经典，在叙事时从这些经典中选取了重要可靠的史料和逸闻趣事。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通过以下策略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
首先，他用普通词替换古词。华兹生指出司马迁在从早期经典选材时并非一味地逐字逐句、原封不动地引用这些经典著作中深奥难懂的词语，必要时还对其进行改述，常将那些含义模糊的古词用通俗易懂的普通词替换。司马迁在引用早期经典时是对这些引文进行语词转化的，用他所生活的汉朝社会的普通语言来重新书写他在早期经典引文中获取的史料信息。
其次，他加入一些无史料考证的叙述事件和细节描写信息，有时仅加入一个短语或简单句。这些添加的信息要么出自司马迁熟悉的人物亲自对他所说的故事，要么出自他个人的想象。华兹生指出《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记载了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冯王孙对其讲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史料中并没有任何记录。《张仪列传》记录了张仪到秦国，假装没有抓住绳子从马车上摔下来，三个月未上朝。华兹生认为对此事的记录司马迁唯一可找到的可靠史料是《战国策》，而《战国策》中只有张仪到秦国，说他生病不能上朝的记录。司马迁从哪里得到这样详细的描述，这些描述是否出自有史可考或现已遗失的历史文献或是来自民间故事，我们已不得而知。
华兹生认为《史记》语言风格朴实无华。司马迁在文学修辞上很少使用排比、比喻和象征，这与同时代的汉朝文人喜爱华丽的赋文体形成强烈对比。贾谊、司马相如文辞华丽，他们的文章中喜用历史典故和比喻，为获得修辞上的效果，有时还会列出一长串的树木、动物和建筑的名称。这些华丽文体在华兹生看来只起到劝诱、教育或让人目眩的作用，不能达到对读者讲故事的目的。华兹生认为司马迁不使用华丽的言语并不意味着他写不出这样的语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体现出他完全有能力写华丽文体。司马迁之所以弃华丽文体不用是因为这类文体过度强调文学效果，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行文的清晰度和语意，所以并不适用于写史。华兹生还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像《淮南子》喜用大量令人生厌的文学修辞，司马迁少用修辞使得《史记》语言更有力量和效果。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指出司马迁《史记》的语言风格与他同时代熟知的文章风格迥异，是个新的创造。司马迁希望通过一种自由的对话语气与同时代诗学语境下的读者交流。他在《史记》中使用的语言就像他所说的话那样易懂。正因如此，华兹生认为在翻译《史记》时也应使用译者所处译入语语境诗学下通晓明畅的质朴语言。
华兹生认为司马迁有“爱奇”的倾向。司马迁对过去史料进行整理时，吸引他的不是枯燥乏味的史料记录，而是那些生动感人的历史人物故事。司马迁虽然是史学家，但却像小说家一样喜爱好故事，这种偏爱让他对可靠性存疑的事件进行重新叙述。《史记》中记载了不少奇异的传说。《高祖本纪》写刘邦是刘媪遇龙而孕，颇具传奇色彩。该篇还记载了刘邦醉斩白蛇的神奇故事。《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死时有冤鬼索命的片段。《郦生陆贾列传》描写刘邦在洗脚时接见郦生的场景。郦生出身卑微却傲视一切，面对气量狭小之人他视而不见，对刘邦却主动自我推荐。刘邦傲慢地拿下郦生的帽子往里撒尿时，郦生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在听了郦生狂言后，刘邦变傲为恭。刘邦与郦生的见面可谓奇人见奇人，既针锋相对，又倾心交谈。司马迁对郦生、刘邦的描述可谓人奇、事奇和文奇。华兹生对司马迁记录的这些奇闻奇事颇感兴趣，他认为这是《史记》中最具文学性的篇章，也是他在翻译中想竭力向西方读者传达的内容。
华兹生认为《史记》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司马迁语言中闪现出的鲜明个性和个人感情。法国汉学家沙畹曾将《史记》语言的叙事风格特征定义为冰冷和非个性化。沙畹认为汉朝传统的叙事风格特征是朴实、简明、冰冷和无感情。沙畹指出司马迁在表达观点时带有的感情和个人特征并非源于自己，而是直接从早期的史料中抄过来的。对此，华兹生并不赞同。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主体叙事部分很少融入自己的情感，而是将这些情感放在《史记》每个篇章的开头和结尾。华兹生指出《史记》五体中“书”和“列传”的部分篇章，如《封禅书》《河渠书》《李将军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和《游侠列传》，其语言风格是质朴和无感情的。但很难设想关于这些主题的所有“书”和“列传”会因司马迁要引用它们而存在。华兹生进而指出任何当代的史学家都会有两种风格，其一是用直笔叙述历史，其二是在对历史事实叙事时带有个人的观点和感情。华兹生把司马迁归为具备这两种写史风格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保持了直笔叙事和个人情感的分离度，这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传统原则，而在西方历史写作中这样的分离度却是不为人知的。华兹生指出司马迁在主体叙事部分想要传达情感时会使用他自己的语言，偶尔他会在叙事的结尾带上几句个人评论以总结对这一主题的个人看法。司马迁的大多数评论以“太史公曰”开场，华兹生认为这是极具个性和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从《史记》每个篇章结尾部分司马迁惯用的语词上看，华兹生认为司马迁算不上典型的中国史学家。因为只要比较一下《史记》和《汉书》，读者便不难发现班固在写《汉书》时从不使用第一人称，也不列出曾去过的地方或遇到的后辈或同僚，历史对他来说是不带个人情感的科学史料。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冰冷。而正是班固这种非个人的撰史风格为历代史学家所遵循。读者只需翻看几页《史记》和《汉书》便不难发现前部著作是多么引人入胜和极具文学效果，而后一部则是客观史料的陈述。
华兹生认为《史记》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写成的带有司马迁鲜明个性和强烈感情的文学杰作，这是其语言风格的最重要特征。他与沙畹对《史记》的不同感受必将导致其英译本与沙畹法译本在翻译风格上的迥异。华兹生不同意沙畹将司马迁《史记》的语言风格看作是冰冷的和非个性的，他在英译文中努力传达司马迁的个性和感情，叹司马迁之所叹，悲司马迁之所悲，惜司马迁之所惜。
参考文献：
[1]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174-182.
[2] Burton Watson， The Shih Chi and I [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 1995（17）： 199-206.
[3] 安平秋，安乐哲主编.北美汉学家辞典[D].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